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虚拟财产继承的实践困境与制度完善

《民法典》将网络虚拟财产列入受法律保护的财产范围,但在实践中关于网络虚拟财产的继承仍存在诸多限制条件,主要体现在网络服务协议对其所有权的规定、隐私保护对用户继承权的限制、网络运营商的技术优势地位导致用户举证困难以及现有遗产管理制度难以满足虚拟财产继承需求等方面。其中,网络服务协议效力有待明确,隐私保护与财产继承的利益冲突,以及现行法律规定无法满足网络虚拟技术发展,是继承困境的重要成因。为应对该困境,应当明确网络虚拟财产的继承权归属于用户,增强网络虚拟财产继承中对于死者隐私的保障,优化网络虚拟财产继承中的举证责任制度,并通过构建与完善数字化遗产管理新路径,加强对数字化管理技术的支持与监督。

风险管理维度下个人信息知情同意规则之重构

大数据时代的个人信息容易被滥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确立的知情同意规则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目前的制度尚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忽略了信息主体的有限理性和其天然的弱势地位。风险管理理念在风险社会具有正当性与合理性,它以承认信息主体有限理性与合理分配个人信息风险为基础,有助于建构起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知情同意规则的新路径。应当结合风险管理理念,对传统知情同意规则进行纠偏,构建隐私协议评级系统等信息公开路径,不断增强透明度;优化知情同意规则运作的程序设计,以化解“同意”困境;将个人信息保护设计融入产品研发的前置理念;注重风险导向下目的限制原则的动态适用。

网购“错价门”纠纷的法理辨析与法律适用

我国司法裁判对于网络交易标价错误纠纷的处理主要有否认合同成立、通过重大误解行使撤销权否认合同效力以及不提供救济方式的做法,导致在法律适用上的不一致。法理分析表明,这些做法要么存在法律解释上的不一致,要么面临重大误解撤销权行使难的问题,要么违背民法的公平原则。为了避免上述弊端,应当通过区分确认发货的时间先后顺序来寻求更为合理的法律适用路径。具体而言,在确认发货之前,卖方可通过对民法基本原则的违反以及合同利益严重失衡的抗辩事由,阻却消费者的履行请求,寻求救济;在确认发货之后,基于商家注意义务与消费者信赖利益的考量,合同撤销权则应得到严格限制。如此,可以在法律适用中平衡买方和卖方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