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商业银行服务小微企业的风险管控

基于大数据引发的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业务的影响分析,深入探讨商业银行严控小微企业贷款的主要原因及其发展态势,并构建基于大数据的小微企业风险管控模式,继而提出了商业银行管控小微企业贷款风险的路径选择。研究结果显示:依托网上电子银行建设、贷款审查机制创新、投贷联动类业务发展等新举措,商业银行在服务小微企业时能实现低成本、低风险、高收益;借助大数据,商业银行整合小微企业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的条件已经具备,信贷风险完全可以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知识溢出对区域创新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

基于2003—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静态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分析了知识溢出对区域创新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区域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全局空间相关性和局部空间集聚效应;专业化溢出抑制了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吸收能力较低是导致专业化溢出效应为负的主要原因;多样化溢出、外商直接投资溢出和国际贸易溢出显著促进了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但影响程度不同。

基于数据融合的商业银行业务模式创新研究

大数据技术已被商业银行广泛用于信息核对、贷前审查、授信定价以及企业跟踪评价和不良贷款管理等传统业务,但比起基于大数据而迅速兴盛的互联网金融和各类新兴金融机构,商业银行汇集外部业务数据能力弱、内部风险管控体系不健全、数据跨界管理水平低等缺陷日益显露出来。文章聚焦商业银行运用大数据技术,构建融合传统的结构化数据和新兴的非结构化数据的业务运行平台,重塑具有传统优势的授信定价、资产管理、风险控制能力,拓展基于互联移动平台的多元金融业务,分析数据融合的基础、障碍与对策,提出业务模式创新策略。

中国制造业智能化程度评价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从智能技术、智能应用和智能效益三个层面构建了中国制造业智能化程度的评价指标体系,以中国各省级单位2001—2016年面板数据为样本,以熵权法作为衡量方法,评价了中国制造业智能化程度和省际制造业智能化差异;从内源和外源等视角出发分析了中国制造业智能化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中国制造业智能化水平呈现出逐年递升态势,智能应用水平超越智能技术和智能效益水平,是中国制造业智能化的发展特色,也是中国制造业智能化程度持续提升的动力;(2)中国制造业智能化水平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无论制造业智能化指数还是其分指标指数,东部地区均处于明显的领先地位;(3)从总体来看,技术研发、成本压力和人力资本是促进制造业智能化水平提升的关键因素。

“次贷危机”诱因及美国应对措施分析

美国次贷危机导致大批金融机构倒闭,造成巨大损失。次贷危机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经济和社会背景。次贷危机出现后,美国政府推出"注资"、"降息"和"直接救援"三大应对措施,但是,深层次的金融风险还未充分释放。然而,美国面对这次危机时表现出的迅速反应和决策能力值得借鉴。

美德中制造业创新发展战略重点及政策分析

2009年以来,美国政府陆续推出"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国家先进制造战略规划"、"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等重大举措促进制造业创新发展,以期保持美国制造的全球领先地位。德国政府先后推动实施了"2006高科技战略"、"2020高科技战略"、"工业4.0战略",持续聚焦智能制造优势,以保持德国制造的技术领先和持续发展。"中国制造2025"描绘了中国制造转型发展、创新驱动的路线图和系统性举措。德、美、中推进制造业创新发展方面的战略重点及政策举措,具有许多共同点,但各自着力点又有所不同,值得深入比较借鉴。

“次贷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及对策

美国是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和主要投资来源地之一,美国次贷危机必然会给我国带来巨大影响。次贷危机至少会影响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的信心、导致我国投资美国的资产严重缩水、加重国内的资产流动性紧缺程度、直接恶化外向型经济实体的运行状况并可能加深我国通货膨胀的潜在危机。应对次贷危机,应当选择好拉动内需的基点和方向、调整和优化海外投资结构、贴近实体经济发展需求推进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等,以支撑和引领实体经济发展。

金融服务方向与业务模式创新探讨

本文通过分析金融服务面临新的发展形势与发展方向,并结合金融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风险,探讨了金融服务方向路径优化和业务模式创新问题。研究结果显示:金融服务本质是促进经济创新发展并获得服务收益;金融服务必须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环境,积极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中国制造2025战略等战略,必须强化创新发展理念,优化服务方向、创新业务模式、完善发展机制;金融服务重点是加大供给侧改革,丰富金融服务产品,推进金融服务的市场化、多元化和国际化,助力绿色发展,助推实体经济由大到强。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促进我国金融服务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资本市场研究热点综述

资本市场具有聚集、融通、配置资本,分散风险,提供流动性,监管和信息揭示的功能,并通过这些功能的作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推动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资本市场的风险主要表现在信息风险、流动风险和系统性风险;针对资本市场的潜在风险,政策工具和政策手段应当有所创新;资本市场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依据市场规律进行调控,完善市场运行与管理机制。

长三角与珠三角制造业发展特色比较

珠三角制造业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简单加工制造,现在制造业产业主要集聚在纺织、家电和电子产业;长三角制造业发展加速于20世纪90年代,产业结构高于珠三角,主要集中在电子信息产业。长三角发展势头明显好于珠三角,其主要原因是长三角拥有高科技人才和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现在,无论是珠三角,还是长三角,都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积极推进“中国制造”尽快转变为“中国创造”,为创新型国家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碳中和路径选择与行为分析:基于美中德俄印五国的比较研究

碳中和路径选择对于经济增长与减碳降耗协同、降低能源转型成本、防控碳中和战略决策风险极为重要。从自然资源禀赋与能源结构、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目标承诺与实现路径3个维度构建碳中和路径选择与实践行为的分析框架,并对美中德俄印五个国家进行比较研究,探讨基础因素、发展因素与行为因素对碳中和路径选择的影响,提出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推进全球碳中和进程的对策建议。

美国次贷危机的成因及其启示

金融工具过度创新、信用评级机构利益扭曲、货币政策监管放松是导致美国次贷危机的主要原因。美国政府采取的大幅注资、连续降息和直接干预等应对措施虽已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由此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金融调控政策必须顺应经济态势,符合周期性波动规律;应在加强金融监管、健全风险防范机制的基础上推进金融产品及其体系创新;应抓住有利时机,鼓励海外资产并购,优化海外资产结构,分散海外资产风险。

金融集聚、生产率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

本文利用中国2003-2013年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统计数据,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金融集聚对城市总体生产率增长及其内部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金融集聚是促进城市总体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同时也是导致城市内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关键因素,这主要是因为金融集聚显著推动了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对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作用不显著。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在城市金融集聚的扩散阶段还没有到来之前,政府旨在缓解城乡收入差距的金融政策可能会抑制城市总体生产率增长。

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业的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农村金融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本文主要研究农村金融发展是如何影响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于2000-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非径向性方向距离函数和共同前沿方法测度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及其分解因素,然后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不同区域和不同时间段呈现出不同特征,并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的增加、金融发展结构的优化以及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均有利于农业GTFP提升,但其作用机制却存在显著差异.具体来看,增加金融发展规模主要是通过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和缩小技术差距来提升农业GTFP;优化金融发展结构可以通过改善技术效率、促进技术进步和缩小技术差距来提升农业GTFP;提高金融发展效率主要是通过改善技术效率和促进技术进步来提升农业GTFP.在此基础上,从农村金融发展视角提出了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政策建议.

制造业产品和工艺创新协同及其区域比较研究

本文基于2003-2013年中国制造业数据,采用灰色关联理论和距离协同模型对产品和工艺创新协同发展程度进行了总体、东中西分区域以及分省域的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总体产品和工艺创新协同发展程度呈现持续提升态势,但产品和工艺创新的发展程度要小于其协同程度;东中西部的区域制造业产品和工艺创新协同发展程度差异显著:东部地区领先,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各省域制造业产品和工艺创新协同发展程度也存在明显差异,且不均衡。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了促进中国制造业产品和工艺创新协同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不良贷款的成因与防控

截至2013年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5921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00%,从账面数据看,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占总资产比重不算高,甚至从全球范围来看,完全在可控范围内。但是,随着我国经济进入产业结构转型升级、GDP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运行注重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阶段,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可能会出现持续攀升现象。因此,加强对不良贷款的成因识别和有效防控,对于商业银行和相关政府部门来说相当重要。

中国制造业70年:从简易加工到智能制造

沿着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制造业发展轨迹,论文述评了中国制造业三个发展阶段的研究热点。其一是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前,主要聚焦苏联制造业发展经验、制造业发展的基础知识,建立制造业工业体系等;其二是改革开放后至加入WTO前,主要聚焦经济结构调整、乡镇工业、引进外资、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发展经验及迎接新技术革命等方面;其三是加入WTO至今,主要聚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建设世界制造业中心、制造业绿色化、智能制造及全球制造业竞争态势等。

中国制造业70年:从简易加工到智能制造

李健旋在《科学学研究》2023年第6期撰文指出,纵观70年关于中国制造业的学术讨论文献,学术研究的关注焦点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1.1949-1978年期间,关于制造业的学术文献,主要是介绍制造业知识和苏联等国家的制造业动态,少量涉及制造业工艺过程等;2.1978-2000年期间,关于制造业的学术文献,重点是国民经济结构调整、乡镇工业和外向型发展,既有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分析,也有引进外资和外向型制造业发展机遇分析,以及乡镇工业发展和国有企业改革等问题的研究讨论.

数字基础设施投入对中国制造业绿色增长的影响:空间效应与机制分析

中国明确提出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制造业数字化是扭转碳排放整体增长趋势的重要路径,加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投入是带动数字化转型、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引擎。从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视角出发,基于中国30个省份2003—2017年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基础设施投入对制造业绿色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地理边界。实证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投入不仅促进了本地区制造业绿色增长,还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地推动了周边地区的制造业绿色增长,且其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显著的地理边界特征。进一步分析其作用机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投入主要通过促进技术进步和改善技术效率来推动制造业绿色增长,同时也会扩大技术差距来抑制制造业绿色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