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裂症的药物治疗进展

精神分裂症是导致严重精神残疾的重性疾病之一,给社会、患者及其家属带来了重大负担。随着科技进步,不仅传统药物有了新的用法,而且新型药物的涌现也提供了更个体化和有效的治疗选择,如占诺美林-曲司氯铵(xanomeline-trospium,KarXT)、Emraclidine和微量胺相关受体1(trace-amine-associated receptor 1,TAAR1)调节剂等。本文将深入研究这些药物的临床应用疗效及治疗机制,以及新药物引入也带来治疗领域的挑战,如药物的停药时间、不良反应和药物预测动物模型的建立等,并在最后提出这些挑战并展望未来研究方向。本文旨在探讨精神分裂症药物治疗方面的最新进展,为研究者和临床医生提供最新的参考。

国产与进口文拉法辛对抑郁症患者汉密尔顿抑郁及焦虑量表因子分影响的比较

目的研究文拉法辛缓释片(博乐欣)与文拉法辛缓释胶囊(怡诺思)对抑郁症患者汉密尔顿抑郁量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及其因子分的影响有无差异。方法72例抑郁症患者被纳入随机、双盲双模拟、对照研究。在基线期、第2、4、6、8周末对患者予17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 17,HAMD17)和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进行评估。结果博乐欣组对于体质量因子分的影响较怡诺思组早,在第2周末两者有差异(Z=3.16,P<0.01),其后两组无差异;博乐欣组对于认知因子分的影响比怡诺思组早,第6周末开始出现这种差异(Z=2.43,P<0.05),一直持续到用药的第8周末(Z=2.12,P<0.05);两药对于HAMA及其各因子分影响与怡诺思组无差异。结论博乐欣对患者总体抑郁症状具有稳定持续的疗效,且至少与怡诺思的疗效相一致,但对于体质量及认知功能障碍症状明显的患者博乐欣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双相障碍抑郁发作与单相抑郁症的临床特征比较

目的从临床现象学角度分析双相障碍抑郁发作与单相抑郁症临床特征的差异。方法对双相障碍抑郁发作组(n=200)与单相复发抑郁组(n=563)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对照研究,对与双相障碍相关的临床特征进行多元逐步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双相障碍抑郁发作组患者起病年龄早于单相复发性抑郁组(P<0.001);双相障碍抑郁发作组首次发病年龄<25岁的患者比例明显高于单相复发性抑郁组(P<0.01);不典型抑郁症状中,性欲亢进者的比例在双相障碍抑郁发作组中较高(P<0.01);双相障碍抑郁发作组中伴精神病性症状、精神运动迟滞、心境不稳定、每次抑郁发作<3个月的患者比例显著高于单相复发性抑郁组(P<0.05);双相抑郁障碍发作组17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的认知障碍因子评分显著高于单相复发性抑郁组(P<0.05)。进一步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起病年龄、首次发病年龄<25岁、双相障碍家族史、性欲亢进、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精神运动迟滞、心境不稳定、每次抑郁发作<3个月、认知障碍因子分与双相障碍独立相关,优势比(OR)分别为1.54、1.50、3.25、1.99、1.89、1.48、1.63、1.63、1.42。结论双相障碍抑郁发作与单相抑郁症是两类疾病,在抑郁发作时存在显著差异的临床特征可能是双相障碍的潜在预测因素。

SSRI治疗首发为抑郁发作的双相障碍患者对自杀风险的相关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双相障碍首次抑郁发作使用SSRI类抗抑郁剂治疗后,出现自杀风险的相关因素。方法回顾性记录177例以抑郁发作为首次发作形式的双相抑郁障碍患者人口学资料和临床特征,并比较它们在没有出现自杀组和出现自杀组之间的差异,采用逐步Logistic回归方法进行分析,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与Hosmer-Lemeshow分别评估危险因素模型的准确度和拟合优度。结果没有出现自杀风险患者154例,出现自杀风险患者23例。出现自杀风险的患者组中饮酒史、心境障碍家族史、有易激惹症状、绝望感和伴随精神病性症状的比例高于未出现自杀风险的患者组(均P<0.05)。进一步回归分析显示,使用SSRI类抗抑郁剂治疗而导致自杀风险的相关因素为:易激惹(OR=4.04,95%CI:1.40～11.67,P<0.05),有精神病性症状(OR=6.23,95%CI:1.41～27.56,P<0.05)。ROC为0.71。Hosmer-Lemeshow为0.58。结论易激惹症状、精神病性症状是双相障碍首次抑郁发作予SSRI治疗出现自杀风险的潜在预测因素。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在抑郁症发作病理机制中的作用

抑郁症的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假说认为,BDNF减少在抑郁症的病理生理机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其恢复可能与抗抑郁治疗有关。该理论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证明。BDNF能通过多种途径调控神经细胞的发生、生存、生长、分化和凋亡,并直接参与了神经突触的可塑性和重构,这可能是BDNF参与抑郁症发病和治疗的重要机制。该文就近来的BDNF与抑郁症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

细胞因子在抑郁症中的作用机制

抑郁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IN其高发病率、致死率、致残率和疾病负担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广泛重视[1]。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虽然对于抑郁症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其确切的病因及病理生理机制目前仍不明确[2]。

亚综合征抑郁B细胞淋巴瘤白血病-2基因表达研究

目的探讨B细胞淋巴瘤白血病-2(Bcl-2)基因与亚综合征抑郁的关系。方法应用TaqMan探针及荧光实时定量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方法,检测亚综合征抑郁组(64例)与正常对照组(64例)外周血白细胞Bcl-2基因的mRNA表达水平的差异;应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17项(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 17,HAMD17)评定患者的抑郁症状。结果亚综合征抑郁组Bcl-2基因mRNA相对表达水平低于正常对照组[(0.34±0.11)vs(0.41±0.13),P<0.01],亚综合征抑郁组Bcl-2表达水平与HAMD17评分的相关不具有统计学意义(r=-0.22,P>0.05)。结论 Bcl-2基因低表达可能与亚综合征抑郁的病理生理机制有关。

亚综合征抑郁研究进展

对亚综合征抑郁的研究进行综述。

贝克抑郁量表第2版中文版在抑郁症患者中的信效度

目的:评估贝克抑郁量表第2版(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II,BDI-II)中文版的信度和效度。方法:方便选取142名复发性抑郁症患者完成BDI-II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的测试,并随机抽取20名患者1周后进行BDI-II的重测。结果:BDI-II中文版的Cronbachα系数为0.94,各条目间的相关系数在0.18～0.71之间,各条目与BDI-II总分的相关系数在0.56～0.82之间,重测相关系数为0.55(P<0.05);BDI-II分与HAMD分呈正相关(r=0.67,P<0.01)。探索性因子分析显示BDI-II可提取躯体化-情感(13个条目)和认知(8个条目)2个因子。结论:贝克抑郁量表第2版中文版具有良好的信度与效度,能够作为自评工具用来评估抑郁症状严重度。

难治性抑郁症与首发抑郁症认知功能对照研究

目的比较和分析难治性抑郁症(TRD)与首发抑郁症(FED)患者的认知功能损害特点。方法以53例TRD患者(TRD组)和21例FED患者(FED组)作为研究对象,以20名健康志愿者作为正常对照(对照组)。采用17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抑郁自评量表(SDS)和临床大体印象量表-病情严重程度分量表(CGI-SI)评估临床严重程度,韦氏成人智力测定(WAIS)、韦氏记忆量表(WMS)、威斯康星卡分类测试(WCST)和数字划消测验(NCT)评估认知功能,并进行组间比较和分析。结果临床严重程度评估显示,TRD组HAMD-17躯体性焦虑因子评分明显高于FED组,其余因子评分两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认知功能评估显示,两病例组操作智商得分、WMS记忆商数、长时记忆和短时记忆的图形拼凑和时空定向分测验评分及WCST完成分类数、总应答数、概念化水平百分数、NCT粗分和净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而WCST总用时、错误思考时间、持续性错误数和错误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TRD组图形拼凑、时空定向、数字顺序和视觉再生分测验评分明显低于FED组;TRD组与对照组在WCST错误思考时间、持续性错误数和错误率、概念化水平百分数以及NCT粗分和净分方面的差异较FED组更为显著。结论临床严重程度评估并不能反映TRD的特点。想象力、抓住事物线索能力、手—眼协调能力及记忆、注意功能和工作记忆等认知功能损害可能是TRD的特征性表现。

文拉法辛治疗抑郁症伴焦虑症状的疗效及影响因素

目的探讨文拉法辛治疗抑郁症伴焦虑症状患者的疗效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17项(HAMD-17)和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筛选60例抑郁症伴焦虑症状患者,并随机进行国产文拉法辛缓释片治疗(博乐欣组,n=31)或进口文拉法辛胶囊治疗(怡诺思组,n=29),治疗8周,观察两组患者的疗效以及不同焦虑程度患者的疗效,分析抑郁和焦虑症状首次缓解时间的影响因素。结果治疗3周后,博乐欣组和怡诺思组抑郁和焦虑症状得分均显著降低(P<0.05);治疗8周后,两组治疗有效率分别为77.4%和65.5%。不同焦虑程度患者HAMD-17基线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治疗3周后HAMD-17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各时段治疗有效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抑郁症状首次缓解时间与首次发作存在诱因和HAMD-17基线分呈显著负相关(P<0.05),与HAMA基线分呈显著正相关(P<0.05);而焦虑症状首次缓解时间与年龄呈显著正相关(P<0.05),与首次发作存在诱因呈显著负相关(P<0.01)。结论文拉法辛对抑郁症伴焦虑症状患者具有较好疗效。

情感气质自评量表简版中文版的信效度

目的：评估情感气质自评量表（TEMPS-A）简版中文版的信度和效度,为评估心境障碍患者情感气质特征提供一个有效的工具.方法：选取143例双相障碍患者和175例健康对照者完成TEMPS-A简版的测试,并从两组中随机抽取35名研究对象1个月后进行重测.结果：因子分析提取出5个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46.82％;各因子得分呈正相关（r=0.17 ～0.59,均P＜0.001）.TEMPS-A简版中文版总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2,5个因子的α系数在0.71 ～0.90之间;总量表的重测相关系数为0.90,5个因子的重测相关系数在0.63～0.90之间（均P＜0.001）.双相障碍组TEMPS-A简版总分和5个因子分均高于健康对照组[如,总分（16.0-±7.9） vs.（5.7±4.7）;均P＜0.001].结论：情感气质自评简版中文版具有良好的信度和结构效度,适用于健康人群和双相障碍患者.

心境障碍患者自我病耻感及相关因素研究

目的探讨心境障碍患者自我病耻感程度及相关因素。方法采用精神疾病内在病耻感量表(ISMI)对446例心境障碍患者自我病耻感进行评估,比较具有不同人口学或临床特征患者的自我病耻感水平;对384例抑郁发作患者病耻感与部分临床变量进行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 72.9%的患者存在自我病耻感,中、重度占24.2%;有病耻抵抗的患者比例(79.6%)最高;有歧视体验的患者比例(41.0%)最低。男性患者刻板印象认同、歧视体验和社交退缩分量表分高于女性患者(P<0.05);在职患者歧视体验分量表分低于非在职患者(P<0.05);受高等教育患者ISMI总分及价值否定、刻板印象认同、歧视体验、社交退缩分量表分低于未受高等教育者(P<0.05);抑郁症与双相障碍患者ISMI总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发作期患者ISMI总分、价值否定、刻板印象认同、社交退缩和病耻抵抗分量表分高于缓解期患者(P<0.05)。年龄和疾病严重程度(17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总分)与抑郁发作患者ISMI总分呈显著正相关(r=0.168,P<0.01和r=0.300,P<0.01);受教育年限与ISMI总分呈显著负相关(r=-0.178,P<0.01)。结论心境障碍患者普遍存在自我病耻感,且病耻抵抗能力较差;临床上应重视具有特定社会人口学和临床特征患者的病耻感程度,从多个维度上系统评估其自我病耻感,重点帮助患者提高应对病耻感的能力。

早年创伤与抑郁症及抑郁症患者自杀倾向的相关性分析

目的探讨早年创伤经历与抑郁症及抑郁症患者自杀倾向的相关性。方法选取441例抑郁症患者(抑郁症组)和154正常对照(对照组),采用早年创伤问卷简表评估早年创伤情况,贝克抑郁自评问卷相关条目评估自杀倾向,运用M ann-W h itney非参数检验和B inary Logistic回归分析早年创伤与抑郁症及抑郁症患者自杀倾向的相关性。结果抑郁症组与对照组情感虐待分量表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情感虐待分(β=0.410,P<0.001)和贝克抑郁自评问卷总分(β=0.134,P<0.001)进入最终的回归方程,方程的预测准确率为81.1%。结论抑郁症患者有较多早年情感虐待经历;早年情感虐待经历与抑郁症患者自杀倾向密切相关,可能增加患者自杀的风险。

轻性抑郁障碍与重性抑郁障碍生活事件及人格特征对照研究

目的分析和比较轻性抑郁障碍(MinD)与重性抑郁障碍(MDD)的临床症状、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心理应对方式及人格特征。方法选择288例MDD患者(MDD组)和222例MinD患者(MinD组)作为研究对象,以汉密尔顿抑郁量表-17(HAMD-17)、生活事件量表(LES)、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CSQ)及艾森克个性(成人)问卷(EPQ)作为评估工具,分析和比较两组患者的抑郁症状、心理应激、社会支持、心理应对方式及人格特征。结果 MinD组与抑郁有关症状的发生率和HAMD-17评分均显著低于MDD组(P<0.01,P<0.05);两组生活事件发生率相近,但MDD组负性生活事件应激强度明显强于MinD组(P<0.01)。PSSS、TCSQ和EPQ显示,与MDD组比较,MinD组朋友支持因子分较低;较多使用积极应对方式;内外向因子分较高,神经质因子分较低(P<0.01或P<0.05)。结论与MDD比较,MinD的抑郁症状发生率低;对负性生活事件的心理应激较轻,多采取积极应对方式;同时具有较好的人格特征。

难治性抑郁症患者治疗前后血清甲状腺激素水平的变化

目的观察难治性抑郁症患者治疗前后甲状腺激素水平的变化,分析甲状腺激素水平变化与难治性抑郁症治疗效果间的关系。方法以44例难治性抑郁症患者为研究对象,分别于药物治疗开始时(治疗前)和治疗后8周末(治疗后)时间点,进行HAMD-24项量表评定;采用微粒子酶免分析法检测血清甲状腺激素水平,包括血清三碘甲状腺原氨酸(T3)、四碘甲状腺原氨酸(T4)、游离T3(FT3)、游离T4(FT4)和超敏促甲状腺素(s-TSH)水平。根据治疗前后HAMD减分率>50%或≤50%分为有效组和无效组,比较和分析两组患者血清甲状腺激素水平。两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疗效的相关因素。结果 44例难治性抑郁症患者治疗前后血清甲状腺激素水平均处于正常范围内。两组患者治疗后血清T3水平均较治疗前显著升高(P<0.05)。与治疗前比较,无效组患者血清s-TSH水平呈降低趋势(P>0.05)。有效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FT3水平均明显高于无效组(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血清FT3是影响疗效的独立因素(P<0.05)。结论难治性抑郁症患者的甲状腺功能状况对治疗效果有一定影响。疗效差的患者发生甲状腺功能异常的可能性较大;血清FT3水平有可能成为难治性抑郁症患者的疗效评价指标。

住院精神疾病患者抗抑郁药物处方习惯演变4年随访研究

目的了解2005—2008年住院精神疾病患者抗抑郁药物处方习惯及其演变。方法采用一日法对2005—2008年中每年6月1日当天所有住院精神疾病患者抗抑郁药物处方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并进一步从抗抑郁药物处方中最常见的疾病、最常使用的抗抑郁药物、平均处方剂量、联合用药和合并用药等方面作分析比较。结果①最常使用抗抑郁药物的精神疾病依次是心境障碍、精神分裂症和神经症;②三环类抗抑郁药物的处方频率逐年下降,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 Is)的处方频率呈现出小范围波动,以文拉法辛、米氮平、曲唑酮为代表的新一代其他递质机制的抗抑郁药处方逐年增加;③单用一种抗抑郁药的处方方式最为常见,合并两种以上抗抑郁药的处方始终占少数;④抗抑郁药物合并抗精神病药物、情绪稳定剂、镇静催眠药,都显示出合并一种的情况占绝大多数,而合并两种其他精神药物的情况只占少数。结论本中心2005—2008年在住院精神疾病患者抗抑郁药物处方习惯和方式方面是比较合理和安全的。新型抗抑郁药物已经在临床得到广泛使用,尤其是SSR Is已成为临床一线抗抑郁用药。

甲状腺功能水平与抑郁症的相关性探索

目的探索甲状腺功能与抑郁症之间的相关性。方法应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法测定38例抑郁症患者和性别匹配的38名正常对照的总三碘甲腺原氨酸(TT3),总甲状腺素(TT4),促甲状腺激素(TSH)的水平,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项评定抑郁的严重程度,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评定患者的焦虑严重程度,社会功能大体评定量表(GAF)评估患者的社会功能状况。结果抑郁症患者的平均TT3水平为(1.03±0.58)ng/mL,平均TT4水平为(8.20±2.53)ug/dL,平均TSH水平为(2.75±1.77)uIU/mL,健康对照组的平均TT3水平为(0.69±0.30)ng/mL,平均TT4水平为(7.10±1.25)ug/dL,平均TSH水平为(3.44±2.20)uIU/mL,两组间TT3,TT4水平具有统计学差异,TSH的组间差异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水平。女性抑郁症患者的平均TT3水平为(1.14±0.69)ng/mL,平均TT4水平为(9.00±2.94)ug/dL,健康对照组的平均TT3水平为(0.60±0.21)ng/mL,平均TT4水平为(6.92±0.88)ug/dL,组间TT3、TT4水平具有统计学差异。男性抑郁症组,TSH水平与躯体性焦虑呈正相关(r=0.582,P=0.014),与GAF总分呈负相关(r=-0.555,P=0.021)。结论抑郁症患者甲状腺功能存在一定变化,这种变化以女性患者明显,甲状腺激素水平与抑郁症患者的一些症状存在相关性。

难治性抑郁症认知性电位P_(300)的实验研究

目的研究难治性抑郁症患者的认知性电位P300特点,探讨其认知功能缺陷可能的电生理学机制。方法应用美国Nicolet Bravo脑电生理仪,刺激采用纯音"Oddball"诱发模式,对50例难治性抑郁症患者和52名正常人进行了认知性电位P300检测。结果①与正常对照组相比,难治性抑郁症组P300基本波形变异大,稳定性差。②与正常对照组相比,难治性抑郁症组的非靶指标均表现为潜伏期延长和波幅降低(非靶N1潜伏期t=3.970,P<0.01,波幅t=-2.524,P<0.05;非靶P2潜伏期t=3.263,P<0.01,波幅t=-3.937,P<0.01)。③与正常对照组相比,难治性抑郁症组的靶指标除了靶P2和靶N2的波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均表现为潜伏期显著延长和波幅显著降低(靶N1潜伏期t=4.790,P<0.01,波幅t=-2.151,P<0.05;靶P2潜伏期t=4.692,P<0.01;靶N2潜伏期t=9.601,P<0.01;靶P3潜伏期t=9.935,P<0.01,波幅t=-5.680,P<0.01)。结论难治性抑郁症患者领悟等认知功能的损害可能更为严重,P300有可能是难治性抑郁症特定的脑电生物学标志。

难治性抑郁症的条件-测试刺激模式P50感觉门实验研究

目的研究难治性抑郁症患者的听觉P50感觉门特点。方法应用Nicolet Bravo脑电生理仪,采用听觉条件刺激(S1)-测试刺激(S2)模式,对50例难治性抑郁症患者和51名正常人进行听觉P50检测。结果①难治性抑郁症组S2-P50波幅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2.79μVvs1.66μV,P<0.01);②难治性抑郁症组P50抑制明显减弱,S2/S1比值明显大于正常对照组(85.74%vs45.15%,P<0.01);③难治性抑郁症组S1-S2和100(1-S2/S1)均明显小于正常对照组(0.77vs2.74和14.26vs54.85,均P<0.01)。④感觉门P50的三种表达式与Hamilton抑郁量表评分显著相关(P<0.01)。结论难治性抑郁症的感觉门同样也存在异常,表现为抑制不足,能通过听觉P50进行定量检测。S2/S1、S1-S2和100(1-S2/S1)三种表达式的结合有可能是特定的脑电生物学指标;感觉门P50缺陷可能是难治性抑郁症的一种状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