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源文明 追迹历史——李伯谦先生专访

中国考古学经过了近一百年的建设与发展历程,其理论与实践均取得了长足进步。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先生认为,考古学要与文献史学、社会学组成三个认知系统,考古学文化研究要将区域研究与长时段研究结合起来,要重视考古遗存所蕴含的精神内涵,更全面地研究、复原古代社会;考古学研究要掌握地层学、类型学和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其中地层学在使用中应该与埋藏学相结合,而文化因素分析则是从考古学研究过渡到历史学研究的桥梁;江苏的商周考古研究应该把握江北徐淮夷文化和江南吴文化两条主线;要正确处理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充分发挥考古学的作用,使考古真正成为人民的事业。

追迹三代 探源文明——李伯谦先生访谈录

常怀颖：李先生好!很早就想找个机会就考古学理论、方法方面以及中国考古学的教学问题向您请教，有幸承《南方文物》周广明先生的委托，您终于同意接受采访，作为晚辈．我非常荣幸。

广东咸头岭一类遗存浅识

广东珠江三角洲及其邻近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继70年代发现河宕文化之后,咸头岭等遗址的发掘无疑是又一次重大突破.其重要意义在于,早于河宕文化的遗存,过去虽有不少零星的发现,有的遗址还经过小规模试掘,但只是通过对咸头岭等遗址较大范围的揭露,才使我们得以较全面的认识其文化面貌.我相信,随着今后对这类遗存的深入研究,必将进一步补充和完善珠江三角洲及其邻近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年代分期标尺,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其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体系,将广东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关于考古学文化互动关系研究

搞考古研究，应该树立一个基本观念，那就是：考古学文化的本质是运动的。考古调查、发掘所发现的所有遗迹、遗物乃至遗迹现象，你看着它是死的、静止的，其实它都是人们当时所从事的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是当时人们所从事的各种活动的物证，是当时人们所从事的各种活动的记录。

中国考古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场革命——重读苏秉琦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札记(提纲)

苏秉琦先生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从酝酿提出到现在，指导中国考古学实践和研究已有整整三十个年头。回顾30年来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无不与其密切相关，至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从中国文明化历程研究看国家起源的若干理论问题

"古史辨"运动兴起后,为找到自己真正的古史,学界开启了从考古学上探索中国文明化的历程。由酋邦,到王国,再到帝国,构成了古代中国从文明、国家的起源、形成、发展到衰亡的全过程。回顾这一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阶级斗争发展到不可调和时才出现的强制性机构,但它也具有随着社会复杂化而提出的社会管理和保持社会运转的职能。地区不同,环境不同,文化传统也不一样,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下出现的国家也必然会有一些不同的特点,甚至遵循不同的发展模式。研究中国国家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应该将之放在中国所处的特定地理自然环境中,放在中国社会所处的特定文化格局中。

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古代文明是古代世界上少数具有独立起源的文明之一,又是四大古代文明中惟一没有中断、绵延传承的文明。史前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和独特性,决定了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独立性和多元一体性。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中国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已列入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但是,由于考古工作开展得不足、对文献缺乏认真的研究、理论思考的贫乏和研究方法的单一及模式的封闭,使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仍没有取得有说服力的结论。因此,我们约请了四位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而且成绩斐然的专家,从研究的现状及现有条件、古代文献的意义及使用方法、聚落与社会结构、墓葬与社会组织等方面,诠释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形成。这组笔谈,既有新观点的提出,又有新的研究方法的使用与倡导,相信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大辛庄甲骨文与商王朝对东方的经营

济南大辛庄龟甲卜辞的出土,无疑是商代考古的重大发现.过去,我们只知道作为商代最后一个都城的安阳小屯殷墟是甲骨文的产地,从1899年首次发现至今仍屡有出土,数量已不下10万片.后来在上个世纪50年代,发掘郑州二里岗早商遗址,出过两片刻字骨片,但据研究属于习刻文字,不是卜辞,以后就再没有见过.因此,济南大辛庄龟甲卜辞的出土,是100多年来,安阳殷墟之外,甲骨卜辞的又一发现,其重要意义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湖熟文化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因为这次会是“湖熟文化”命名30周年的一个学术讨论会,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湖熟文化”的名称?我完全同意王世民先生的意见,应该历史地对待它.1959年曾昭燏先生和尹焕章先生能够提出“湖熟文化”的命名,这是有学术胆量和气魄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关于青铜文化我们知道得更多的只是中原的殷墟,南方是一片抹黑,什么都不知道,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先商文化考古的新征程——在“先商文化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商代是中国上古史上一个重要发展时期，商族是中国古代一个重要部族。根据司马迁《史记·殷本纪》和其他史籍的记载，从商之始祖契至汤灭夏建立商朝前的先商时期，大体与夏代同时，先商时期商族（或以商族为主体）创造和使用的考古学文化称为先商文化。

三星堆遗址:新发现、新成果、新认识

位于四川省广汉市的三星堆遗址,1929年即开始发掘,至1986年已有60多年的历史。其间虽不断有新的发现,但总的看来未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1986年两座器物坑的发掘和青铜立人像、青铜人面具、青铜神树、青铜车轮形器、青铜眼睛、金杖、玉牙璋、象牙等的集中出土[1],震动了世界学术界,在社会上引起了从未有过的轰动。短短几年间,见于报纸、杂志的报道和研究文章不下数百篇。

中国古代文明化历程的启示

中国古代文明化历程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一是从社会复杂化到古国诞生，二是从古国向王国转化，三是从王国到帝国建立。

红山文化为神权古国的再次证明——从辽宁朝阳半拉山遗址考古发掘分析

'古国'是苏秉琦先生于1985年在辽宁兴城考古座谈会上作的以《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试论当前考古工作重点和大课题》为题的讲话中首先提出的,1986年刊发于《辽海文物学刊》创刊号上[1]。苏先生说:'古文化是指原始文化。

原始瓷起源于夏代的确证——读“瓷之源”课题组研究成果报告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瓷器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做出的重大贡献。自东汉瓷器走向成熟以来,日益受到国人的喜爱。从唐宋开始至元明清各代,瓷器不断传到国外,更是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瓷器成熟的标志,一是胎质采用包括高岭土在内的瓷土,二是人工施釉。

陶寺遗址——中原地区最早出现的王国都城所在地

位于山西省襄汾县的陶寺遗址,从1978年开始发掘至今已有38年的历史。通过几代考古学者的辛勤工作,已揭露出一个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的特大型聚落。在这个聚落址上,发现了面积20万平方米的宫城和面积280万平方米的外廓城及东南小城(图一)。宫城位于城内偏北部,已钻探和发掘出十多座宫殿基址。

王城岗龙山文化大城——“禹都阳城”的所在地

中国20世纪百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的河南登封告成镇八方村王城岗遗址,是一处河南龙山文化遗址,1954年被发现。1975年为探索夏文化,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现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下同)的安金槐先生率队进行调查,1976年开始发掘,1977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部合作发现了一座河南龙山文化城址[1],即后来所称的小城,同时在其东北不远处发现了战国时期韩国的阳城(图一),出土有'阳城仓器'陶文陶片(图二)。

新砦期遗存——“后羿代夏”确有其事的证据

新砦期遗存得名于新砦遗址的发掘。新砦遗址位于河南省新密市(原密县)刘寨乡新砦村,1964年由密县文化馆的魏殿臣先生调查发现,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赵芝荃先生首次进行了试掘,发现有早于二里头文化一期、晚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遗存,将其命名为“新砦期二里头文化”[1]。但因揭露面积过小、缺乏典型地层叠压关系,遗物又不丰富,在学术界未得到广泛认同。

黄帝精神的核心是创新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是指一个人,还是指一个族,尽管学术界有不同说法,但它在历史上确实是存在的,并非无中生有的虚构。司马迁《史记·周本纪》记载,周灭商后,"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礼记·乐记》亦有类似记载,不过说的是"封黄帝之后于蓟"。封的是"祝"还是"蓟",抑或是别的地方,它们具体又在何处,都可以研究,但这个记载至少说明,至迟在商代晚期即已有关于黄帝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