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症患者强化肠内营养支持的临床研究

目的探讨早期达到肠内营养目标需求量的喂养方式对重症患者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80例危重症患者分为两组，即对照组和治疗组（每组各40例）。对照组提供早期常规肠内营养方式，即从小剂量开始逐渐增加剂量至目标热量供应；治疗组提供早期足量肠内营养，应用促胃肠动力药，提高胃残余量阈值至目标热量供应。由不明分组情况的医务人员观察记录指标，观察时间为3～7d，记录白蛋白、前白蛋白、机械通气时间、人住ICU时间、住院时间，以及恶心呕吐、腹胀、腹泻的发生情况，计算恶心呕吐、腹胀、腹泻的发生率。结果与对照组比较，治疗组白蛋白、前白蛋白水平升高，且机械通气时间、人住ICU时间缩短（P〈0．05）。两组患者腹胀、腹泻的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应用促胃肠动力药，提高胃残余量阈值，可早期达到重症患者能量供应目标，改善其营养状态，缩短机械通气时间和入住ICU时间，且未增加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

老年人急性肾损伤研究进展

老年急性肾损伤（ AKI）发病率在逐年增加〔1，2〕。老年人随增龄全身各器官功能逐渐减退，容易发生各种全身系统性疾病，比如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等。这些疾病本身以及治疗用药可能会造成或加重肾损害，使得老年人更容易发生AKI，而且年龄越大，肾损伤预后越差。研究表明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发生AKI后有30％的风险不能完全恢复肾功能〔3〕。本文总结了老年人肾脏病理生理等改变、AKI监测与诊治等。

剖宫产术后合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1例

患者,女,31岁,主因"间断发热5 d"于2020年2月17日就诊于河北省人民医院发热门诊。患者2月7日曾在外院行剖宫产术,2月12日出院无明显诱因发热,体温最高达38.9℃,诉右侧乳腺疼痛,阴道少量出血,无异味。无鼻塞、流涕、咽痛,无干咳、乏力,无气短和呼吸困难,无腹痛、腹泻,小便正常,考虑乳腺炎可能,给予患者口服头孢菌素(具体用药不详)3 d后病情无好转。为进一步诊治就诊于我院。查体:T 36.6℃,P 80次/min,R 18次/min,BP 110/60 mm Hg。

脓毒症病人肠内营养不耐受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脓毒症病人肠内营养不耐受的影响因素。方法:收集河北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ICU)自2016年6月至2017年6月收治的脓毒症病人。对每例入选病人填写脓毒症病人肠内营养不耐受一病例报告表,通过Epidata建立数据库,对肠内营养不耐受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脓毒症病人肠内营养不耐受的症状有腹胀(44.9%)、高胃残留量(20.2%)、消化道出血(11.2%)、恶心(10.1%)、腹泻(9.0%)、呕吐(4.5%)等。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高龄、急性生理和慢性健康Ⅱ(APACHEII)评分、喂养途径、腹高压、低蛋白血症、及促胃肠动力药对喂养不耐受有影响,结果有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加强对脓毒症病人肠内营养不耐受的影响因素分析及监测,保证肠内营养的顺利实施。

乌司他丁和甲泼尼龙琥珀酸钠对脓毒症大鼠免疫功能的影响

目的应用甲泼尼龙琥珀酸钠和不同剂量乌司他丁干预脓毒症大鼠，观察两种药物对脓毒症大鼠免疫功能的影响。方法40只健康成年SD大鼠，随机分为5组，分别为：空白对照组、脓毒症组、甲泼尼龙琥珀酸钠组、常规剂量乌司他丁组、大剂量乌司他丁组，每组各8只（n=8）。静脉注射大肠杆菌内毒素制作脓毒症大鼠模型。造模后分别给予上述药物干预的同时，皮下注射40mL／kg生理盐水抗休克治疗，观察各组试验动物平均动脉压的变化。给药后4h取血，测定免疫球蛋白G（IgG）和淋巴细胞CD3、CD4、CD8阳性的百分率及CD4／CD8比值。结果脓毒症组与空白对照组相比，IgG、CD3、CD4、CD8皆明显下降，两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大剂量乌司他丁组与脓毒症组、甲泼尼龙琥珀酸钠组、常规剂量乌司他丁组相比IgG、CD3、CIM、CD8皆升高，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余各组之间CD4／CD8比值及在所有组与组之间的变化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脓毒症大鼠较正常大鼠免疫功能显著降低；常规剂量乌司他丁、甲泼尼龙琥珀酸钠对脓毒症大鼠免疫功能改善不明显；大剂量乌司他丁能改善脓毒症大鼠体液及细胞免疫功能。乌司他丁对脓毒症大鼠免疫功能的改善可能呈剂量依赖型；大剂量乌司他丁对于脓毒症大鼠免疫功能的改善明显优于甲泼尼龙琥珀酸钠。

脑血管病后遗症期长期卧床CAP患者凝血功能及hs-CRP的检测的临床意义

目的探讨凝血功能及高敏C反应蛋白(hs-CRP)的检测对脑血管病后遗症期长期卧床社区获得性肺炎(CAP)患者的临床意义。方法选取该院收治的年龄大于65岁社区获得性肺炎患者90例为CAP组,其中无脑血管疾病病史者30例为CAP1组;伴有脑血管病后遗症(未长期卧床者)30例为CAP2组;伴有脑血管疾病后遗症且长期卧床者30例为CAP3组,年龄超过65岁的体检者30例作为健康对照组。各组患者分别进行CURB-65评分,D-二聚体、抗凝血酶Ⅲ、蛋白C及超敏-C反应蛋白(hs-CRP)水平检测;随访6个月后记录各组好转及恶化例数。结果 CAP各组D-二聚体、蛋白C和hs-CRP均高于健康对照组,抗凝血酶Ⅲ均低于健康对照组,且差异随脑血管后遗症有无及有无长期卧床而逐渐增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随访6个月后,CAP1组无恶化,CAP2组7例恶化,CAP3组12例恶化,CAP3组恶化率高于CAP1组与CAP2组,CAP2组恶化率高于CAP1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恶化组患者中,D-二聚体、蛋白C、hs-CRP显著高于好转组,而抗凝血酶Ⅲ显著低于好转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CAP患者会出现凝血功能受损及微炎症状态,且随着合并脑血管病后遗症情况的加深(有无长期卧床)而加重。凝血功能及hsCRP检测可以预测脑血管病后遗症长期卧床CAP患者预后。

危重患者再喂养综合征6例

早期肠内营养支持可较好地维持和改善患者的营养状况,维护肠道的完整性,促进肠道功能恢复,改善患者预后。然而当机体经过长期饥饿或营养不良,重新摄入营养物质的早期会出现以低磷血症为特征的电解质代谢紊乱及由此产生的呼吸困难、心律失常、意识障碍等全身各系统的一系列症状,称再喂养综合征（RFS）[1],严重者可造成患者死亡。

危重患者胃残余量和促胃肠动力药的应用

早期实施肠内营养有利于保护肠黏膜的完整性，提高机体免疫功能和生存率。危重患者早期实施肠内营养的益处得到了专家共识，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营养指南、中华医学会肠外肠内营养学分会（CSPEN）、欧洲肠内肠外营养学会（ESPEN）、美国肠内肠外营养学会（ASPEN）和加拿大营养指南均推荐重症患者早期肠内营养，但由于危重患者常存在胃肠运动障碍、胃排空延迟，

参麦注射液联合中药大黄制剂对脓毒症合并急性肾损伤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

目的:探讨参麦注射液联合中药大黄制剂对脓毒症合并急性肾损伤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方法:选择2012年1月至2014年1月入住某院重症医学科脓毒症合并急性肾损伤的患者45例。随机分为3组。Ⅰ组:常规抗感染、脏器功能支持治疗。Ⅱ组:中药大黄制剂保留灌肠+各脏器支持治疗。Ⅲ组:中药大黄制剂保留灌肠+参麦注射液+各脏器支持治疗。各组于治疗第1,5,10天抽血查CD4+T、CD8+T、NK、IgG、IgA、IgM。结果:治疗第5天3组CD4+T,与Ⅰ组比较,Ⅱ组、Ⅲ组升高(P<0.05);治疗第10天,与Ⅰ组比较,Ⅱ组、Ⅲ组CD4+T、NK、IgM升高,CD8+T降低(P<0.05);治疗第10天3组IgG、IgA比较,Ⅲ组较Ⅰ组升高(P<0.05)。结论:脓毒症合并急性肾损伤患者免疫功能受损;中药大黄制剂治疗后,机体的免疫功能指标改善,表现为CD4+T及NK细胞比例上升,CD8+T细胞比例下降,IgA、IgG、IgM水平升高,联合参麦组,免疫指标改善更显著。参麦注射液联合中药大黄制剂对改善脓毒症急性肾损伤患者改善免疫功能起一定作用。

老年CAP患者感染病原菌分布、血浆D-D、AT-Ⅲ、PC检测以及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检测老年社区获得性肺炎(CAP)患者感染病原菌分布,血浆D-二聚体(D-D)、抗凝血酶Ⅲ(AT-Ⅲ)、蛋白C(PC)水平,并分析感染相关危险因素。方法选择2015年1月~2018年12月本院感染性疾病科收治的老年CAP患者75例,为病例组;选取同期体检健康者75例,为对照组。检测两组受试者血浆D-D、AT-Ⅲ、PC水平,并进行比较分析;检测病例组患者感染病原菌种类,分析其分布特征;收集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CAP感染危险因素。结果75例老年CAP患者共检出病原菌97株,其中革兰阴性菌占58.76%(57/97),主要为肺炎克雷伯菌24.74%(24/97),铜绿假单胞菌15.46%(15/97)和大肠埃希菌13.40%(13/97);革兰阳性菌占35.05%(34/97),主要为肺炎链球菌15.46%(15/97)和金黄色葡萄球菌12.37%(12/97);真菌占6.19%(6/97)。病例组患者血浆D-D水平高于对照组(P<0.05),AT-Ⅲ、PC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经Logistic多因素分析,吸烟,糖尿病,饲养宠物,低蛋白血症,支气管疾病史均是CAP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结论老年CAP患者感染病原菌以革兰阴性菌为主,患者存在凝血功能不良、纤溶功能异常等情况。CAP的发生与吸烟,糖尿病,饲养宠物,低蛋白血症,支气管疾病史有关,应对存在高危因素的老年群体给予更多关注,控制CAP的发生。

脑血管病后遗症期社区获得性肺炎凝血-纤溶系统和NF-κB信号通路表达

目的探讨脑血管病后遗症期社区获得性肺炎(CAP)患者凝血-纤溶系统和核因子(NF)-κB信号通路的表达。方法选取2017年7月-2020年6月河北省人民医院感染科住院治疗的65例发生CAP的脑血管病后遗症期患者为CAP组,另选择65例无CAP的脑血管后遗症期患者为无CAP组,同期于医院体检的65名健康体检者为正常组。CAP组患者根据肺炎严重度指数(PSI)分为高危组19例、中危组21例和低危组25例;根据不同预后,分为存活组53例和死亡组12例。所有研究对象均采用全自动血凝仪检测凝血-纤溶指标[D-二聚体(D-D)、抗凝血酶Ⅲ(ATⅢ)],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检测NF-κB信号通路指标[p50、p65、NF-κB复合物抑制因子α(IκBα)]。结果三组患者比较,D-D、p50、p65、IκBα水平CAP组>无CAP组>正常组(均P<0.05),ATⅢ水平CAP组<无CAP组<正常组(均P<0.05);CAP组不同病情分级患者比较,D-D、p50、p65、IκBα水平高危组>中危组>低危组(均P<0.05),ATⅢ水平高危组<中危组<低危组(均P<0.05);CAP组不同预后患者比较,D-D、p50、p65、IκBα水平存活组低于死亡组(均P<0.05),ATⅢ水平存活组高于死亡组(P<0.05)。结论脑血管病后遗症期合并CAP患者凝血-纤溶系统及NF-κB信号通路均表达异常,凝血-纤溶系统可能受到NF-κB信号通路影响,D-D、ATⅢ能够辅助评估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和预后情况。

食管主动脉瘘致多发性脾脓肿一例

患者为老年男性,因反复发热、腹痛入院,曾多次调整抗菌药物治疗效果差。行CT检查报告脾脓肿可能性大,结合患者病史,考虑为食管主动脉瘘引起血流感染致多发性脾脓肿,故行脾切除术。术后患者抗感染效果较好。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2例报告

新型冠状病毒(2019-novel coronavirus,2019-nCov)属于β属的冠状病毒,感染后引起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可引起肺、肝、脾、肾、心等多脏器病理改变[1],肺部受损尤其严重。对COVID-19死亡患者病理学研究发现,主要表现为肺泡上皮损伤和透明膜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