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河中上游地区禾本科植物调查

禾本科(Gramineae)是种子植物中最有经济价值的科。报道了汾河中上游地区禾本科植物42属78种(含种下等级7个),其中,含种数最多的属为鹅观草属Roegneria C.Koch.(7种,1变种),其次为早熟禾属Poa L.(6种),含有4种的属为狗尾草属Setaria Beauv.、披碱草属Elymus L.,含有3种的属有芨芨草属Achnatherum Beauv.、马唐属Digitaria Hall.、画眉草属Eragrostis Beauv.、隐子草属Cleistogenes Keng(1变种)、稗属Echinochloa Beauv.(1变种)、针茅属Stipa L.(1变种),含有2种的属有荩草属Arthraxon Beauv.、拂子茅属Calamagrostis Adans.、羊草属Leymus Hochst.、棒头草属Polypogon Desf.、高粱属Sorghum Moench、野青茅属Deyeuxia Clartion(3变种),含有1种的属最多,达25属。

抗条锈小麦-非洲黑麦渐渗系的分子细胞学鉴定

非洲黑麦(Secale africanumStapf)具有矮杆、异花授粉、抗多种小麦病害等优异性状,在小麦可持续性抗病遗传育种中具有重要作用。利用分子细胞生物学的方法对小麦与非洲黑麦育成的渐渗系材料进行鉴定,发现了抗条锈病的新的代换系和易位系材料,为进一步在小麦染色体工程育种中开展非洲黑麦基因资源的利用提供很好的遗传材料。

为什么青春的脉管里缺少艺术的血液——《致青春》课堂讨论纪实

一、＂致我们并不存在的青春＂ 傅元峰：王小妮写过一首诗,题目是《青绿的脉》,表达出了很独特的青春感受。诗中有一只核被挖空的青苹果的意象。应该看到,在艺术作品中,爱情并非青春的标识,没有思想的精髓,缺乏艺术的审美能力,青春记忆会显得空空荡荡。王小妮的这首诗,是一个青春沦陷的象征。爱情,一个空洞的青春遗物,并不能证实青春。前不久,围绕赵薇导演的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以下简称《致青春》）出现了一个文化现象,引发了对“青春”的召唤和热议。

“感时而动”的书写困境──2014年中短篇小说创作论析

中国当代汉语文学因其＂长篇崇拜＂的风潮,对中短篇小说的忽视已经很久了。中短篇小说既有小说文体的主流身份,又不及长篇小说获得作家的重视,两相夹击之下的尴尬,使得中短篇小说的文体独特性尚未建立,更容易成为一种＂感时而动＂的文体。因此,当2014年的文学艺术继续在文化荒漠的暗夜里跋涉时,中短篇小说也以敏感的神经与此共振,并被诸多力量塑形。

闻一多新诗的观念型特征——兼谈汉语新诗的“及物性”问题

既有的闻一多研究,大多只根据其意象使用而指认其'象征主义'、颓废风格。本文从这一误判入手,将分析重点从意象本身转向抒情主体及其与物象的连结方式,通过着重分析闻一多诗歌中抒情主体的姿态以及诗语结构,并对比他所效仿过的'意象派'诗歌,发现其中意涵指涉的冗余与对象化的缺失。上述特征使得闻一多诗歌朝向观念化偏移,未能给物的静默留下足够的空间,而'观念化'也恰为百年新文学一个显见的症候。同时,在主体与物象关系的问题中,重物象而轻主体的思维模式,不仅在既有的闻一多研究中构成误判,也在新诗批评的一个关键词'及物性'的使用上造成了概念的误迁与变形。'现代'语境下对抒情主体的重审,亦有助于'及物性'概念的理清。

一个主知主义者的现世回望——评《浮色》

在著名的《历史哲学论纲》中,本雅明描绘了一个脸朝向过去、却不可遏制地被风暴刮向未来的＂历史天使＂,并将这场风暴名为＂进步＂：＂保罗·克利的《新天使》画的是一个天使看上去正要从他入神地注视的事物旁离去。……人们就是这样描绘历史天使的。他的脸朝向过去。在我们认为是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是一场单一的灾难。

橙皮苷对支原体肺炎小鼠肺部炎症因子和细胞凋亡的影响及其机制

目的:探讨橙皮苷对支原体肺炎小鼠肺部炎症因子、细胞凋亡的影响及其潜在机制。方法:将小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支原体肺炎模型组,橙皮苷低、中、高剂量(80.0、160.0、320.0 mg/kg)组和阳性对照组(阿奇霉素22.5 mg/kg)。除正常对照组外,其余各组通过鼻腔接种肺炎支原体菌株法建立支原体肺炎小鼠模型。采用干湿重法检测肺组织含水量;肺功能分析系统检测静息通气量、气道阻力和肺容积;H-E染色检测肺组织病理损伤;ELISA检测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中白细胞介素(IL)-6(IL-6)、IL-1β、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水平;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检测BALF中白细胞总数及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和淋巴细胞数;TUNEL染色检测肺组织细胞凋亡率;免疫印迹检测Bax、Bcl-2、Toll样受体4(TLR4)、MyD88、磷酸化核因子-κB p65(p-NF-κB p65)和NF-κB p65蛋白表达水平。结果:与支原体肺炎模型组比较,橙皮苷中、高剂量组和阳性对照组肺湿/干比降低,静息通气量、气道阻力和肺容积升高,肺组织病理损伤明显改善,BALF中IL-6、TNF-α和IL-1β水平降低,BALF中白细胞总数及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和淋巴细胞数降低,细胞凋亡率和Bax/Bcl-2蛋白表达水平降低,TLR4、MyD88、p-NF-κB p65和NF-κB p65蛋白表达水平降低。以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结论:橙皮苷能改善支原体肺炎小鼠肺部炎症,抑制肺组织细胞凋亡,可能与抑制TLR4/NF-κB通路有关。

论《文苑英华》中对歌行的编选

《文苑英华》中对歌行的编录,继承了中唐元稹、白居易的"歌行"观念,其中收录白居易、杜甫、韦应物等人的歌行作品较多。之所以将"歌行"独立成类,是编录官参考唐人文集而来,因为在中晚唐诗人的观念中,歌行已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文体。无可否认《文苑英华》在编录歌行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失误,主要原因在于编书时间仓促、唐宋人文体观念模糊及受政治影响等因素。

“纯诗”及物的可能——朱朱近作的一种启示

在一幅肖像素描的背面,朱朱曾写下这样的句子：“现在你的生活如同一条转过了岬角的河流/航道变阔,裹挟更多的泥沙与船”①.这或可概括朱朱创作的某种转向.在一次新诗集的分享会上,朱朱也自述：“九十年代,我深受马拉美、瓦莱里、里尔克等现代主义大师的影响,作品趋向于幻美、唯美,对于社会性非常隔绝,而到2004年左右写作《野长城》的时候,我意识到诗歌可以承载更多的东西.”②2017年,朱朱新出版了两部诗集《野长城》（《新诗》第21辑）和《五大道的冬天》.《野长城》作为1990-2014年诗歌的选辑,勾勒了上述“转变”,而《五大道的冬天》中收录的近六年的新作,则显示了这一转变后诗艺的日趋成熟.

袖手旁观的“深情”——重识韩东小说的叙事姿态及文学征候

韩东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特征鲜明的叙事人形象。这一叙事人大部分时候以讽刺和戏谑展示出疏离的分析姿态,而一旦触及内心隐秘的执念并泄露出伤感,又赶紧进行涂抹和掩藏。这一语调上微妙的"非稳态"于表层故事之外拓展了小说在叙事人层面的丰富性,构成了小说的张力效果。而倘若进一步将这一张力或悖谬追溯到作家境遇和心理层面,它归根结底成为一种文学征候,即韩东的文学姿态在其文学野心与现实处境之间的困境,以及姿态化的"文学英雄主义"不知何以为继的尴尬。

是引信？还是掩体？——论自然物象在吕德安诗中的抒情角色

1980年代初写诗至今,吕德安是少数持续专注书写自然和乡野,且未将自然滥情化的诗人。从儿时的马尾镇,到旅居美国时期的曼凯托小镇,再到回国后于福建北峰山上筑居,与自然的亲近不仅是吕德安习惯的生活方式,也是他的诗歌底色。不过,在长达三十多年的诗歌写作中,尽管书写对象几乎始终没有离开自然物象,但吕德安的创作形态、书写语调却发生了阶段性的变化:1980年代早期,是模仿洛尔迦的谣曲风格。

巫师、史官与建筑师--论叶辉诗中的物象与抒情主体

叶辉的诗以语言的简洁凝练和对日常物象隐秘性的发现著称。在他19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诗歌中,抒情主体语调渐趋笃定,"真理在握"如占卜的巫师,而想象力的延展也由灵光乍现稳固为对万物生灭规律的揭示,形成了愈发熟稔的风格。近年来,叶辉尝试突围,在诗中引入现实试触、历史重构与地理空间拓展,这一新变也为抒情主体带来了姿态的位移和情绪的流露。此外,对世事的洞悉、对过度知识化的警惕以及意象与关联词之间的巧妙联结,都为叶辉的轻盈诗风增加了内在硬度,对当下诗歌创作中浅白和繁复的两极均构成启迪。

语词之失与现实之累:奥登《战时组诗》读札——以《中国兵》的修改为线索

'奥登风'是1940年代中国诗坛的创作现象。在此风潮之下,对其接受难免存有遮蔽之处,主要体现在功利化因素的强调;忽略了抒情主体本身的矛盾与裂隙;缺乏对其创作褒扬背后的反思。因此,由《中国兵》这一具体文本,切入奥登的创作,通过史料查证和细读,将其阐释纳入《战时组诗》的整体意蕴下,揭开一些被中国译者误读已久的'赞颂',并勾勒出奥登对其诗歌修改过程中抒情声音的变化趋势,从而反映其可能的修改动因、声音的制约力量和诗歌的美学得失,以便对现代汉语诗歌的创作可能提供镜鉴。

“物诗”与抒情主体的位置——以冯至、郑敏与里尔克的差异为中心

自1922年作为“《罗丹》研究的作者”第一次被介绍到汉语文学中来,里尔克(1875—1926)成为汉语新诗中被译介最多的诗人之一,对中国诗人的创作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曾有诗人学者将里尔克视为“中国新诗中历久不衰的神话”,认为他对中国诗人的人格风貌、精神态度产生了更全面、深入的震撼。

被悬置的主体——论张枣

2010年3月,48岁的张枣在德国图宾根去世,为“诗人之死”的神话名单增添了又一个逗点。诗人朱朱曾为张枣写过一首悼诗《隐形人》,以张枣二十多年人生境遇的顺逆、起落为轴心,勾连起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社会、汉语诗歌场域以及诗歌心灵的变迁。这首诗以一句关于“飞行”的判语作结:一如诗人惯来是死后的神话,类人猿中的鸟科,无地的君王;或许你从来就没有真正地着陆。

论王小妮诗中主体与物象的关系

王小妮自八十年代至今的诗歌中,抒情主体与物象之间始终存在着较强的相互作用力,双方会在想象力的作用下,产生即刻的变形。这一变形,在她早年诗中,体现为"物""我"之间融洽和谐的互动,并通过第二人称、祈使语句、大词的使用等,展现出与广阔世界对话的可能。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物象的变形则偏向于表达主体对世事的冷静洞察与批判,主体也常直白宣喻自己的独立态度,但这些态度并不基于先入之见,而是同时渗透了瞬时的任性灵动以及与物象的共情,因而留下了一批佳作。不过,主体与物象之间"短兵相接"的写作方式,也使得王小妮的诗大多短制,在组诗与长诗的层次和结构上留下了一些缺憾。

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十年发展述评(2009一2018年)--基于人文社科综合指数的分析

2009-2018年间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进入繁荣上升期,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现当代文学扩张明显,比较文学发展平稳。“两古”学科领域,经典作家、作品研究的回归、文本理论的兴起与稀见文献的发掘代表了此一时期的主流。现当代文学研究迈入了多元探索的新阶段,已被文学史经典化了的作家得到了更为深入的研究,而尚未经典化的当代文学批评则与文学创作现场保持紧密联系。文艺学聚焦后现代媒介冲击之下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关系,以及西方理论与中国学术之间的关系。语言学重视传统研究领域和新方法、新技术的交叉,在和国际学术研究接轨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新兴研究领域。文字学方面新出土文献的整理、训诂以及古文字辨析考释方面都出现了大量成果。相较而言,比较文学专业尽管也出现了一些学术力作,但未能对学科整体结构产生重要影响。

安太堡露天煤矿复垦区野生植物定居分析

通过对2006—2012年安太堡露天煤矿复垦区及7种主要复垦模式野生定居植物的调查,分析野生植物定居特征及其多样性。结果表明：复垦区野生定居植物有207种,隶属于30科115属,以菊科植物最多,其次为禾本科,两者占植物总数的58.45%;生活型以多年生草本占绝对优势,达134种,其次为1年生草本,为45种,1～2 a生草本为22种,小灌木最少,仅有6种;不同复垦模式中野生定居植物种类、数量各不相同,沙柳（Salix psammophila）×榆树（Ulmus pumila）、白杄（Picea meyeri）×青杄（Picea wilsonii）×油松（Pinus taebelaefolius）和刺槐（Robinia pseudoacacia）纯林复垦模式定居植物种数较多,其次为刺槐×油松模式,最少的为沙棘（Hipophae rhamnoides）×沙枣（Elaeagnus angustifolia）×柠条（Caragana korshinskii）模式,优势种与伴生种主要为禾本科、菊科、豆科、唇形科与车前科草本;Pielou均匀度指数、Shannon与Simpson多样性指数均表明,复垦区人工乔木林生态系统稳定性高于草地生态系统及灌木林生态系统。

沉降与飞翔——黄梵小说与诗歌创作片论

作为新文学中为数不多的同时持有诗歌、小说两副笔墨，并在两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的作家，黄梵的诗歌与小说创作呈现出不尽相同的特色。他表现出对诗歌和小说文体特征的极大尊重，并赋予两者以不同的功能：“新诗的历史，就是企图建立现代国家的精神挣扎史。白话小说尚无法真正领略其中的力道。”确如他所言，他的诗歌作品更加“内倾”，抒情者坦露出所有的无奈，深沉而持重，呈哀泣的调性；

“纯诗”的叩问

在当下，“纯诗”的话题越来越少被人提及，但“纯诗”作为一种诗歌品质，也作为一种镜像，我觉得仍有探讨的必要。曾有诗评家发问：“中国百年新诗史上是否真正存在过一个阶段是完全的‘纯诗’和‘新批评’意义上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