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东宫看汉家制度初纳儒术

汉高帝朝东宫是关乎汉家制度存续的核心建制,既体现了帝室吸纳周秦故事的传承理念,也展示出对儒学礼制的包容态度。汉高帝因利乘便设置太子及其从臣职能,东宫礼制因而呈现出“便宜”的特征,儒术因以礼学之长为高帝所用。儒生受命教谕东宫后,将“宜适”之礼引入帝室。与高帝杀伐果决不同,东宫展示出汉家政制温和的一面。

大型风力发电机叶片强度分析及发展趋势研究

本文基于ANSYS-Workbench有限元软件构建风力发电机叶片模型,以四边形单元对模型进行网格划分并施加特定的约束,得到叶片在载荷作用下的应力、应变和变形3类云图。将计算得到的数值与基于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计算得到的理论值进行比较分析,对运行中的风机叶片作进一步分析。

《〈史记〉与地理学》补述

对《史记》与地理学的关注始自明代。阎崇东先生《〈史记〉史学研究》第七章专设《〈史记〉与地理学》一节,以顾炎武至图书出版(2005年)为限,主要介绍了《史记·货殖列传》中地理学研究的成果。图书整理期间另有学者以全局视野对《史记》地理学进行论述,该书出版后逐渐出现了基于全局视野的专项研究。

浅析陶渊明的真

陶渊明的隐逸生活使得他的人格、思想立场似乎模糊不清,致使后人对其产生不少误解。晋宋的时局异常混乱,多数文人士子生活在动荡贫苦之中,陶渊明也不例外。但在浓厚的佛老思想文化环境中,陶渊明成长的儒学氛围显得别具一格,这也决定了他的一生所为与当世迥异。但不论年少时期的四溢猛志还是因此导致的归隐后对天下的关念,都显示出陶渊明内心儒礼思想的坚定不移。陶渊明不仅作为妇孺皆知的文学家给中华文化留下了无数宝贵的文学遗产,也以其伟大的人格给困顿中的文人士子留下了不尽的精神财富。

《楚辞集注》的学术文化成因补述

《楚辞集注》作为朱熹最后一部注疏之作,严谨切旨而简洁明了。书中既有个人情感的直接抒发,也有理学思想的注入和当时公共认知的隐现。全书的注疏体现了朱熹个人对学术的观点、对学风的看法以及对当时文化的态度,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整体文化面貌。《楚辞集注》也因此成为一代注疏的丰碑。

论宋玉赋的娱情属性

楚襄王"好乐爱赋"的娱乐需求是宋玉赋娱情属性的直接成因,也是其早期赋作的最直接成果。作为文学侍臣,宋玉赋在迎合襄王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并加以发挥,为赋的最终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而娱情性作为连接宋玉和楚襄王的重要桥梁,是宋玉赋得以出现和成熟的不可或缺的要素。

“空言”中的“事实”——庄子对宗周文化的反思

从城郭之中到宇宙之间,庄子跳脱宗周文化的理性视野使其论说显示出“空言”之状。他对先代知闻的完全摒弃虽然显示出缺乏实践的空想性,而植根于乱世也使其生存智慧呈现出避世自保的“游世”色彩,但其对整个人类文化的深刻审视,不仅以极端的方式为渐趋僵固的宗周文化注入了活力,而且为后世哲人思考和构建中华文化提供了更为开阔全面的视角。庄子的论说虽少有史载性具指,但“空言”背后皆包含有“上下四方”与“古往今来”的真切事实。

汉武帝朝乐语新造对多方人文的统摄

汉武帝朝的乐语新造意义深远,是构建汉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建构远绍楚汉乐语引导人文之用,也紧承惠文景三朝的乐制奠基。在这样的人文传承基础上,汉武帝对高帝朝承秦制所作的祭祀乐语进行了重造,产生了《十九章》这一汉家祭祀新诗体系。这是一项典重的朝章制作,既树立王朝权威以彰显大国气象;又借构建祭章乐语来统摄四方人文。其中对楚地至上神“惟泰元”的重塑,直接反应在《十九章》的主题内涵上,更激发了《尔雅》之学的兴盛。

“诸子出于王官”学术源流考辨——亦谈“诸子出于王官”说与汉家学术话语

《诸子略》中揭橥的众家学术高下之别,实为晚周诸子争鸣的结果。其中"诸子出于王官"说对《周官》的附会,乃是刘歆借古文经学套路树立"学术出于王官"文化理念的有益尝试。刘歆以《七略》传达"学术出于王官"理念之意图,为的是承接宗周以王官之学分掌典册之传统,进而通过有意识的典册梳理与阐释,实现汉代经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从经学内部发展演变的历史角度而言,"诸子出于王官"说的出现,则是西汉后期今文经学在面临困境的情况下,古文经学试图通过对《春秋左氏传》所包含的"历史化"路径的倚重,完成经学话语体系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