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宫廷仿古佛造像

乾隆帝对来自于西藏法物的仿作是颇有追求的，其中对于梵、番佛像原汁原味的模仿在神形两方面都有具体要求。

清宫藏传佛教法器供器概述

佛教中的法器、供器，一般指佛堂常设器物或是作法事时使用的器物。藏传佛教是中国佛教中的重要一脉，它在中原佛教与印度佛教共同影响下，又经历同西藏原有苯教的斗争、融合，逐渐形成了具有独特思想体系的藏传佛教。

清代太庙与祭祀

顺治元年(1644年)年九月十九日,清世祖福临由盛京经永定门进入北京城,仅时隔八日后,即九月二十七日,便将太祖、太宗等神牌由盛京太庙移至北京太庙供奉。

乾隆御赞十六羅汉屏风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帝第二次南巡至杭州,进圣因寺瞻礼,见唐末僧人贯休所绘十六罗汉像,线条遒劲流畅,造型超凡脱俗,很是欣赏,随即为之题赞题跋。同时,“帝以罗汉旧译名有误,使章嘉国师正之,又将其原有次序依西藏习用之次序改定之”(《法住记及所记阿罗汉考》145页)。回宫后,乾隆帝命工匠按此形像制做了十六罗汉屏风一组。罗汉即阿罗汉(梵文Arhat的音译)的简称,原指小乘佛教的最高成就“阿罗汉果”,得到阿罗汉果者,被称为阿罗汉,永不受生死轮回之苦。现在流传的十八罗汉。

一尊四臂观音像 祖孙两代情意浓

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二月初八日,适逢康熙皇帝的祖母太皇太后七十姐岁寿辰,康熙皇帝亲率诸王公大臣、文武百官等诣慈宁宫,祝贺太皇太后圣诞。众人纷纷进献寿礼。康熙皇帝也为祖母进献了一件特殊寿礼——一尊铜鎏金四臂观音像。古往今来,大凡帝后寿礼,臣子百官多竞相争献奇珍异宝,以讨欢心。那么,康熙皇帝在太皇太后圣诞时,为何要进献一尊佛像呢?原来,这尊佛像不仅包含着康熙皇帝对祖母一颗赤诚的祝福、崇敬之心,也包含着祖孙两代的深厚情意和感人的故事。

天母像

在故宮博物館養心殿、養性殿、雨花閣、梵華樓等多處密宗佛堂內,皆供奉有一尊讓人望而生畏的騎騾忿怒相女護法神像,她就是藏傳佛教格魯派中的首席女護法神——吉祥天母。 吉祥天母又稱吉祥天女、班丹拉姆等,是梵文Laksmi和Smi的意譯。Laksmi最早見於《黎俱吠陀》,意为吉祥。傳說吉祥天母是多聞天神(財神)的妹妹,曾有大吉祥於公眾,能給人帶來智慧和幸福。因此,人們把她視為命運、財富和美麗的象徵。 根據教義劃分,吉祥天母被列為第十等女神。她法力無邊,且護法得力,又被冠以許多名號,諸如女大戰神、戰神王后、大命天女等。

清宫遗存“灵签”两种

中国古代方术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它包括星占、萝占、六壬、遁甲、占课、相术、风水、测字、八字、卦签等。在封建社会,方术活动一直十分盛行,其影响上自帝王,下至普通百姓,几乎贯穿于社会各阶层和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故宫博物院至今还保存着一些当年为宫中举行方术活动而设置的器物,“灵签”便是其中之一。

乾隆中期宫廷铜法铃制作的创新与变化

铜法铃是清宫佛堂中最常见的法器和供器之一。根据档案记载,乾隆时期清宫造办处曾制作过大量的铜法铃。为了使铜法铃的声音更加响亮、清纯,造型更加规范,造办处首先对制作铜法铃的材料配方进行了多种试验。随后,又对铜法铃的尺寸、款识、纹饰进行了改进和确定。本文以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乾隆款铜法铃为例,结合清代档案和史料,就乾隆中期宫中铸铃的配方试验、尺寸、款识、纹饰变化以及铜法铃的使用情况进行探讨。

清宫藏传佛教嘎布拉法器初探

"嘎布拉"为梵文kapala音译,意思为颅器。它是用人头盖骨制成的法器,故称"嘎布拉法器"。"嘎布拉"既是无上瑜伽部诸神手持法器,也是诸神的标识。根据器形,嘎布拉法器可分为嘎布拉碗、嘎布拉鼓、嘎布拉念珠等。其中嘎布拉碗和嘎布拉鼓是藏传佛教密宗修行仪轨中最为常用的法器,亦作为供器和乐器。清代推崇藏传佛教,于宫苑广建寺庙,使得宫中保留下近万件藏传佛教各式法器,而嘎布拉法器便是其中的一个种类。目前,仅北京故宫收藏的嘎布拉碗、嘎布拉鼓等法器就有三十余件,它们曾供奉于清宫佛堂,曾用于宫廷佛教密宗法事。本文将以现存的嘎布拉法器为实物依据,结合清代史料、档案等,对清宫嘎布拉法器的来源、形制、加工、佛堂供奉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件特殊的乾隆朝“银经匣”乾隆皇帝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的历史物证

在故宫博物院诸多文物藏品中,有一批兼具浓郁民族风格和宗教艺术特色文物。它们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还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