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长安城六爻地形及其对城市建设的影响

唐代学者普遍认为隋文帝初建大兴城时,将横贯城际的六道黄土梁附会成乾卦六爻之象,并从北向南按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的顺序排列下来,以卦辞含义来布置各类建筑,显示出特殊的功能分区。宇文恺初建大兴城时利用了六爻地形进行规划布局,合理利用地形;在城市景观上达到错落有致,给城市建置赋予一种文化内涵,实现了心理上的天人合一。用梁洼相间分布的现代测绘地图对六爻的具体走向进行了准确复原,并给予各自的名称。

论华北平原二年三熟轮作制的形成时间及其作物组合

依据古代农书记载及人地关系的比率，西汉、魏晋与唐宋时华北平原形成二年三熟轮作复种制度诸说不能成立，明末清初随着小麦的扩种和夏播大豆的推广，二年三熟制才在北方逐渐形成。同时，利用孔府档案资料考证了二年三熟制度下的作物组合，订正了一些在此问题上的错误说法。

论淤灌是中国农田水利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重要阶段

本文通过对《史记·河渠书》与《汉书·沟洫志》所载内容的分析,认为战国秦汉时代大型农田水利建设在北方兴起,构成了中国水利发展第三阶段的主体。而这些大型农田水利工程并不是浇灌庄稼,解除农田缺水问题的,漳水渠、郑国渠、河东渠与龙首渠是放淤荒碱地,以营造田地为主要目的的,六辅渠、白渠建成后,变成了浇灌农田庄稼,但仍然是引浑浇灌,即史书所谓的“且溉且粪”。它们均是引取高泥沙含量的浑水淤地或浇灌庄稼,具有淤灌的性质。因而淤灌在中国水利发展史上意义特别重大,它是战国秦汉时期中国大型溉田工程的主体,构成中国传统农田水利的第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汉昆明池的兴修及其对长安城郊环境的影响

汉武帝开凿昆明池,给西汉首都长安城郊的自然环境尤其是水文环境带来了深远影响:首先是昆明池以面积300余顷的人工湖面为主景,改善了自身及周边的生态环境;其次为保障昆明池安全蓄水,对其上游的氵高诸水进行了大规模的人工整理,使它们改道西流入沣,形成了新的河流——交水,改变了长安城南郊的水环境;第三为供应汉长安城内外各宫殿园林区的用水,昆明池下游开凿了三条人工水渠通过氵穴水及其支渠向长安供水。

论西安咸阳间渭河北移的时空特征及其原因

本文通过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综合考证出汉唐渭河三桥的位置,并以其与今天的渭河河道相对比,探讨了历史时期西安咸阳间渭水河道北移的时空特征。结论认为除汉西渭桥处的渭河基本没有侧蚀变动外,中渭桥、东渭桥两地的渭河都向北移动了较大距离,中渭桥处汉末至今1808年间渭河向北移动了3630米,平均每年北移2米左右;东渭桥处唐末至今1118年间渭河北移了2600余米,平均每年北移2.3米有余。影响渭河发生侧蚀北移的原因主要为新构造地质运动、水文特点与两岸土质等自然环境要素,而人为活动也起到了不应忽视的作用。

论北魏艾山渠的引水技术与经济效益

艾山渠是在刁雍主持下于今宁夏平原修建的引黄灌溉工程,无论是从渠口的选址还是渠首坝的建筑来看,艾山渠的引水技术都是相当合理与先进的。从干渠的形制与布局看,艾山渠规模很大,基本达到了黄河西岸能够自流灌溉的最大面积,充分显示出其输水技术的先进性。艾山渠修成后,灌溉面积约4285顷左右,促使银川平原农业获得全面的恢复和发展,成为北魏西北边疆主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刁雍修建艾山渠时,对前代灌渠遗迹进行了实地考察和测量,留下了较详尽和确切的资料,填补了两汉时代银川平原水利工程研究的空白。艾山渠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兴修水利工程的杰出代表,对其后银川平原水利事业的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奠定了其"塞北江南"形成的历史基础。

隋大兴城的兴建及其对原隰地形的利用

隋大兴城对龙首原梁洼相间地形的利用没有停留在空间规划上,而是给它们赋予了文化内涵,在冈阜上布局各类建筑运用的是《周易》"六爻"理论,改造曲江为皇家禁苑芙蓉园时又引入了曲水流觞的人文传统。这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与建设史上的典范,对今日古都西安的城市规划事业也有诸多借鉴意义。

秦成都“与咸阳同制”考辨

秦早期成都城在咸阳西城东廓的观点在国内外很有影响，其主要证据即是认为成都“与咸阳同制”的是城市平面布局。通过对古代文献源流的辨析，现代各家结论的评述，可见成都“与咸阳同制”的不是城市平面布局。

论唐代引泾灌渠的渠系变化与效益增加

唐代引泾灌溉系统发生重大变化,原来以郑白二渠作为灌区的南北两条干渠,经过多次改建,郑国渠的渠首段到唐代中期逐渐失去效用,其下游的冶、清、浊、漆、沮诸水各自形成了独立发展的灌渠系统。唐后期的引泾灌溉系统以白渠为主,逐步发展成南北中三条干渠,设三限闸、彭城堰,分水设施健全,干支斗渠配套,灌溉体系趋向完善,管理技术空前先进,发挥出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历史农业地理学基本理论问题初探

历史农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科中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及其结构的演变发展过程与规律，具有鲜明的区域差异、时代发展与结构综合的特性。时间、空间、部门构成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三大要素。近年来，历史农业地理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在学科理论及区域、专题和时段上仍存在不少薄弱环节，亟待今后不断加强。

龙脉、水脉和文脉——唐代曲江在都城长安的文化地位

从《忆长安》等唐诗证明,在唐代诗人的城市印象中,唐都长安最具代表性的区域是曲江,因为曲江系盛唐文脉所在,那里有全体长安人共同参与创造的崭新而又开放的文化。龙首原是唐长安城的龙脉,曲江是唐长安城内最大的湖池,构成长安城的水脉。曲江之所以能成为唐长安城文化中心(文脉),是因为她正位居唐长安城的龙脉与水脉的交汇处。

清朝时期内蒙古矿业政策滞后性探究

清朝,内蒙古地区矿产资源丰富,种类繁多。然,清朝前期政府长期对该地实行严格的"封闭禁采"矿业政策,直至鸦片战争爆发才有所放松,其无疑已明显滞后于乾隆初年就确定的较为宽松的全国基本矿业政策。这种滞后的矿业政策不仅对当地采矿业发展,乃至对整个社会经济产生了直接影响,也导致了一系列相关问题的产生,如移民问题、环境问题等。

来唐日本人在唐都长安

唐都长安是一个国际性大都市 ,也居住有不少来唐的日本人 ,这些来唐日本人包括遣唐使及随船带来的留学生与学问僧。他们在唐都长安学习唐朝先进文化 ,积极开展朝见皇帝、进献贡物、读书学习、访师求友、收集书籍等活动 ,为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

论西汉关中平原的水运交通

为了充实都城所在关中地区的经济实力,西汉政府特别重视漕运交通的建设。首先整治利用了前人开辟的渭汧两大自然河流的水路联运道路;其次在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于渭水南岸开凿了东西三百余里的漕渠,大为成功。不久又兴修了褒斜道漕渠线路,惜因自然原因无法通漕。在关中内部渭河北岸,也有连接洛渭两水之人工运河的修凿,它沟通了都城长安与邑漕仓的联系,作用巨大。自然河流与人工运河的相互沟通与漕运,使西汉关中的水运交通发展到其古代历史上的最高峰。

隋唐长安城规划与布局研究的新认识

本文根据《西安地区环境地质图集》给出的梁洼相间地貌,编绘出新的唐长安城六爻地图,东西横贯的六道横冈与真实的地形可以对应起来了,可以具体解读隋大兴城的规划思想。在曲江与芙蓉园的建设过程中,隋文帝采用了阴阳五行思想体系中的“厌胜”之术。唐代曲江园林文化区是唐长安建筑上的特区,曲江池在唐都长安公共园林区的中心位置,是一个范围广大内容丰富的公共园林区,南有皇家禁苑芙蓉园。

西安古都的四大城址及其变迁的地理基础

西安是中国历史前半期繁荣昌盛王朝周、秦、汉、唐的都城。西周丰镐、秦咸阳城、汉长安城与隋唐长安城四大城址的变迁与转移代表着西安城市发展的历史地理轨迹。中国历史前半期总是定都长安是由其所在的关中平原在中国的宏观地理形势所决定的。这里为天下上游，交通四达；金城千里，四塞为固；天府之国，富饶之地。周、秦、汉、唐四大城址具体位置的转移，除了各代特殊的社会政治条件外，主要是由西安小平原在关中的位置及其本身特殊的自然面貌所决定的。西安周边八水环绕、资源丰饶、原隰相间、地面辽阔，同时又处于整个关中的中部水陆交会的位置，因此古代城址即使再转移却还是总在今天的西安市周边。

河山指点文字扬,学侣共进情谊长——论史念海先生与白寿彝先生的学术交往

史念海先生与白寿彝先生20世纪三十年代相知于北平禹贡学会,四十年代共患难于抗战后方,五六十年代成就《河山集》史坛佳话,八九十年代合作编撰完成多卷本《中国通史》,65年的亲密交往给双方学术与工作带来了极大益处,达到了学侣共进的目的。这不仅是20世纪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史上的一段美谈,而且也可为新一代的史学工作者带来启迪。

明清山东省棉花种植的发展与主要产区的变化

本文分阶段论述了明清山东省棉花种植的发展与分布特征 ,并考证了清末山东棉花亩产、总产及其商品率。基本结论如下 :一、在政府扶持下 ,明初期棉花引种山东省并得以迅速推广 ;分布上的广泛均衡性是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体现 ;二、明中叶以后 ,山东省棉花种植在北方率先走向专业商品化 ,逐渐形成了鲁西北与鲁西南两大商品棉产区 ;后来由于供销地理的变化 ,鲁西南产区衰落下去 ,而鲁北平原却发展成为重要的棉产区 ;三、清末山东引种推广了美国长绒棉 ,全省植棉 2 6 0万亩 ,平均亩产籽棉 6 5斤 ,总产籽棉 1 6 9万斤 ,其中长距离贩售率为 4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