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鼓史》中的判官形象兼及该剧的多重视角与对话特征

判官察幽是徐渭《狂鼓史》杂剧中一个重要的功能性人物,其在结构布局、人物塑造、揭示主旨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作者安排判官察幽引出故事,进而主导戏中戏的编排和评判,同时又让其在戏中戏里担任宾客角色,因而他既是全剧隐形的总导演,又兼具判官与宾客两种身份。其双重身份赋予其双重视角与声音,剧作的精微内蕴经其提点而尽显无遗,并与全剧的主要角色与主导观念相辅相成、相映成趣,进一步彰显了该剧的对话性特征与复调色彩。

“红楼三玉”的隐逸人格特征及其文化意蕴

古典小说里人物的命名,寄寓着作者的褒贬好恶,《红楼梦》以“玉”为“红楼三玉”命名,一方面表明其外美与内美兼具的特点,一方面喻示其凡俗性与超然性并存的品性,而内美与超然的一面,是“三玉”隐逸人格形成的心理文化基础。就隐逸形态而言,“红楼三玉”可归于市隐、心隐之列,贾宝玉隐于闺阁,林黛玉隐于诗书,妙玉隐于佛门,大观园是使其隐逸人格得以充分现实化的世外桃源。“三玉”的避世情结与隐逸人格,是对世俗社会及其价值观念的疏离与逃避的结果,因而也不断受到世俗社会的诋毁与打压,最终皆以悲剧收场。“三玉”的人生悲剧,是在已然丧失了活力与包容的社会文化体制之下,追求性灵自由与生命超越的个体欲做隐者而不得的人世悲歌,足资“齐家”“治国”者引以为鉴。

论《封神演义》中文王、武王形象的理学文化特征

《封神演义》中的文王、武王形象是儒家“内圣”人格理想的艺术化身,作者淡化其雄才大略、开国武功,而着重刻画其忠心事主、不尚武力的另一面,从而使他们的形象及其所负载的君道观念具有鲜明的理学文化特征,呈现出以君主道德为历史兴衰与王朝兴替的决定性因素的思想倾向。这与宋明理学对伦常道德的大力倡导,对君主“心术”的极端强调以及对帝王理想人格的设计紧密相关。

纣王形象的演变及其文化意蕴

历史上的纣王本是一个功过参半的悲剧人物,但在后来的文化典籍中却越传越坏,以至于言暴虐不仁之君必举纣王。宋元以降,在讲述武王伐纣故事的系列作品中,纣王因失德而失天下的暴君形象是一以贯之的,但又同中有异:《武王伐纣平话》中的纣王形象具有鲜明的民间叙事特征;《列国志传》中的纣王形象呈现出向正史回归的倾向;《封神演义》中的纣王形象则是"善端"与"虐政"的化合体,深受宋明理学尚德斥法、崇王黜霸及"君心"决定论等思想的影响,纣王形象发展至此基本定型。在此后的其他宫廷或民间说唱演绎作品中,对纣王形象的塑造基本沿袭了《封神演义》的写法。

玄帝收魔故事与《封神演义》

《封神演义》整体艺术构思的确立及其神魔故事的形成,除得益于《武王伐纣平话》外,最为直接的素材与灵感来源是流传于宋元明三代的玄帝收魔的故事。这一故事之所以会对《封神演义》的整体艺术构思产生重要影响,首要条件是二者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的契合。《封神演义》中主人公姜子牙形象的确立,哪吒、杨戬等人物形象的添加,三十六路伐西岐故事的形成,功成封神的结局及其"混合三教,以儒为本"的整体文化特征,皆与玄帝收魔故事息息相关。

民间思想的多维呈现:论《武王伐纣平话》的文化意蕴

《武王伐纣平话》具有鲜明的民间叙事特征,在文化意蕴上与正统叙事有显著的差异,其主要表现即对血亲复仇观念的肯定,对绝对忠君观念的否定,对因果报应观念的认同以及对侠义观念、发迹变泰等其他民间思想的展现。金元时期儒学独尊地位的动摇和儒家思想统治力的削弱,是该书以民间思想为主导的文化意蕴形成的重要原因。

《赵氏孤儿》与《哈姆雷特》

《赵氏孤儿》与《哈姆雷特》虽处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与人文景观之中,但在"复仇"这一基点上仍具有可比性。二剧对复仇母题处理上的差异:就思想主题而言,《赵氏孤儿》是对社会、伦理的批判,《哈姆雷特》是对文化、人性的批判;就戏剧形态而言,《赵氏孤儿》以"故事"为中心,《哈姆雷特》以"性格"为中心;就人性刻画而言,《赵氏孤儿》是鲜明的个性与单纯的人性的统一,《哈姆雷特》是性格的复杂性与蕴涵的多义性的统一;就对传统文化、现实秩序的价值取向而言,《赵氏孤儿》是持认同和实用的态度,《哈姆雷特》是以否定和颠覆为旨归。

从词话本到刊本——论《封神演义》的成书、版本及编者问题

《封神演义》的成书是一个世代累积、不断演进的过程,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版本形态与编者:明代前中期的词话本阶段,其编者主要是未留下姓名的"说词人";万历年间的早期刊本阶段,其编者为许仲琳;天启、崇祯年间的舒载阳刊本阶段,李云翔是该本的修订评点者。

《长恨歌》文本结构与哲理意蕴新探

《长恨歌》的文本结构可以划分为表层、中层和深层三个层面。表层结构是文本的时空构成,中层结构是作者的情感脉络,深层结构是政治与爱情的矛盾冲突。爱情与政治的两难,既是《长恨歌》文本的深层结构,也是《长恨歌》深层哲理意蕴之所在。这一两难结构的实质是人类自身的情感与理智的冲突,这一冲突的结果则是真正悲剧的诞生。

混合三教 以儒为本——论《封神演义》的整体文化特征

《封神演义》的整体文化特征是"混合三教,以儒为本"。三教的思想与内容在《封神演义》中呈现为混合杂陈的状态,但其思想的根本却是正统儒家思想。其主要表现便是对儒家的革命思想、忠孝思想和仁政思想的认同,且这些思想具有鲜明的理学文化特征。"混合三教"是该书民间叙事特征的反映,"以儒为本"是该书正统叙事特征的反映。编者"奇正并存,执正驭奇"的叙事策略是这一整体文化特征形成的主要原因。

论高校教师人文素养的提升

高校教师人文素养的提升,重点在三个方面:一是要破除将教育视为学习期和学校内之事的思维,确立终身教育理念,将学习内化为一种生活方式;二是应破除学科壁垒,最大限度地拓展学术视野,同时特别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三是高校教师在学习人文知识的同时,应将知与行紧密结合起来,将人文理念付诸道德实践,变为实际的道德操守,达成"学高为师"与"身正为范"的统一。

“宗元”观念与明清传奇审美理想的嬗变

审美理想是由个人或群体的审美经验与审美趣尚所决定的关于美的标准与范型。明清传奇的审美理想,是明清曲家对传奇的理想形态的实践总结与理论建构,表现于曲词、曲律、结构、题材选择、主题倾向等诸多方面,其中以曲词为中心的雅俗关系问题,是贯穿始终的核心问题。

宋人“说话”四家数管窥

宋人“说话”家数问题 ,迄今尚无定论。要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必须理清宋元时代“说话”与“小说”两个概念的内涵。在此基础上 ,深析《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文本 ,可以得出“小说”“合生”“起令随令”“商谜”新的四家说。

论明代万历时期“雅俗并陈”的传奇曲辞观

"雅俗并陈"的传奇曲辞观在明代万历年间的戏曲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中均有体现,具有理论与实践递相推进、相得益彰的特征。理论方面,屠隆发其端,王骥德集其成,汪廷讷、臧懋循等殿其后;创作方面,梅鼎祚《玉合记》启其先,汤显祖《牡丹亭》肇其极,《南柯》《邯郸》二记承其波。从明清传奇整体演进历程观之,这一曲辞观及其践行者打破了文词派一统曲坛的局面,开启了"雅俗相济"的曲辞审美理想,推进了传奇曲辞由雅俗分裂到雅俗融合的转化,为明末清初传奇的大繁荣推波助澜,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与转关性的戏曲史意义。

论《武王伐纣平话》成书的方式、时间及地域

《武王伐纣平话》仅存元至治年间建安虞氏刊本,通过对相关文献和文本的综合考察,我们大致可以断定该书的成书方式系由金元时期的书坊主倩文化水平不高的下层文人根据说书人的故事底本加工整理而成;该书成书时间的上限当在金灭北宋(1127)以后,下限当在元至治(1321-1323)年间;该书的编者熟知中原地理,当系金元时期长期活动中原地区的北方人,该书成书与流传的地域很可能也是在北方中原地区。

怪力乱神的多源汇聚——论《武王伐纣平话》的整体艺术构思及其民间叙事特征

儒家素有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武王伐纣平话》虽为讲史平话,但对怪力乱神的因素却情有独钟。该书具有鲜明的民间叙事特征,在整体艺术构思上呈现出由正史向野史传说偏离的倾向,这主要表现在主要角色的替换、神怪因素的激增、战争场景的铺陈等方面。这既是其集以往民间叙事中武王伐纣故事之大成的结果,也与其诞生时的文化语境和审美风尚息息相关。

论《牡丹亭》“雅俗并陈”的曲辞风格及其戏曲史意义

《牡丹亭》的曲辞既有绚丽典雅的一面,又有本色通俗的一面,整体而言具有"雅俗并陈"的风格特征。这既缘于明后期传奇曲辞审美观念由此前的尚雅黜俗向折衷雅俗的转向,也缘于汤显祖不主一格的曲学主张与对雅俗各体文学的吸收借鉴。作为践行"雅俗并陈"的曲辞观的第一个成功范例,该剧打破了文词派一统剧坛的局面,对"雅俗相济"的曲辞审美观念的确立有重要的开创与示范意义。

顺天与人伦的冲突——浅论《封神演义》中的殷郊、殷洪形象

在《武王伐纣平话》和《列国志传》中,对殷郊形象的刻画虽有文野之别,但都是反殷归周的义士。较之《平话》和《志传》,《封神演义》中的殷郊、殷洪形象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他们虽然违逆天意民心,背弃师嘱、自食誓言,但却成全了忠孝的名节。忠、孝、悌是人伦,反殷归周是顺天。作者在面临顺天与人伦的冲突时,取人伦而弃顺天,典型地体现了宋明理学对人伦纲常无条件地强势肯定的特点。

有意味的形式——论徐渭《狂鼓史》的结构特征及其思想意蕴

徐渭的《狂鼓史》非但思想奇,而且结构奇,尤奇之处是其结构形式与思想意蕴水乳交融,结构本身即是“有意味的形式”。该剧的阴间布局、戏中演戏与插入俗曲这三个形式要素,由外而内地形成一个三环相套的同心圆结构。借鉴南戏副末角色而设的判官察幽一角,起到内外勾连、疏通血脉的作用。三层中的每一层都具有自己的功能,并与其他层相映成趣、互为阐发,外层的果报与包容、中间层的批判与控诉、内层的宿命与色空,共同构成该剧的“复调”特征。

妲己形象考论

就存世文献而言,在西周和春秋时期虽有纣妃之事,却无妲 己之名,直到战国时期才出现关于妲己其名、其事的记载.将殷商之亡的 责任归诸妲己的说法由来已久,至《列女传》《潜夫论》等书,则进而将 纣之不善悉委之于妲己.《武王伐纣平话》则将作为苏护之女的真妲己和 作为狐精的假妲己区分开来,对妲己的出身和罪行都予以完整的且是神异 化的描述,《封神》系列作品中的妲己形象皆奠基于此.在妲己形象生成 演化的过程中,儒家“女祸论”的政治思维和民众喜奇好异的审美心理 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