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诉前禁令”

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诉讼主体范围和诉讼保全制度的规定过于苛刻,限制了环境公益诉讼的进行,不利于及时、有效地制止环境侵权损害行为。新通过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规定有关机关和组织可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并且在民事诉讼中首次引入行为保全,从而有效弥补了民事诉讼立法的不足。借鉴国外"诉前禁令"制度,对完善我国民事诉讼理论和指导民事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价值。

律师辩护机制与刑事错案预防

在导致刑事错案发生的诸多因素中,律师辩护机制的压抑和弱化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辩护制度的性质和功能决定了其必然成为保障被告人权利和保证司法机关公正裁判的基石。通过对因辩护机制弱化而导致的错案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到律师辩护在预防刑事错案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为有效防范刑事错案的发生,必须健全和完善律师辩护机制。

理想与现实: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

刑诉法修正案增设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在基本原则和制度设计上均有所创新,必将进一步提高我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水平。毋庸置疑,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程序现状与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相比仍存在差距,构建理想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是刑事诉讼立法永恒的追求。

省直管县改革背景下司法管辖制度的完善

推进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和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是中央做出的两项重大决策,二者既有内在联系也有不同的价值定位。当前,囿于法律规范自身的稳定性和滞后性,司法管辖制度改革落后于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进程,一定程度上成为制约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深入开展的瓶颈。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决定》和《人民法院四五改革纲要(2014—2018)》为指针,建立与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相适应的司法管辖制度,既是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加强未成年人教育,控制青少年犯罪——由某县一名中学生持刀杀死老师引发的思考

青少年犯罪作为当今社会最普遍、最严峻的问题之一,且呈现逐年上升趋势,而且还表现出低龄化、团伙化、成人化、智能化、凶残化等新的犯罪特点。导致青少年犯罪的原因极其复杂,是社会多方面消极因素的综合反映。笔者在对青少年犯罪成因探讨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的针对性措施。

中外刑事审判主体制度之比较

作为刑事诉讼活动的主导力量,刑事审判主体在世界各国的刑事诉讼中形态各异。除法官作为重要的刑事审判主体以外,民众参与司法程序成为中外审判主体制度的发展趋势。针对当前刑事诉讼存在的司法不公现象,在借鉴国外审判主体制度的基础上,致力于增强司法的民主性,是防止司法腐败、确保司法公正的必由之路。

刑事审级制度比较研究

刑事审级制度是一国司法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该国的法治传统和司法理念密切相关。长期以来,我国刑事审判实行两审终审制,该制度虽有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合理性,但从世界范围内刑事审级制度发展的趋势来看,两审终审制已不适应刑事司法改革的进程,其固有的体制性弊端日益显现。为最大限度地实现司法裁判公正与效率相统一,有必要在对刑事审级制度比较研究的基础上,重构适合我国实际的刑事审级制度。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检察机关的权力运行配置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基于审判中心主义和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背景下快速解决纠纷的诉讼程序。检察机关在该制度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强化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尤为重要。随着制度的运行,检察机关对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认罪"自愿性"的审查不足,不批准逮捕率和酌定不诉率不高以及检察院量刑建议书采纳率过高等问题,使得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不足。针对上述问题,亟需从强化检察机关的监督作用、简化内部审批程序、提高检察官量刑水平及重塑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地位等方面对其加以完善。

非法集资的新动向及防控机制研究——以22份法院裁判文书为样本的分析

近年来,非法集资案件呈现发展的新动向,由传统方式向集团化、高科技、网络化发展。通过对河南省法院2016年上半年审判的22起非法集资犯罪案件的实证分析,发现当前非法集资存在发案地区相对集中、涉案金额巨大、涉及罪名集中、犯罪手段多样化且更加隐蔽等特点,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完善非法集资防控机制的对策。

对做好山区人才工作的探索

“国以人兴，政以才治。”要加快山区经济发展，实现山区后发赶超，人才是关键。人才匮乏一直是制约山区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开创山区人才工作新局面，从实践探索来看，必须在“七抓七促”上下功夫。

廉政司法风险防控机制研究

当前,我国法官职务犯罪呈现高发态势,严重损害司法公正,降低司法公信。通过对法官职务犯罪的实证分析,发现法官职务犯罪在涉嫌罪名、犯罪领域、犯罪手段等方面呈现高度的相似性。导致法官职务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法官遴选机制和法院管理机制的缺陷、法官监督机制的缺失等。防范法官职务犯罪的出路在于构建廉政司法风险防控机制,包括重塑法官的法律信仰、改进法院管理体制、强化内部和外部监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