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作为“自然”与“世界”——论黄灿然的城市诗写作

如何书写城市及城市生活,是现代诗学中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话题。自波德莱尔以来,城市几乎都是作为“地狱”和“罪恶的渊薮”得到书写的,黄灿然提出将城市作为“自然”同时作为“世界”来书写,以破除城市书写中的成规。黄灿然本人的诗歌写作很好地实践了他的诗学主张。他的诗作在叙事性、感性和抽象性之间建立了自身的张力系统,构建出一个爱者与智者眼中的城市世界,在继承波德莱尔遗产的同时为城市书写提供了新的典范。黄灿然是一位在城市诗的理论思考和写作实践上都做出了重要贡献的诗人,值得重视。

耳穴埋豆治疗失眠的临床观察

目的:观察耳穴埋豆辨证治疗失眠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将50例失眠患者随机分成两组,对照组应用口服药物的方法治疗;观察组则进行耳穴埋豆治疗,采用辨证按压的方法,对失眠患者的睡眠状况进行观察。结果:耳穴埋豆辨证治疗失眠可有效改善患者的睡眠质量,缩短治疗时间,提高生活质量。结论:采用中药王不留行籽耳穴贴,按耳穴位置埋在压痛点处,加以固定,反复刺激耳廓上相应的穴位或反应点,能有效促进经络的气血通畅,从而调整脏腑功能和人体内分泌系统,调整机体的阴阳平衡,以达到改善睡眠的目的。

艾灸对术后腹胀的疗效观察

目的:观察艾灸疗法对术后腹胀的疗效。方法:将100例腹部手术后患者随机进行分组,对照组于术后6h协助床上适当活动,并协助早期下床待肛门自然排气。观察组在此基础上,采用术后6h行艾灸中脘、神阙、足三里三穴,观察出现腹胀减轻及肛门首次排气的时间。结果:观察组术后腹胀减轻及首次肛门排气时间均明显提前于对照组。结论:艾灸中脘、神阙、足三里三穴能有效促进腹部术后肠蠕动,减轻腹胀,且使肛门排气时间提前。

“文学地理”建构背后的宏大文化理念——以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为例

目前的文学地理学一般注重地域文化对作家的影响研究而忽略作家对于地域文化的建构研究。文章以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的建构为例,说明正是超越于地域文化的整体历史语境决定了地域文化的书写价值,而地域文化以何种文化形象出现于作家的笔下,不仅与地域原乡相关,更取决于作家所持有的文化立场和具体文化理念。总的来说,莫言的生命主义、文化生态主义理念以及受当代语境影响的带民间色彩的文化政治理念是莫言创构高密东北乡的主导理念,它们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莫言纸上故乡的文化面貌。

论写作与自我治疗

关于写作为什么具有自我治疗的作用,一般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宣泄说"得到解释。但写作不仅仅是个心理事件,它还是个语言事件,应该得到语言学的解释。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看,写作通过语言显现自我,而"显现"本身即建构,是一种自我的创造性生成。在此过程中,它动用的是"全生命"的经验,它将一切生命体验都编织进一个意义结构之中,因而是尼采意义上的对"此在生命"的肯定。而在这一切之上,写作向他人与世界敞开,将个人的私密性存在转化为公共的语言形式,促进了自我的社会化。这三者互相联系,是写作具有自我治疗作用的基础性原因。

鲁迅、汪曾祺和余华三部复仇小说之比较

本文首先指出鲁迅的《铸剑》、汪曾祺的《复仇》和余华的《鲜血梅花》这三部复仇题材的先锋小说有着极为相似的基本故事元素,却表现出迥异的精神内蕴和审美风格;然后从三部小说借用的传统文化资源、所受的异域影响及作家本人生命体验与气质的不同三方面来论析它们各自独特性形成的原因。

从《平凡的世界》结尾看路遥精神世界的深层矛盾

结尾是最能考验一个长篇小说作家思想和艺术功力的关键环节,极重视结尾的路遥却为《平凡的世界》写出了一个不合情理的结尾。这不是因为作家技巧的贫弱,它显示了路遥人生观、世界观中由来已久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深刻矛盾。正是这深刻矛盾导致了《平凡的世界》两个主人公两条人生道路的“双构性”结构以及它的矛盾重重的结尾。

勿让新诗教育成为“荒弃的园地”——关于大学新诗通识教育的实践与思考

新诗通识教育是诗性生命教育的重要形式,也是使新诗获得群众基础的重要途径。但是目前面临多重困境。论文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破除困境、改善教学的一些路径,包括内容的选择和诗性生命教育理念的贯彻,以及将诗歌融入诗人生命历程的"叙议结合"式讲授方法等。并认为适当采用网络视音频资料,注重师生互动、个性化朗诵、鉴赏与写作相联系等也是提高课堂有效性的方法。

当代文学中身体伦理的变化及其文化阐释

"身体"对于当代文学来说无疑是一个关键词。从身体伦理的变迁角度可以大致为当代文学50年来的发展描绘一条清晰的线索:20世纪50～70年代,对欲望身体的极力回避;70年代末～80年代中,为身体的正当欲望正名;90年代至今的文学,是感性至上,身体崇拜。正是身体伦理的异趣显现了当代文学不同阶段文学风貌的迥异。而身体伦理大异其趣的背后,隐含的是不同的文化意识形态对人的塑造以及人的反塑造的本能。

成长小说何以成为近20年文革记忆生产的显要形式

八九十年代之交开始,以"文革"为背景的成长小说频频获得文坛以及社会的关注,至今方兴未艾,可以说成长小说是继伤痕、反思之后"文革"记忆生产的极有影响的形式。论文认为,促成这一文学现象的原因,一是当今的主流作家基本上是在"文革"中度过童年少年时期的,成长与"文革"的相遇促成了这一热潮;二是与90年代以来新语境和新的问题意识下"文革"记忆需要重启与更新相关,而成长小说的形式由于其童年与成人的双重视角,其细小与宏大之间的张力,其灵活性与开放性,是延续、更新、丰富、补充和改写"文革"记忆的非常有效的形式,因此成了极受作家青睐的形式。

尚未消失的风景——论黄礼孩诗歌中的自然描写

自然风景的书写已经构成当代诗人黄礼孩诗歌的一个显著特征。他笔下的风景既有其独立的美,同时又是抵达人的内心风景的桥梁和中介。透过自然这一中介,他非常优美、轻盈地表达了独具一格的爱和深邃的思,表达了内心深处的自我以及越来越复杂的人生体验,并在美学上取得了轻与重、小与大、感性与理性的多样平衡。

穆旦诗歌写作的身体维度

论文对穆旦诗歌中表达的身体思想以及由于身体因素的加入而给穆旦诗歌带来的特有的思想艺术魅力做了细致的剖析,并以此为出发点,对身体诗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对于纠正当前"身体写作"中的某些浅薄化倾向以及对这个术语的某些误解是有所裨益的。

我们如何看待和学习当代文学——答学生问

＂当代文学＂这一门课程的学习使我们感觉到了困惑。即使不与＂辉煌＂的古典文学与西方文学相比,仅仅与刚刚上过的现代文学课程相比,也使我们在刚刚接触当代文学——尤其是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的这一段感觉到了落差。学习现代这一段时,鲁迅、巴金、老舍、沈从文、曹禺、张爱玲、钱钟书……名家鱼贯而来,

力不从心的“老人小说”——从杨绛的《洗澡之后》谈起

杨绛先生在2010年给《洗澡》写了个续篇：《洗澡之后》。《洗澡》需要一个续篇吗？想来倒确实是可以有的。虽然五十年代初针对知识分子的“洗澡”运动告一段落，但几个主人公的人生故事却似未完待续的样子。《洗澡》的结尾是这样的：“洗澡”完了之后，许彦成夫妇被分配到“最高学府”。姚太太为他们夫妇二人设宴送行，饭后丽琳先走，许彦成得到姚宓相送的机会。许彦成告别的话是：“你的话，我句句都记着。”然后是姚宓的“细泪”和她对彦成回家路上的“深坑”的惦记，这些都深深印在读者的脑子里，显得意犹未尽。那么，许彦成怀揣对姚宓的爱又怎样与杜丽琳共度后面的人生？姚宓就这样一辈子寂寞终了吗？还有那个愿意为姚宓和许彦成的爱情牺牲自己婚姻的罗厚呢？确实让人牵挂。更何况对于知识分子的人生命运来说，“洗澡”之后还有“反右”，“反右”之后还有“文革”，的确是可以有可感可叹可歌可泣的续篇可写的。但读罢《洗澡之后》却有失望之感，感觉到杨绛是无力、也无心写一个好小说了。

程文超文艺研究和学术思想述评

程文超是当代重要的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程文超学术的核心精神是他对于中国当代文化建构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道德情怀,而是结结实实地化成了一个个研究命题,如批评、现代性和欲望命题。他对这些命题的丰富、发展和原创性建构来源于由使命感而生的特殊视角和思考方式。

作为文化症候的“自我治疗性”写作

越来越多的作家自述其写作的基本动力之一是自我治疗,这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化症候。它首先意味着文学边缘化时代作家的一种无奈的退缩,也是文学市场化时代一种看起来更高尚和更为艺术本位的写作伦理,当然它也是创作观念改变的结果。另外极其重要的一方面,它意味着我们这个时代心理精神危机的普遍与严重,因为作家们——这些时代最敏感的神经的确需要写作来进行自我治疗。

王小妮诗歌与禅文化的深层联系

王小妮的诗,表面看起来与禅关系不大,但无论是其对世界的体悟方式,还是基本的诗思方式、语言方式以及诗中透露出来的自我,都有着与禅的深层相通,但又与一般的禅言诗有着明显的距离。王小妮诗的这一特点,显示了当代诗人与禅文化发生关系的最一般与最深刻的方式,是传统文化隐形地渗入和滋养当代诗歌的精彩个案。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人学与美学

本文从“文学是人学”的角度梳理当代文学５０年的发展，认为当代文学所表现的人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政治性（神性）的人；真善美的人；非理性的假丑恶的人；日常生存中的俗人；感性欲望中沉浮的人。与此相应，当代文学的审美风尚也依次发生了这样的嬗变：政治伦理美学、人性论美学、审丑的现代主义美学、生存论美学、感性美学。当代文学审美风尚的变化是与对人的认识的变化差不多同步进行的。对人的认识的更新，是新的审美表现方式的生长点。

结尾的困难——以当代几部著名长篇的结尾为例

当代长篇小说的结尾艺术，我认为深受两种观念的影响。一种是“不要团圆”。五四时期鲁迅、陈独秀、胡适等全力批判过“团圆主义”，使得“团圆主义”交得臭名昭著，纷纷改成“不团圆主义”（张恨水语）。“团圆主义”是中国古典戏曲和古典小说的特征，鲁迅说凡是才子佳人戏，必令其“当场团圆”，才肯放手。鲁迅之所以对此深恶痛绝，主要是认为这种结局不过是一种“虚幻的美满”，是意识形态上的“瞒”和“骗”的表现，是一种麻醉剂。而后来我们的反对团圆结局却更多出于艺术效果上的追求。圆满了，观众（读者）也就放心了，小说就不会长久地牵着人心，丧失了诱人思考的能力，所以即使是琼瑶式的言情小说，也多以悲剧结束。这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对长篇小说的一个明显的改良。

重返历史的隐秘小径——读王小妮短篇小说集《1966年》

王小妮的短篇小说集《1966年》显示了打开"文革"记忆的另一种方式,即写出"普通人"作为"普通年份"体验的1966年。她的11个短篇像重返历史的隐秘小径,它们以冷静的静观深入时代隐微的深层,辩证地写出了一个动与静、常与变恰如其是的年份,超越了一种"奇观化"的简单书写,完成了对历史经验的真正的诗性转换,在恢复历史与人的可理解性从而真正唤醒历史意识方面做出了独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