列女书写、妇德规训与地域秩序——以明清乐清县志为中心的考察

不同版本的明清县志《列女传》,在传记内容和叙事策略上存在着隐晦的差异。这些差异往往呈现出士绅的妇德塑造脉络,以及不同时期士绅妇德内涵的演化轨迹。结合时代环境的变化分析士绅的妇德规训意图,可以得出三点结论:第一,清中叶以后妇德内涵建构呈现了多样化的趋势。由明代较为单一的"贞烈"导向,增加了以欧阳修母亲式的以"荻训"为特征的贤母规范,到清末士绅又表达了列女书写包含"才女"的意向。因此,有必要重新检讨学界的这个一般性认识:明以后妇德内涵朝着"贞烈"的单一导向而趋于"窄化"。第二,士绅的妇德建构因应特定的时代问题,清中叶以来妇德建构的两方面内容:倡导贤母和批判佛道信仰、私育异姓,均非作者书斋臆想的产物。第三,士绅妇德规训牵涉到极为实在的物质层面问题。列女书写具有维护地域的社会秩序、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三个方面的意涵。近百年来节烈观念批判者的攻击火力主要集中在道德规范层面,而没有探究妇德规训背后坚硬广阔的底座。因此,新文化运动健将无法解释古人普遍肯定妇女节烈实践的事实。研究妇德观念的建构过程有助于深化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

“公”与“私”的悖论——中国人“自私”行为的历史溯源

中国人的“自私”行为和“公德”缺乏 ,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现象 ,它的“不道德”获得了一种“道德信念”的强烈支持。回溯历史可以发现 ,这个道德信念的制度背景和基础都带有明显的“公”的性质 :中国农业产权的显著特征是“公” ;中国社会分配的调节制度是“公” ;中国文化的基本观念是“公”。在这个“公”与“私”的悖论之后 ,其逻辑转换的关键点是个体权利的极端缺乏。作为历史长期演化的产物 ,“私心”虽然不应该受到过多的道德谴责 ,但却十分不利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和社会文明的进步。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 ,就必须扩大个体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 ;收入的调节问题则应该通过建立和完善现代社会化保障制度来解决。在此基础上 ,弱化“分配正义” ,发展出承认个体交易选择的“交换正义” 。

大传统、小传统与温州经济的崛起——澄清永嘉之学与“温州模式”之纠缠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在破译温州模式的“文化基因”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流传甚广的解释图式:“永嘉之学——注重功利——经济发展”。本文对“永嘉之学”进行历史溯源,以澄清其与“温州模式”的纠缠;用文化人类学方法掘发文化“小传统”与乡民从事经济活动的关系,推断民间信仰是产生“温州模式”的关键文化因素。

移风易俗与地方秩序--从《出山草谱》透视循吏汤肇熙的治理理念和实践

光绪朝平阳县令汤肇熙之《出山草谱》,全面地反映了基层地方官的治理理念和实践,并透露了极为丰富的社会变迁信息。在地域整合的意义上,现代因素渗入之前,儒学意识形态已经失灵。商业的发展使得"士"在地方社会中失去了重心的地位,作为儒学"肉身"的士人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弱,已无法发挥教化"愚民"的职能。在社会组织方面,宗族内部联系纽带松弛,原先承担的一些社会功能被其他社会组织所替代,从而丧失了其在地方社会中的"独尊"地位。与此同时,地域社会出现了高度组织化倾向,地方社会各群体间展开剧烈的利益争夺和权力角逐。地方秩序的维持须借助县令的力量,地方官作为国家的象征符号,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统合力。

宋代东南山区的农业开发——以温州为例

本文把温州作为一个内部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加以考察，以作为东南山区农业开发类型研究的个案。论文通过对人口增长、行政区设置和水利兴修等因素的考察，以及对粮食产量、人地矛盾、雇佣关系和农产量的商品化程度等方面的分析，认定在南宋温州东部的农业开发已经完成，西部开发也已臻成熟，并着眼于开发动力源的变化和人口运动，在一般的意义上揭示了山区农业开发的阶段性及其特征。

晚清教会势力的楔入与地方权力格局的演化——以温州社会为例

本文通过发生在晚清温州的几个教案,分析当地民众、地方政府和士绅对于西教传入的态度、应对策略,西教传入对官、绅、民在温州社会地位的影响,以及当一个新的政治平衡出现时温州社会权力格局的特点。透过近代西方教会对温州地方权力格局演化的影响,为研究近代中国地方权力结构的变迁提供个案诠释。

试论王国维的“境界说”

试论王国维的“境界说”李世众２０世纪是中国传统文化因遭受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体系全面冲击而陷于总体危机的艰难世纪。目下，在这个世纪转换的节点上，徘徊踟蹰于因多元文化冲突而形成的文化困境中的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开始了对纵横激荡的百年学术史的梳理回顾。不知...

19世纪中叶“儒枭”集团的崛起与地方权力角逐--以浙江乐清的瞿振汉起义为例

19世纪初以来,银贵钱贱的现象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影响,各阶层收入减少,政府亏空严重。至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为克服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清廷大规模出卖科举功名。浙江省温州府乐清县由此出现了一个数量庞大的异途出身的生员群体。这个被指斥为“儒枭”的群体挑战了正途出身的地域政治集团,对正途士绅掌控的地方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构成了现实的威胁。瞿振汉起义实为两个地域政治集团之间的仇恨不断加深的结果。

忠义文化的地方化渠道——以温州孤屿文天祥祠的历史记忆建构为中心

文天祥与温州的关系极为微弱。由于相当偶然的人为因素,温州孤屿突兀地出现了一个文天祥祠。这个建筑犹如一个神奇的“文化魔盒”,甫一创建,立即发生了围绕文天祥和忠义精神而展开的密集言说。这种主要由诗文建构而成的历史记忆在明清易代之际深刻地影响了温州地方士人的道德实践。这充分证明文天祥祠这个“记忆装置”正是国家忠义文化地方化的一条有效渠道。

晚清趋新士人刘绍宽的文化资本、关系网络与社会权力

本文以《厚庄日记》手稿本为核心资料，观察平阳士绅刘绍宽积累文化资本、编织关系网络．进而获取社会权力的过程，发现文化资本与关系网络呈现着交互作用、互相加强的状态。文化资本的累积有助于关系网络的延伸，关系网络的延伸反过来也有助于文化空间的拓展。由于“国”与“身”的分裂，新旧两种文化资本在趋新士人身上构成紧张关系。

19世纪中叶士绅阶层的分裂——以温州社会为考察中心

19世纪中叶以后 ,地方军事化趋势加强 ,上层士绅权力迅速膨胀 ,下层士绅却被急剧边缘化 ,从而导致了地方权力格局的失衡 ,两者无可挽回地走向了分裂 ,这就使得士绅与各种地方势力的关系更趋复杂。我们在探讨包括国家与社会关系在内的所有涉及士绅的问题时 。

清中叶的宗族、政府与地方治理——透视温州粮食危机引发的骚乱及其消弭

本文采用“过程-事件分析”策略,对清中叶温州因粮食危机引发的骚乱进行了透视,发现:政府“地主政权”的角色扮演加剧了危机的严重性;宗族组织不是由于其慈善功能,而是由于其本身具有的生存理性和安全理性起到了社会“减震器”的作用,从而恢复了社会秩序。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宗族在今天的社会治理中所具有的地方政治意义。

穿梭于红尘佛国:清初地方合作者的道德困境及其解脱——以李象坤之《匊庵集选》为中心

明清易代之际，面对清军的强势入侵，地方士绅有殉难者，有清洁白守的遗民，更多的是主动或被动的新朝合作者。但具有普世超越特质的纲常伦理对合作者构成沉重的道德压力，出现了人的生存空间被自己尊奉的道德价值所压缩乃至干毁灭的奇观。挣扎于道德夹板中的地方士人为重整荒芜衰败的人生，艰难建构自身的生存理由，以多面的价值认同纾解心理重压，呈现了那个时代士人精神史和心态史中之重要一幕。理学家建构纲常伦理的初心是“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但在易代之际复杂的政治现实中，纲常伦理的实践者并不能导致“太平”，而合作反而似乎更能够提供百姓急需的秩序，于是夷夏之辨、贞节观念的伦理价值变得模糊不堪。

清末士绅与地方政治——以孙诒让兴学活动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通过对清末学务场域的考察,发现地方社会中的废科兴学活动是一场权力角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上层士绅的权力体现了强劲的扩张态势。处境困窘的地方官联合生计被夺的下层士绅进行了猛烈的反击。研究表明:在清末,地方官失去了在地方社会的占绝对优势的支配地位;将士绅想象为具有共同价值观、共同利益和共同的文化生活,因而一味地采用整体化研究方式,不足取,“上层士绅保守下层士绅激进,”这个流行的说法站不住脚。

论题:中国传统社会产权问题辨析

“中国历史通论”课程是应华东师大历史学系“211工程”硕士通识课程建设项目的需要而创置的,兹后列入上海市教委“研究生课程建设”重点项目,获得高等教育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本课程在全国高校历史专业研究生教学中,作为公共必修的通识课程建设,具有创新和开拓的意义。自编教材《中国历史通论》亦具原创性。在课程教学方法方面,主讲教师把主要精力放在提供与各专题讨论相关的史学发展动态、学术争论焦点以及有讨论空间的学术素材上,鼓励研究生在融会贯通、深入思考的基础上,敢于独立发表意见,不依傍门户,不拘守成见。本次课堂讨论,是在前几届硕士生讨论的基础上,深入就若干问题再作进一步的探索。整个讨论是开放性的,师生双方仍然不得不带着许多疑惑继续前行。

浙江畲族文书与区域社会史研究

畲族文书包括畲民制作、保存的契约、账簿、税单、执照、证件、日用杂字、谱牒、科仪书、唱词戏本等多种文类。浙江目前发现的畲族文书已逾万件,存世总数可能达10万件以上。早期学者多利用畲族谱牒讨论其族源、祖先崇拜等问题。最近十余年,随着多种类型的畲族文书,尤其是大量契约、账簿等经济类文书被发现和公布,研究领域正不断拓宽。不只是畲族社会经济史诸问题得以更加深入地讨论,同时也为更好地在区域社会史,乃至全国性“整体史”脉络中考察畲族历史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