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影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对策

陕西影视文化创意产业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西安电影曾创造了中国电影的辉煌,陕西影视剧产量、质量均居全国第一阵营,但也有很多不足之处。陕西影视业应采取对策,在这一领域不断提升。一是强化品牌意识,突出陕西影视业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形成影视产品的多元化与特色化;二是争取政策扶持力度,积极获取民间投资,推动影视创作的市场化进程;三是加强影视与文学、动漫、游戏、连环画、网站、影视基地等相关产业的联系。陕西影视文化创意产业应该走既符合国情、融入民族智慧,又符合影视发展规律,兼具世界意义的发展道路,提升产业实力。

陕西影视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及提升路径

陕西电影人曾经创造了中国电影的辉煌，陕西电视剧生产也是全国的重要力量。陕西应发挥优势，实现地域文化的有效利用和合理转化，走出适合陕西影视产业发展的道路。

《白鹿原》与现代家族文学比较

《白鹿原》、《家》等现代家族文学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视角观照现代家族文化,都塑造了大家族的维护者、叛逆者、牺牲者、败家子等形象,但主旨截然不同。现代作家对宗法社会进行了无情抨击,全盘否定家族文化,刻画了封建大家族崩溃过程中痛苦挣扎的灵魂。《白鹿原》是"五四"后家族小说一次高层次的复归与超越,它还原了20世纪国民的生存状态,第一次正面描写家族文化,塑造了儒家文化浸染的具有人格魅力的族长白嘉轩。作家在展示传统文化生命力的同时,也揭示了它对人性的压抑与迫害。

侠匪文化与当代陕西创作

侠与匪作为一种民间力量 ,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曾长久地存在着。侠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离轨者” ,游离于儒家文化之外 ,战乱中游民和盗匪的出现也滋生了匪文化。当代陕西作家创作了一批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的侠匪题材的作品 ,这些作品突出了侠与匪的行侠仗义 ,充满西部汉子阳刚、血性和人格魅力 ,实际上侠匪精神是一种积淀在秦人灵魂深处的原始而顽强的生命意识和抗争精神。

陕西近代歌谣中的女性婚姻世界

陕西近代歌谣从礼教观念,婚姻模式等方面展现了家庭生活中的女性地位、角色和心理,描写了裹脚、畸形婚姻、媳妇难做等具体细节,全面凸显出近代女性婚姻的"生活相"。处于新旧交替的近代社会,民间传统仍根深蒂固,社会仍以男性为主,对女性歧视,性别压迫仍没根本改变。

对人性的多重思考——《青木川》人物魏富堂论

本文分析了叶广芩小说《青木川》主人公魏富堂形象的深层蕴含。这是个半匪半绅、善恶兼俱的人物,作者立体地写出了人物丰富的心灵世界、人物性格的矛盾和多样化的特点,他是渐变中的人物,从杀人越货的土匪转化为从物质领域到精神世界倾慕现代文明并身体力行的乡绅;从一方霸主转化成为地方带来文明与繁荣、具有感召力的民间权威。魏富堂的人生轨迹就是欲望与理性、原始野性与现代文明角逐的过程,包含了人性善与恶、美与丑等多重矛盾,显示出人性的多面性。这一形象是对当代文学地主形象的一次突破。

两种文化视野,两种审美倾向——贾平凹、陈忠实比较谈

陕西作家贾平凹、陈忠实都来自于农村,关注农村,体现出恋土情怀,但在两种不同的文化视角下,体现出不同的文学风格和审美倾向。贾平凹的作品空灵、典雅,凸显阴柔之美,陈忠实的创作则恢宏、大气磅礴,体现出阳刚之气;陈忠实的作品具有悲剧因素,人物充满苦难与悲凉,贾平凹的作品体现和谐与宁静,迷茫与困惑;陈忠实具有明确的史诗意识,构建具有鲜明史诗品格的作品,而贾平凹则更关注原生民间文化形态;陈忠实受儒家文化影响大,其作品具有反思思辨色彩,深邃而浑厚,而贾平凹受佛道思想影响较大,注重直觉与感性。

论消费时代大众传播的审美文化价值

大众传播是信息传递与共享的重要方式,在现代社会具有广泛的影响性。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网络的兴起、各种媒体的整合,给受传者以前所未有的交流空间。同时,当今社会又是一个消费时代,商品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生活的每个角落,现代传播也打上了商业的烙印。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传播媒介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推动者”，是国家现代化的“催化剂”。在这一社会环境下，面对着社会价值、道德观念、行为准则的巨变，大众传播的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是我们亟待研究的问题。

文学接受与传播中的“《白鹿原》热”探析

《白鹿原》是广受读者和评论家热捧的小说。探讨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深刻反思是该书的新突破,文学叙事理念的回归使其具有阅读吸引力,中西方文化思潮相交融的背景使其具有较高的艺术品味和审美价值;出版体制的变革、文学消费观念的变化,文学商业化突出,使具有雅俗共赏特点的《白鹿原》获得读者共鸣。茅盾文学奖等奖项的获得、文学评论家的好评、现代传媒的介入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上综合因素是《白鹿原》20年来经久不衰的重要因素。

从民间歌谣看近现代女性社会角色的变迁——以陕西关中歌谣为例

近百年来的陕西关中歌谣,真实的反映了女性价值观的变迁以及女性的社会地位、生存状态等问题。近代女性沿袭了传统的道德体系、婚姻模式,成为旧礼教和男权的牺牲品。五四运动以后,伴随着社会变革和妇女解放的浪潮,女性的自我意识增强,社会地位提高。当代女性则把性别解放和社会、时代的变革联系起来。在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女性的社会角色趋向于政治化、革命化,自我意识消亡,八九十年代以来,女性的价值观更趋向于商品化、个性化、多元化。

陕西作家群地域性特色的得与失

陕西有陕北黄土高原、关中平原、陕南山地三大地理板块,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形成三种不同的创作风格,关中文学有鲜明的儒家文化色彩,陕南文学富有南国情韵,陕北文学更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地域性是陕西作家的特色所在,同时也存在缺陷,他们的思想意识还停留在农村,对代表着先进文明的城市几乎没有涉及,城市文学的缺憾使陕西文学几近半肢瘫痪。

中国生态文学的发展及其形态特征

生态文学是20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新型题材,它凸显了鲜明的环保理念和生命伦理精神,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现实批判精神。梳理了中国生态文学的发展脉络和形态特征,贾平凹、叶广芩的秦岭生态文学,红柯、温亚军、刘亮程的新疆系列,郭雪波、姜戎的内蒙草原小说系列,青藏高原系列(杜光辉的可可西里小说、杨志军的藏獒系列、昌耀的青海诗歌、马丽华的西藏作品),方敏、于坚的云南生态文学,王志安的巴蜀生态文学等呈现出板块差异,又有共同点。他们张扬环保意识与生态责任、呼唤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尊重其他物种的生存权利、寻找人类的精神归宿,是当代文学重要的题材类型。

从嘲讽到张扬——老舍小说对国民性的探索

老舍在几十年的创作中一直关注于民族文化 ,在早期的作品中 ,他以幽默的语言嘲讽了国民性的弱点。之后 ,他的认识逐渐转变 ,由嘲讽而同情 ,在后期的创作中 ,他已看到了民族文化积极的一面 ,更多地高扬民族精神。

老舍小说创作中的文化批判

老舍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对中西两种文化进行了辩证的认识。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面对传统文化的丧失,他怀着复杂的心情,惋惜、无奈、但更多的是站在世界先进文化的高度,对传统文化负面因素的批判;另一方面,他也批判了西方文明中金钱、物欲对人的心灵的腐蚀。老舍小说中的文化批判远远大于文化认同,从而使老舍小说文化批判力量远远大于其他作家。

述说历史,还原生活——《白鹿原》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全面解读

《白鹿原》客观审视和深刻反思了现代社会的历史,表现了农民运动和革命斗争、国共党派之争以及阶级对立与阶级斗争,力求还原生活形态的本来面目。突破了以往历史生活表现的狭隘和局限,向广度和深度上开掘,体现了多元复合的历史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在迈向现代化过程中的艰难曲折。

《闯关东》的灵魂——朱开山形象分析

电视剧《闯关东》朱开山一家闯关东的艰难经历,描写了中国国民艰难悲怆的生存史,彰显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朱开山是全剧的灵魂,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传统文化优秀的一面,他是一个有着旺盛生命力的铮铮硬汉,一个有着人格魅力的道德上近乎完美的中国式的男子汉。朱开山的精神气质昭示了儒家精神长存于百姓中,成为百姓生活的精神信条的现实。

苦难中的超越——读陈忠实先生的《贤亮印象》

陈忠实创作的《贤亮印象》是一首咏怀诗,全诗实写张贤亮,又处处是作者的人生感悟与抒怀,也是对这一代苦难人生的最好注解。作为同时代的西部作家,陈忠实、张贤亮的作品都具有鲜明的苦难意识和悲剧情怀,具有悲壮、悲悯、悲愤色彩,人物充满艰辛与悲凉,都呈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特征,具有反思思辨色彩,深邃而浑厚,体现出阳刚之气。他们都具有明确的史诗意识,力图构建具有鲜明史诗品格、史诗意蕴的作品,从社会、文化视角反思民族命运、时代变迁,而此诗正是最好的诠释。

从地主形象的差异看当代文学观念的嬗变

五十年代作品《红旗谱》中的地主冯老兰,是政治话语中的阶级代言人;九十年代作品《白鹿原》中的地主白嘉轩,是浸染着儒家文化、充满人格魅力的宗法家族制的维护者;2007年出版的《青木川》中的地主魏富堂,是在人性关照下的多元化的人物。通过这三个地主,可以看出几十年来当代历史叙事的变化和作家的政治理念、文学观念、美学观念等精神结构的变化。

陕西乡土文学的史诗性特征

陕西乡土文学是当代乡土文学最活跃的部分,作家以“编年史”的方式书写陕西乡村社会,为巨变的中国留下了百年乡村记录,具有连贯性和完整性。《白鹿原》对家族文化、社会政治与人性的多重书写,是民国乡村历史的真实再现;建国后30年乡村史或者是作家们政治话语下乡村的想象,或者具有批判反思色彩;改革开放初期的乡村是多元渐变中的中国乡村的写照;21世纪的乡村呈现出城市化进程中的衰败过程。陕西作家的史诗性乡村书写,始终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与中外文化的兼容并蓄,从而使他们获得了成功。

论当代文学中的陕西乡村叙事

陕西文学是当代乡土文学的典范,具有鲜明的本土文化特征和民族化色彩。陕西文学的乡村叙事具有"史传性"特征,《白鹿原》《创业史》《平凡的世界》《秦腔》等陕西作家的作品完整地书写了百年乡村的历史进程,呈现了乡土中国日常生活的本真状态。陕西作家的乡村叙事具有鲜明的地域民俗色彩,以民情、民俗呈现出民间文化的原生形态;他们的创作以现实主义手法为主,多种创作方法兼收并蓄,他们有着艺术精神的坚守与文学的殉道情怀,有着忧患意识、平民立场与人文关怀和独特的创作个性。陕西作家的创作也存在各种问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和值得开拓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