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治哲学的两个正义概念与马克思的正义观

“正义”是政治哲学中最核心、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但也是一个多义性的概念。在霍布斯、洛克之后发展起来的现代政治哲学中,主要包含了两个正义概念:一是基于权利的正义,二是基于规则的正义,它们在指代对象、内涵及侧重点上都存在很大差异。不过,在罗尔斯建构的具有高度综合性的正义理论中,这两个正义概念是融合在一起的。马克思虽然没有主题化地探讨正义问题,但正义是其政治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在关于资本主义批判、关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以及关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叙事语境中,马克思要么介入到基于权利的正义问题中来,要么介入到基于规则的正义问题中来。所以,现代政治哲学的两个正义概念是我们理解马克思正义观的重要切入点。但我们也不能刻板地停留在权利和规则的层面来阐释马克思的正义观,因为与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相比,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并非以权利和规则本身为最终或最高目的,而是通向了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

如何认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西方规范性政治哲学的不同?

马克思虽然在多种情况下对有关权利、平等、公正等的规范性话语予以了批判,但在其理论中却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支持规范性判断的政治哲学思想。然而,与霍布斯、洛克、休谟、卢梭、康德等政治哲学家相比,马克思是在特定的语境下、以特定的方式、从特定的思想层面来把握政治哲学问题的。不管就立论方式而言还是就思想界面来说,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西方规范性政治哲学都存在不可同日而语的重大不同。只有充分地认识到这种不同,而不是将西方规范性政治哲学作为绝对标准,才能够建构起符合马克思的理论要求与思想追求的“马克思政治哲学”,也才能够对西方规范性政治哲学作出更加全面的评价。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核心要义、价值意蕴和实践路径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还是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的核心标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建共享的、社会生活整体协调推进的、人民精神世界丰盈的总体性富裕。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厚植了精神底色,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了精神动力,为开辟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精神力量。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整合强大的社会力量,创造出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产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引领,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才能扎实推动并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数字时代的公共领域与协商政治的危机——评《公共领域的结构新转型和协商政治》

在《公共领域的结构新转型和协商政治》这本新书中,哈贝马斯分析了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新媒体对公共领域的影响,并就有关协商民主的一些疑问和异议进行了回应。在他看来,虽然新媒体用户摆脱了单方面信息接收者的角色,他们同时成为作者,但是,目前这一形式上的平等性也带来了专业性的降低。由于缺乏监管,加上新媒体依托服务于自身商业利益的平台等因素,人们有理由担心,公共领域有可能再次走向衰落。此外,哈贝马斯重点论述了协商民主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面临的挑战。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受制于其在20世纪下半叶形成的理论体系,哈贝马斯有关21世纪产生的新问题的思考所能够提供的参考意义是有限的。这是因为他的公共领域概念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国家和社会的分离这一自由主义的基本框架之下,同时,协商政治也因为忽视自身的决断前提,注定难以有效应对新世纪以来不断加剧的各种自然和社会风险。

马克思与“正义”：一个再思考

马克思是在不同层面上处理正义问题的。在纯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架构中,马克思把正义看作是一个附属性的下位概念,但这不足以反映其正义思想之实质。在系于"改变世界"和"革命"之理论范式的政治哲学中,正义作为一条"后台"的线索贯穿于马克思思想推进的始末,以经济事实为依托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不外于此。从这种正义出发,马克思激烈地批判了自由主义正义范式,认为这一范式由于只是在一个比较低的和比较特殊的层面上阐述了人的自由、权利、公平、平等,因而并未在根本上触及使人普遍产生异化的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最终的结果还是普遍的不正义。如果不谨慎地清理马克思处理正义的层次和语境,既有可能仅仅停留于某一个质点而导致片面、残缺地认识马克思的正义思想,又有可能导致以一种外在于马克思正义的范式来丈量马克思的正义,这更不可能将马克思正义之真实状貌还原出来。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政治哲学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政治哲学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相对寂寥到不断勃兴、从尝试性探索到多样化推进的发展过程。梳理这一过程的不同阶段可知,中国的政治哲学是在学术观念的变革和现实社会的变迁中发育、生长、发展、壮大的。这也决定了政治哲学研究只有确立起“中国化”范式并在理论上切实地探索、解答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和历史进程所给出的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才能够真正在获得自我奠基的基础上走向成熟。而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要继续彰显其时代使命和生命力,则需要关注人类共同利益,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思想智慧,同时又需要着力构建本土政治哲学,增强理论自信与学术自信。

合法性:哈贝马斯政治哲学的焦点

"合法性"是哈贝马斯政治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哈贝马斯对合法性的解述,在逻辑上肇始于他对自然法和实证主义两种合法性传统的批评性回应,在实际的理论层面上则系于他对交往理论的政治哲学转译和对公共领域概念的政治哲学审理。与自然法和实证主义传统不同,哈贝马斯并没有将先定的价值观念或者形式主义的事实的东西作为证立合法性的基础,而是将这样的基础视为公共领域以及它的交往结构的展开。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经过罗尔斯的回应,其意义被放大,但对其思想结构的评价则应当从其自身话语的语境切入,而不应简单地用外部的问题坐标或者理论范式对其进行处理。

《资本论》的叙事结构与马克思正义思想

《资本论》是一个有着特定叙事结构的理论文本,而其特定叙事结构在比较全面的意义上开显了马克思的正义思想。首先,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论叙事并非只是阐述了一个一般的认识论步骤,更深刻的问题在于,马克思凭借这个方法,开辟出批判的哲学视野及超越英国经济学传统的政治哲学问题域,从而为阐发正义问题奠定了坚实基础。进一步看,通过对洛克以来一脉相承的理论传统中不断凸显的权利原则予以"抽象肯定"并"具体否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资本批判"维度上作出了正义判断,并由此厘定了"基于平等的正义"逻辑。更进一步说,由于马克思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叙事中来考察政治哲学问题的,所以归根结底,《资本论》中"基于平等的正义"指涉的乃是生产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层面的问题,这决定了无论是作为其前提的权利,还是作为其实质的平等,都是与自由主义正义理论判然有别的。

古典市民社会理念的历史流变及其影响

在市民社会理论史上,古典市民社会理论传统是由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开创并加以发展的。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创构,古典市民社会理念主要反映的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政治现实,因此直接体现为古希腊、古罗马思想的主流。但在尔后的文化长河中,它仍然作为一种支配性话语而起作用,影响到中世纪、近代乃至当代思想家的学术讨论。

生活世界之市民社会理论的再建构:柯亨与阿拉托的努力

在汲取葛兰西以来特别是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资源的基础上,柯亨与阿拉托构建起了一种三分甚或四分的市民社会理论模型,从而实现了对市民社会概念的重建。柯亨与阿拉托所论市民社会,基本上是与哈贝马斯界定的生活世界相对应的,指的是生活世界的机构或制度。这一市民社会概念注重对权利的强调和对民主制度的分析。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想性维度与现实性维度

根据与现实政治生活的关联程度,我们可将古往今来的政治哲学界分为理想性政治哲学与现实性政治哲学。从整体来看,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既是一种理想性政治哲学,也是一种现实性政治哲学,即它不仅包含了一个理想性维度,同时也包含了一个现实性维度。这两个维度一方面因为关涉到互不相同乃至具有重大差异的理论问题,所以彼此之间存在明显分野,但另一方面又因为其所关涉到的理论问题具有一种历史的衔接性和连续性,所以彼此之间又具有某种融通性和互补性。

重置理性的路标:哈贝马斯现代性批判之维

哈贝马斯是站在批判的立场上来看待现代性问题的。他对现代性的批判 ,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一个方面指向社会现实层面 ,另一个方面指向思想层面。就前者而言 ,他批判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现象 ,主张以交往理性来改造被扭曲的现实生活世界 ,以此解除现代性困境 ;就后者而言 ,他反思了自黑格尔以来的哲学家关于现代性问题的思考方式 ,主张在破除意识哲学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引入互主体性的交往理性原则来思考现代性方案。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批判话语既有值得肯定的地方 ,又有它的不足之处。

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开创了政治哲学的传统

与近代以来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主流政治哲学相对照,马克思在政治哲学史上开创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政治哲学理论传统:一是表现为其政治哲学在立足点上实现了从市民社会到人类社会的转换,二是表现为其政治哲学在研究思路上实现了从自然论证到社会论证的转换,三是表现为其政治哲学在规范性内容上实现了从此岸价值到彼岸价值的转换。这三个重大转换,不仅表明马克思所开创的政治哲学传统与近代霍布斯、洛克以来自上而下的政治哲学传统有着不可同日而语的差别,而且也表明前者是在比后者更深和更高的视点上予以立论和开展的。

话语民主:哈贝马斯政治哲学的关键词

哈贝马斯对话语民主的思考依附于他对市民社会问题的探讨。因而,在他构筑的不同市民社会研究平台上,对话语民主的讨论是有差异的。但整体话语民主理论的基本策略是一致的。话语民主理论虽然有其进步性,但它制造的困境也是十分明显的。

总体性视阈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卢森堡和卢卡奇在运用总体性的理论方法来考察马克思的理论时,从中开显出了政治哲学的理论逻辑。在卢森堡的启示下,卢卡奇提出总体性,旨在审理实证主义理解"现实"与"事实"的方式。在此过程中,通过抗拒实证主义而展现出对政治价值的追求,尤其是布洛赫所说的那种链接于价值判断或理想追求的"希望"的东西,在总体性的结构中得以显现,政治哲学由此在总体性视阈中"出场"。在卢森堡和卢卡奇总体性理论话语之背后,我们发现了通往马克思总体性以及政治哲学的一条思路,总体性对政治哲学的开显,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十分真实地发生了。

全面理解《资本论》中的正义问题

在《资本论》所可以开显出的理论议题中,正义问题占有一个十分关键的位置。我们今天全面理解和阐发的《资本论》中的正义问题,对《资本论》之当代意义的生动展开,以及对马克思政治哲学之研究的纵深推进,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是否能够达到对《资本论》中的正义问题的全面理解和阐发,则有赖于对三个问题的解答:一是为何要从《资本论》的叙事结构来理解正义问题和马克思的正义思想?二是马克思为何在《资本论》中认为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交换关系是一种“正义”关系?三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于正义的解析究竟有没有推进和超越现代西方正义理论?对这三个问题的解答表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和正义理论既有一个与西方通行的规范性政治哲学相对话的维度,又与后者存在根本差异。阐释和评价马克思政治哲学和正义理论的有效范式,只能是唯物史观的范式。作为一个有关正义问题或包含正义问题的文本,《资本论》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从唯物史观的思维视野出发,将对正义的规范性阐释,建立在了对现实历史的把握之上,或者将一个“建构性”的规范问题,转换为了一个“批判性”的历史问题。

马克思需要理论的政治哲学意蕴

马克思在自然、社会以及人的自我实现三个不同层面上建构起来的需要理论,实际已经越出了纯粹经济学的边界,从而进入到比纯粹经济学远为复杂的政治哲学的问题域,在立体性的思想结构中彰显出丰富的政治哲学意蕴。具体地说,马克思从自然需要出发提出了指向资本统治关系的权利话语,从社会需要出发昭显了共同体意义上的普遍价值,从人的自我实现的需要出发描绘了反拨现代、回归古典的超越性政治的图景。

美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两种理论向度

政治哲学是近些年美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最重要的理论路向。概括地看,美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来形成逻辑的推进的:一方面,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学者根据现实的政治语境来设计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学术研究的路径、论题与重点等,这一情况主要表现为对马克思、卢森堡、列宁、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的政治哲学理论问题以及相连带理论问题的"回归"式研究;另一方面,他们根据对当下美国社会以及世界政治转变过程所不断凸显的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话语的建构,这是一种与"回归"式研究不同的"前进"式研究。美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逻辑,已经超出了人们一般所认为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所讲的平等、正义等狭义的政治哲学理论框架,毋宁说,美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书写的是广义的政治哲学。

马克思政治哲学中的“社会性”问题

马克思政治哲学几乎全部主题,就是解决休谟以来一直困扰着人们的矛盾,即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个体与共同体、个人性与社会性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在解决这一矛盾时所看重的是普遍利益、共同体和社会性,所以"社会性"问题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其政治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总体来看,马克思是通过批判自由主义和市民社会来阐释这个问题的。马克思由此厘定的一条独特思路,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路。这条思路强调以批判世俗世界、揭示"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为前提,来审理和把握包括"社会性"问题在内的一切政治哲学问题。而这一点,不论是在休谟、卢梭、康德、黑格尔以及罗尔斯等诉求"社会性"价值的政治哲学家那里,还是在洛克、亚当·斯密、边沁、穆勒、哈耶克、诺齐克等倚重"个人性"价值的政治哲学家那里,都是无法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