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齐风》中《南山》《敝笱》《载驱》诗义新探

《诗经.齐风》中《南山》《敝笱》《载驱》三诗历来被视为讽刺齐襄公、文姜兄妹淫乱的组诗,但从诗歌产生的文化背景看,齐人并不在意他们之间的性关系,也就不可能作诗加以讽刺。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通过相互通婚加强彼此间的联系纽带,齐、鲁两国素有通婚传统。齐人看到鲁桓公依礼求婚于齐、文姜依礼归嫁鲁国而欣喜,对文姜、鲁桓公破坏齐、鲁友好关系的行径加以谴责:《南山》谴责导致齐、鲁关系恶化的文姜、鲁桓公,《敝笱》、《载驱》描写文姜嫁鲁时的场面,表现诗人的喜悦之情。对齐、鲁两国友好关系的重视是齐人创作这组诗的思想基础。

《诗经·齐风》欢快愉悦的感情基调及其成因

与《诗经·国风》总体上的忧伤、《小雅》的怨诽相反,《齐风》呈现出欢快愉悦的感情基调:或欢乐愉快,或先忧后喜,或幽默诙谐,洋溢着欢喜轻松的情调。这种感情基调的形成主要受以下三个因素的影响:东夷文化开朗乐观的传统,齐人舒缓阔达的气质与齐人幽默诙谐的性格。

王船山对《诗经》艺术风格的评鉴

王船山极为推崇《诗经》的艺术风格。他赞赏《诗经》反复咏叹的旋律美,视节奏为区别《雅》、《郑》的主要标准,对《诗经》中诗歌的节奏多有论述。船山以"曲尽人情"与"外周物理"为标准,评赏《诗经》中的情景描写;以"意藏篇中"为标准,评析《诗经》的章法、句法与用韵情况。

清初诗论中的“扬任抑沈”现象——以王夫之、陈祚明、王士禛为例

清代之前,诗坛皆以沈约诗高于任昉诗。清初,以王夫之、陈祚明、王士禛为代表的诗论家,认为任诗高于沈诗,出现"扬任抑沈"现象。"扬任抑沈"是诗风演变背景下诗坛对二人诗歌作出的新审视、新评价:反对格调说之流弊,自揄扬近于古诗的任诗而贬抑注重声律的沈诗;反对柔靡纤弱诗风,自崇尚拓体渊雅的任诗而贬低绮艳色情的沈诗;追求神韵诗风,自褒扬赋有冲淡清远之美的任诗而黜退淫杂庸俗的沈诗。

以韵诵《诗》——陈仅《诗经》文学诠释

陈仅蔑弃以考据训诂解《诗》之法,倡导从《诗经》用韵入手,诵《诗》以会悟其情其趣。他认为,《诗经》是后世诗文用韵之祖,归纳剖析《诗经》用韵情况,并从用韵角度析论《诗经》中诗歌的章法结构及用韵造成的节奏之美、艺术特色。陈仅以韵诵《诗》,注目于"《诗》之为诗"的诗歌属性,是对《诗经》的文学诠释。

明清之际《诗经》社会功能的文学诠释

受实用学术思潮的影响,明清之际兴起一种文学诠释《诗经》社会功能的现象。诠释者褒扬《诗经》"直道而行"的"美"、"刺"精神,阐述"变风"、"变雅"以情感人的教化方式,肯定《诗经》绞迫直露的审美风格,探寻《诗》"可以观"的原因,并指出《诗经》与应用文发挥社会作用时有"虚用"与"实用"之别。诠释者诠释《诗经》的社会功能时,注意了"《诗》之为诗"的文学属性,是对《诗经》社会功能的文学诠释。

《齐》《秦》诗风异同论——兼谈二者产生的文化背景

《齐风》和《秦风》是《诗经·国风》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都有反映打猎、爱情婚姻、统治者生活的诗篇,但体现出了不同的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二者在虚词的运用、句式和抒情方式等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之所以出现这些差异,是因为它们产生的文化背景不同。

贺贻孙对《诗经》抒情主体的彰显

明清之际贺贻孙诠释《诗经》重视抒情主体的作用。结合具体作品,贺贻孙从"情"着眼揭示诗人的创作心态与动机;强调主体构思在诗歌创作中的积极作用,突出主体的移情作用,指出不同主体面对相同现象产生、抒发的情感不同;诠释《诗经》中的代拟抒情方式。贺贻孙对文学4要素中主体(作者)的突出与强调,丰富与发展了《诗经》的文学诠释。

汉魏六朝“七”体文创作演变

"七"体文从枚乘的《七发》到南朝诸人的作品,主题思想和艺术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题思想从劝说统治者戒除奢侈的生活到劝人在太平盛世建功立业再到南朝时的粉饰太平;艺术形式则经历了一个从古赋到骈赋的变化过程。

沈德潜《诗经》文学诠释

沈德潜以格调说诠释《诗经》,强调温柔敦厚的审美风格,评析体法,突出情感对艺术形式的决定作用,借演绎"《诗》正而葩"诠释《诗经》的美学风格。

文本载体对《诗经》学的影响

文本载体对《诗经》学影响很大。据载体的不同,《诗经》学可划分为各具特点的四个阶段。一、前造纸术阶段。《诗经》的传播接受以口耳相传为主,《诗经》文本文字歧异很多,《诗经》学著作大都非常简短。二、纸张书写传抄阶段。《诗经》学著作增多、内容丰富,《诗经》学"师法"、"家法"渐泯,出现文学鉴赏《诗经》的现象。三、印刷术阶段。颁行了统一标准的《诗经》学读本,《诗经》学著作大量涌现与刊印,出现了辑佚书及《诗经》善本。四、电子载体阶段。查询、检索《诗经》学信息、文献空前便利,电子载体为《诗经》学的发展带来极大机遇。

任昉“终建武中位不过列校”原因探隐

齐明帝用人特点及任昉人际交游与才能表明,任昉"终建武中,位不过列校"实非主要由明帝恶其代作《让宣城郡公表》"辞斥",而是主要因齐明帝从任昉的行动中及"爱憎所白"认为任昉是萧子良党羽,改变"欲大相擢引"的初衷,不再重用;任昉徒有文才,吏才了了,不合乎明帝的用人标准;任氏为次等士族,明帝大可不必拉拢、依靠任昉维护统治。

清代经学家对《诗经·齐风》的解读

本文把清代解读《诗经·齐风》的经学家分为“注重考据的传统派”和“反传统的思辨派”。“传统派”解读《齐风》重考据、训诂,遵从《毛序》,代表人物有胡承珙、马瑞辰和陈奂等。“思辨派”解读《齐风》注重涵咏篇章,阐述诗歌本意,用文学眼光进行解读,代表人物有姚际恒、崔述和方玉润等。

从《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兵家类》看四库馆臣的军事思想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兵家类》体现了编撰者四库馆臣的军事思想:崇尚仁义道德,视为治军之本;主张因势而变,注重实际实效,反对拘泥成法、纸上谈兵;重视武备;强调治军严明。这些军事思想,继承了我国传统兵法的精髓,同时又形成于新的历史时期,代表了当时的军事思想水平。

情:王船山《诗经》文学诠释的核心范畴

王船山围绕"《诗》道性情"这一命题,以情说《诗》,将《诗经》与其他经书区别开来,从情着眼,肯定《诗经》中的说理诗、叙事诗,突出《诗经》情景描写中的情。船山以情为出发点与联络点,发展了孔子的"兴观群怨"接受理论,视情为《诗经》实现其社会功能的媒介。基于对情的正确认识,船山充分肯定了《诗经》中情爱诗的价值。可以说,情,是船山诠释《诗经》的核心范畴。

蒲松龄对《诗经》世俗性的还原——兼谈蒲松龄屡试不第的深层原因

蒲松龄不像其他士子那样尊崇儒家经典《诗经》,而是在其《聊斋志异》、书信等作品中引用《诗经》语句多表现世俗之事、世俗之情,这种诠释消解了《诗经》的神圣性,还原了《诗经》的世俗性。蒲松龄对经典的这种态度,决定了写作的时文难以合乎时文模仿圣贤语气、代圣贤立言、从经典中寻求治国安民之道的标准,是他屡试不第的深层原因。

以“臆”说《诗》——明清之际《诗经》文学诠释主体的张扬

明清之际以金人瑞、贺贻孙、王夫之等为代表,上承中晚明戴君恩、钟惺等以"臆"说《诗》的余绪,挣脱"经"的束缚,充分张扬诠释主体的主动性,潜入《诗经》的艺术世界,展开想象,实现了艺术再创造。这种诠释符合文学规律,是对《诗经》的文学诠释,为《诗经》学尤其是为文学诠释《诗经》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袁枚对《诗经》的文学诠释

袁枚对《诗经》的文学诠释围绕其诗学核心范畴性灵而展开。他认为《诗经》都是"直写怀抱"的性灵之作,肯定其中描写男女情爱的诗篇;指出《诗经》风格多样乃是因为诗人性情多样,否定《诗经》皆"关系人伦日用"之说;反对多附会、以琐屑为功的考据说《诗》与脱离文本说《诗》,发展孟子"以意逆志"和提出"歌"以悟《诗》的接受原则与方法。

王夫之对孙子军事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王夫之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借鉴吸收孙子军事思想,并对其加以继承发展。王夫之继承孙子"慎战"思想,对战争持审慎态度,认为要兴盛取胜,必须推行仁德,这才是兴国治军之根本。继承发展孙子"任势"思想,强调作战要因势制敌。继承发展孙子"五事"中"法"的思想,重视足食足兵,教兵备战。此外,王夫之还发展了孙子有关主、将、卒的作用和相互关系思想,重谋思想以及奇正思想。王夫之的军事思想是在吸收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优秀传统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是我国传统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诗经·齐风》的审美特征

《诗经.齐风》具有4个审美特征:《齐风》11首诗歌中有6首分别涉及外交、上朝、御乱、徭役、讽谏等政治生活与国家事务,体现了《齐风》关注时政的题材取向;《齐风》诗篇呈现出或欢乐愉快,或先忧后喜,或幽默诙谐的情感,体现了《齐风》欢快愉悦的感情基调;寓情于叙事写人的手法构成了《齐风》以间接抒情为主的抒情方式;散长的句式、虚词的大量运用使得《齐风》语气、节奏舒缓迂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