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智时代的韧性城市治理及其优化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目标。韧性城市即在风险环境中能够承受、适应和恢复的城市。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推进,城市正处于工业革命后的又一重要时期——数智时代,其在改善风险应对环境的同时,也为城市安全带来新挑战。数智时代的城市是由多元主体与数智技术交互形成的复杂开放系统,其与演化韧性理论相互契合。而受制于系统的复杂性,数智时代韧性城市治理面临诸多困境,主体层面表现为内部分化加剧与组织变革不足,空间层面表现为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相互制约。由此,数智时代韧性城市治理需要摒弃传统韧性治理的线性模式,通过增强系统内部的协同性以调整系统结构的内在关系,并保持对环境的观察以保障系统运行的相对稳定。

治理何以可能:荀子“性伪”论价值阐微

荀子“性伪”论不仅实现了对先儒人性论的整体超越,更具备从人性视角启发治理理论发展的当代价值。“性伪之分”作为“治理何以可能”的前提预设,消弭了“性善”论隐含的两重困境,呈现出契合于治理的理论逻辑;“性伪之合”阐释了治理的可能机制,“辨合”与“符验”的特质呈现了其现实主义品格,更为重要的是“性伪之合”机制以儒家对“治”的诉求,统合了微观的“人性之治”与宏观的“天下大治”;“化性起伪”作为治理的可能路径,从礼教维度以“隆礼至法”表明“化性起伪”的治理主旨,从养成维度以“积善成德”揭示“化性起伪”的治理关键,从实践维度以“知不若行”强调“化性起伪”的治理核心。

数字低碳与低碳数字:“双碳”目标下数字经济发展的反思与重构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并再次定调“双碳”目标。数字经济发展对“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明显的赋能功能。但低碳并非数字经济的天然属性,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对“双碳”目标的实现也带来新挑战,包括碳排放问题、数字技术适配问题、环境监管问题等现实困境。“双碳”目标中数字经济发展受到主体有限理性、边际排放成本与认知偏差等要素影响,单边的支持政策将引发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形成“绿色悖论”,需要运用多种政策措施的组合优化。通过借鉴发达国家与国内部分地区的有益经验,今后应当在支持技术创新、完善制度框架、促进多元协作的基础上强化数字低碳与低碳数字的融合发展,构建“双碳”目标下数字经济发展的利益共同体,真正做到数字化与绿色化的协同增效。

数字紧急状态下韧性城市建设的现实困局与路径优化

数字紧急状态即为保障社会共同体利益,在数字领域实现政府权力扩张与公民权利限缩的非常规状态,其与减少城市风险为目标的韧性城市建设必然产生高度关联。在韧性治理视域下,数字紧急状态不应局限于应急状态这一单一情形,而是可以根据数字风险发生和结束与否,分为应急状态、恢复状态、常规状态。当前,数字紧急状态下韧性城市建设存在诸多困局,包括应急状态中数据的过度收集与滥用,恢复状态存在权力扩张的技术依赖,常规状态缺乏救济与学习机制等,使得城市难以转变为更具韧性的新系统。事实上,制度建设是韧性城市建设的核心基础,数字紧急状态中风险应对的关键同样是通过完善制度建设以增强正当性,即坚持目的正义、行为适当、损害最小。为此,在韧性城市建设中需要建立健全数字紧急状态下的风险应对审查机制,对应急、恢复、常规状态的全周期进行审查,从而实现路径优化。

基于复合空间视角的超大城市韧性建设路径思考

面对复合型城市危机,复合空间视角可为超大城市韧性建设提供新的研究方向。以风险发生的可能场所为标准,复合空间可划分为物理、虚拟、经济、社会与规范空间。基于系统理论,通过分析国内七个超大城市韧性建设现状与困境,借鉴域外超大城市韧性建设经验可知:只有明确复合空间系统结构、充分剖析各子空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才能实现空间潜力的最优配置与整体效益最大化。研究发现,不同空间组成的“三生空间”可以基本涵盖超大城市韧性需求,未来须保障生态空间山清水秀、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推动生活空间宜居适度,形成超大城市韧性建设的支撑系统。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应急征用的法制构造--兼评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12条

政府应急征用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已经建立了层级较为完备的应急征用法律体系,但通过法规检索与案例梳理发现,应急征用制度设计仍然存在不足。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顶层理念,在征用阶段遵循约束与激励并重,厘定征用主体、完善征用程序、补足激励措施。在补偿阶段恪守效率与公平兼顾,确定补偿主体与利益范围、保障补偿程序公正高效、公平协商制定补偿标准。在保障措施中坚持权力与责任均衡,强化行政主体的责任配置、建立多元征用监督机制、设计梯次征用救济程序。

论碳中和目标下的绿色建筑运行维护制度

高污染、高能耗的建筑发展模式向绿色建筑转型是碳中和目标与“十四五”规划目标实现的保障与要求。但是,在我国绿色建筑发展中,存在重设计、重施工,轻运行、轻维护的问题,相关制度存在义务履行主体不明与运行过度依赖政府的困境。究其原因,是由高成本与外部性的因素及多元价值抉择的因素共同导致的。因此,我国绿色建筑运行维护应构建共同治理制度,明确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为运行维护义务的履行主体,其他利益相关方是运行维护义务的参与方,划定私权自治与公权干预的边界,完善激励措施,鼓励“硬约束+软激励”相结合,健全法律责任,加强法律监督,推动绿色建筑运行维护的可持续发展。

产业绿色转型中营商环境法治化的争议与路径

产业绿色转型需要增量成本与差异化调控,而营商环境优化则要求降低企业成本与市场主体一视同仁,致使优化营商环境进程中,法律规范存在重“形式平等”而轻“实质平等”的现实。只有实现营商环境法治化,通过法律形式固定产业绿色转型中的权力职责与权利义务,产业绿色转型的实质平等需求方能真正落实。然而,营商环境法治化的实现路径存在营商环境法治化就是限制公权力与产业绿色转型仅需补足经济成本两种误区。应当明确,产业绿色转型中营商环境法治化并非限制政府权力,而是要求政府合理行使公权力,即在法治框架内为产业绿色转型提供有效公共资源。并且,产业绿色转型的经济激励仅能是一时手段,营商环境法治化不应仅关注局部的经济成本,更应为产业发展设置合理的框架与边界,重视产业整体的协调。事实上,产业绿色转型中企业与政府相比更具专业性与技术先进性,具有量体裁衣式的优势,必须构建企业需求导向的营商环境法治化,即分担转型成本与降低转型风险。一方面,分担成本路径要求实现产业绿色转型的社会共治,包括规范制定、纠纷解决与生命周期;另一方面,降低风险路径需要产业绿色转型的制度激励,既要从主观上增强企业获取价值的确信,又应在客观上保障企业转型风险可控。

数据邻避:超大城市智慧建设的困局及应对

推进超大城市智慧建设是“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向,但因智慧城市实践与社会主体的原有预期存在冲突,且未能有效平衡和兼顾各方主体利益,其负外部性不断引发社会公众担忧,产生数据邻避困局。社会风险源于制度与现实,风险不是由技术本身所造成的,而是由使用技术的主体不同所致,必须通过制度创新保障超大城市智慧建设中的空间正义。域外通过构建顶层规划、完善权利保障与明确政府功能来维护城市居民合法权利与合理利益。在吸收域外经验基础上,我国应构建系统的顶层规划,明确事前权利保障、健全事中监管机制、丰富事后救济措施,通过制度规约引导超大城市智慧建设形成多元利益共同体,推动超大城市良政善治的实现。

空间正义视域下绿色城市更新的实践困境与应对路径

在“双碳”政策与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绿色城市迫切要求转变城市更新的高能耗发展模式,探索更新路径。基于空间正义理论,在绿色城市更新过程中存在对部分个人利益的忽视,使得空间正义的实现面临困境,其实质是城市更新在空间生产中未能有效平衡和兼顾各方主体需求从而造成空间利益分配失衡。具体而言,空间正义的实现问题包括忽视对部分主体的正当权益保障、对弱势群体保护不足、导致“绿色绅士化”现象等。未来绿色城市更新应明确共同治理模式,完善更新启动、内容与结果的制度保障,从而最大限度兼顾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实现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平衡。

绿色城市更新的治理逻辑与路径优化

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绿色发展的时代背景迫切要求转变传统城市更新的高能耗发展模式,探索绿色城市更新路径。然而,传统城市更新治理中政府、市场、公民等单一主体主导的模式存在诸多困境。为此,国内外不同城市开启城市更新新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为绿色城市更新积累了宝贵经验。通过分析国内外城市更新实践发现,当前城市更新较之以往呈现出更为复杂与多元的特征。事实上,绿色城市更新的有序运转并非依靠系统外部或系统上层,而是依赖多主体多中心的共同实践。因此,协同治理是新时期绿色城市更新的必然方式,其符合绿色城市更新需求,且具有推动更新的可行性。但协同治理并非一蹴而就,仍需进一步优化相关制度措施,明确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民及其他主体的角色定位,并通过完善参与机制、推动信息共享、健全更新激励等方式增强协同治理的权利保障,从而构建更新利益共同体,汇聚绿色城市更新发展合力。

空间正义视域下碳中和目标实现的逻辑与路径

碳中和是“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空间正义为碳中和目标实现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径。空间正义是社会正义的空间表达形式,其目的是解决空间实践中存在的突出社会矛盾。空间正义实现的前提是把握碳中和这一整体空间需求的基础上,协调好不同空间资源分配与空间权利诉求,包括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国际空间与国内空间、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法治通过对上述空间中的社会关系构建从而规范碳中和实践,是空间正义实现的关键。但分析发现,当前各空间的碳中和实践仍存在部分短板与困境亟待补足和突破。未来,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基础上,需完善法治体系的协同性、增强实施的操作性、提升内容的倾斜性,以发挥法治在碳中和实践中的基础性作用。

社会组织参与应急治理的法制构造——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三十四条

社会组织参与应急治理,既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应急治理走向多元化、社会化的现实需要。尽管我国已经建立了层级较为完备的应急治理法律体系,但通过法规检索发现,社会组织参与仍然缺乏详细与可操作化的规定。今后应以科学定位、权责明确、依法自治为目标,重视参与广度与深度的结合,明确应急治理角色定位,构筑全生命周期参与体系,建立多维路径参与范式。同时需完善激励与保障措施,其中激励措施需实现成本与效益兼顾,做到经济、政治、社会心理激励相结合,而保障措施则应做到效率与公平并重,构筑多主体监管体系,完善主被动结合机制,建立高效协调救济路径。

复杂社会下智慧城市协同治理的逻辑与路径

复杂性已经成为现代城市社会的重要特点,现代城市的功能分化加剧利益分化,使得城市面临更多不可测的社会状态,而智慧城市中主体的多元性、行为的异质性与主体交互的不确定性相叠加,进一步增强了城市社会复杂性。复杂社会下,智慧城市中政府、市场、社群的主体能力差异,类型多样、环境复杂、因果模糊的数字风险特征以及建设、治理资源供给需求,均需遵循协同治理的内在逻辑,以回应复杂社会境况。协同本质上是在多元主体建构的不同认知下对共同利益进行理性的再认识与处理。然而,当前智慧城市协同治理仍然面临价值理念不足、主体定位不明、程序衔接不畅、资源配置不当等现实困境,导致政府仍然存在传统城市治理的公共管理路径依赖,非政府主体在智慧城市建设与治理中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为此,需要纠偏价值理念,明确协同治理的必要性,重视多元主体参与,贯彻“共建共治共享”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公共价值追求,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政府的主导地位与监管职责,充分发挥非政府主体的正面功能,通过健全程序保障与优化资源配置,推动智慧城市治理的高效与可持续。

社会组织嵌入韧性乡村建设的逻辑与路径

韧性乡村建设是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要求对不同空间与时间维度加以把握,以提高乡村面对风险时回应、恢复与适应能力。传统的公权治理与私权自治模式在韧性乡村建设中均面临不同程度的困境,而社会组织嵌入能更好地提升韧性乡村建设效率与满足农民需求,确保乡村善治的可持续性。但目前韧性乡村建设中社会组织存在公共性、专业性、内生性不足等困境。世界各国通过明确角色定位、构建多元途径、完善制度保障等方式推动社会组织嵌入韧性乡村建设。在分析实践与总结各国韧性乡村建设经验基础上,未来应提升社会组织嵌入韧性乡村建设制度化、专业化、内生化水平,实现社会组织嵌入的成本最小化与收益最大化,从而调动最广泛社会资源参与韧性乡村建设。

复合空间视角下超大城市韧性建设的困境与出路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韧性城市,而当前韧性城市仍被视为物理与社会的结合体。事实上,超大城市所蕴含的风险是多元、累积与叠加的,因此,需要树立复合空间观念。以不确定性风险发生的可能场所为划分标准,可将复合空间划分为物理、虚拟、社会与经济空间。同时,作为社会关系调节器的规范亦存在独特的空间特征。在总结现有困境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发现在超大城市韧性建设中,各空间的困境并非独立与隔绝的,而是一个综合系统,任一空间均会影响系统的整体韧性。因此,应完善超大城市韧性建设的顶层设计,促进高效生产,保障有序生活,以推动我国超大城市韧性建设目标顺利实现。

自组织视域下绿色城市更新的逻辑与路径——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绿色原则的思考

绿色原则为自组织城市更新中新建民用建筑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提供了私法基础,但也存在合理性与合法性不足的问题。城市是由复杂因素组合而成的有机综合体,纯粹的物质更新与技术手段难以满足城市主体的多元需求,推进法治是贯彻绿色原则、实现公共利益、保障个人权利的需要。因此,应加强顶层设计,坚持实体与程序规范并重、物质与精神激励兼顾、权利与责任内容统一,促进自组织视域下绿色城市更新中效率与多元利益的平衡。

机器学习下数字经济的运行困境及制度应对

"十四五"规划明确要求促进数字经济发展,而机器学习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然而,机器学习下数字经济发展仍面临技术层面的隐私风险、经济层面的高额成本、社会层面的信任危机等诸多困境。应当明确,数字经济发展不仅需要科技的"硬件"支撑,更需制度的"软件"完善,而健全的法律制度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根本保障。因此,为应对数字经济发展困境,需加强制度的顶层设计,明确重构模式与技术中立、协同治理原则,并健全具体的激励与约束措施,以实现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知识图谱视角下国内外促进建筑高质量发展对比研究

为把握国内外促进建筑高质量发展的研究现状与前沿热点,总结现有研究工作的不足,把握科学规律,对未来相关研究提供方向与借鉴。基于2011-2020年CSSCI与SSCI文献,运用COOC与VOSviewer软件进行文献计量与可视化分析,从研究热点与演进趋势两个维度绘制知识图谱,进行对比分析。未来应在加强合作的基础上,对不同区域、不同主体、不同方法展开研究,从而构建建筑高质量发展的利益共同体。

墨卡托计划——贸易便利化的导航图

2014年6月，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总干事阿泽维多见证下，世界海关组织（WCO）启动了一项战略计划以支持贸易便利化，即“WCO墨卡托计划”（Mercator Programme）。该计划使WCO在新的“品牌”下巩固和促进其在贸易便利化领域的各种努力。此项目旨在帮助遍布全球的WCO成员利用WCO重要工具如《经修订的京都公约》（RKC），在国家、地区和全球层面，实施贸易便利化措施，从而也支持各种区域一体化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