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红三军在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的政治工作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工农武装割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毛泽东同志十分强调“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只有坚持“工农武装割据”,“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1934年6月至次年12月间,红三军(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在贵州黔东的沿河、德江、印江、松桃一带建立的“黔东特区”,就是这样一个性质的红色根据地.

“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论洋务运动前期洋务派的变局观

中国近代化的起步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此次惨败 ,使传统士大夫为之一震 ,他们中一些头脑清醒者开始思索当下世界格局的新变化及寻觅中国在这一新格局中的准确位置。“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就是对新时局分析的结论 ,它成了中国近代化起步的基点 。

传统“道本器末”论与郭嵩焘的新道器观

魏源的“师夷长技”主张是以儒家传统的“夷夏之辨”为其思想范式,而这一主张的产生,则导源于“以夷制夷”的策略需要。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魏源说:“为购洋炮洋艘,练水战火战之用,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富国强兵,不在一举乎?”可见,所谓西方的“长技”,在他看来,不过是用于“水战火战”之具——轮船火炮而已。魏源确实认识到了中国的刀剑戈矛决非西方的坚船利炮的对手这个浅显道理,但他没有也不可能对除坚船利炮之外的西方的“长技”有更深的体认。这是因为,历史还没有赋予魏源、林则徐等“经世”派改革家以较深层次地了解西方的使命。“天朝之国”的迷梦和传统“夷夏”观念的浸润,使得魏源等人仅仅是“开眼”看世界,远谈不上“走向”世界。魏源曾有过几句赞美西方民主制度的话语,认为这种制度“可垂奕世而无弊”,

抓住香港回归历史契机 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差距拉大:西部地区发展现状 “七五”期间,全国GDP年均增长7.7％,其中东部年均增长8.4％,中西部地区年均增长7％,增幅差距为1.4个百分点。到“八五”期间,全国GDP年均增长11.7％,东部在16％以上,中西部仅为9％,增幅差距达7个百分点,比“七五”扩大了5.6个百分点。1978年东、中、西部地区GDP占全国的比重为52.5:31.0:16.5,到1994年到为58.5:27:4:14.1,东部提高了6个百分点,中、西部分别下降了3.6和2.4个百分点。

从“格致”到“科学”:中国近代科技观的演变轨迹

一尽管“中国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但科学技术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始终不过是“末由小道”、“奇技淫巧”;科技人员在士大夫眼里,只能是“方技者流”。汉儒董仲舒的一段话可为代表,他说:“能说鸟兽之类者,非圣人所欲说也;圣人所欲说,在于说仁义而理之。”这就是说,有志于探究物质世界奥秘的人,理当被摒弃于“圣人”之外。在这种视科技为“形而下”的观念的支配下,《汉书·艺文志》把方技十六家列于卷末;《新唐书·方技列传》则称从事科技者为“小人”,说什么:“凡推步、卜相、医巧,皆技也”,“小人能之,……故前圣不以为教,盖吝之也。”传统文化轻蔑科技的另一个表现是,把它置于经学范畴之内,使其不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游离于经学之外。由于传统文化中并无科学技术的观念,因而很难从传统语义中产生足以准确反映科学技术本质特征的概念、定义,甚至语汇,人们只好用“格物致知”一语来称谓自然科学。“格物致知”命题,是个典型的经学问题,但它多少也包含有认识物质世界规律的意思。在这种情况下,采用“格物致知”一语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评朱执信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左翼代表朱执信在中国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想传播方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他留下的大量论述民生问题的著作中,不时闪现着社会主义真理的光芒,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宝库中极有光彩的一部分。探求他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具体内容和思想特色,指出他的思想局限性和产生这些局限性的原因,从而进一步肯定他在我国近代思想史上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功绩和地位,这对于我们了解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情况,或许会有一定的帮助。

大文化系统:观察中国近代史体系的新视角

中国近代史体系问题,是近年来史学界学术争论的热点。中国近代史体系的讨论,涉及到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和特点、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近代社会各阶级的历史作用和地位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它不仅是近代史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而且有着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社会科学是社会系统的科学。”从这个全新的角来看近代社会和近代历史,

论蔡锷的军事思想

在近代中国军事史上,蔡锷可说是个突出的人物。从他19岁东渡日本学习军事起,至34岁逝世止,短暂一生中闪光的时刻都是在军队中度过的。他的军事思想,在其著作《军国民篇》、《〈曾胡治兵语录〉按语》、《军事计画》中多所阐述。对于我们全面了解蔡锷其人,了解他在近代中国军事史上的地位,均有一定的重要意义。 1 少年时代的蔡锷,生活在一个国衰势微、外患频仍的历史时期。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和压榨,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和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使得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诚如蔡锷的一首诗里所说的那样:“天南烟月朦胧甚,东极风涛变幻中。”

论1903年前梁启超的国民道德思想

1903年以前的梁启超,是进步思想界的代表人物。他这一时期有关国民道德问题的数十篇论著,是宣传资产阶级世界观和西方伦理思想的启蒙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因此,评价他的国民道德思想,可以更准确地认识他在近代启蒙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可以更明晰地了解自龚自珍以来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探索救国真理的道路,以及梁启超的独特贡献。

贵州兴义系军阀的形成及其社会基础

以刘显世的登台为开端的兴义系军阀在贵州实行了十三年(1913—1926)之久的残暴统治。这一时期,政治腐败,经济凋敝,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成为贵州近代历史上十分黑暗的一页。兴义系军阀集团赖以生存的阶级基础是什么?它的形成过程及早期统治特点是什么?这些都是我们研究贵州军阀史必须解决的问题。本文拟从上述几个方面入手,对贵州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到兴义系军阀统治基本确立的一段历史(1912年至1915年)作初步的分析。

系统方法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

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三民主义,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博大严整的思想体系。长期以来,人们对三民主义的研究,只是停留在简单的阶级分析方法的水平上,凝固在硬化了的线性理论模式里。它阻碍了人们对孙中山思想认识的深化。本文试图用系统力法中的整体性原理、结构原理和自组织过程理论,从新的角度来认识和研究三民主义思想体系,以求有所突破。一现代系统论创始人之一贝塔朗菲说过:“普通系统论是对‘整体’和‘完整性’的科学探索。”恩格斯也指出,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如果“我们抓不住整体的联系,就会纠缠在一个接一个的矛盾之中。”可见,整体性原理是系统方法的一条基本原则,是我们分析事物和认识事物的出发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

“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自1899年马克思的英名第一次和中国人民见面以来,迄今已有八十四年的历史了。八十四年来,中国人民为争取彻底解放而斗争的革命历程,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开展起来的,这一历史事实完全证实了列宁说过的:“东方……新民族和新阶级日益奋起斗争的事实,越来越鲜明地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回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情况,了解这一伟大革命学说对中国民主革命所产生的影响,能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现代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的认识。一十九世纪末叶,欧美各国已陆续完成了向帝国主义时代的过渡,于此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在向更广阔的世界范围发展。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已经成为千百万无产阶级争取解放。

咸同风云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堕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深渊。腐朽的清王朝,为挽救其覆亡的命运,加紧了对各族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在贵州,自雍正四年(一七二六年)实行“改土归流”以后,封建地主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流官、屯军中的上层分子、汉族地主、本民族地主和土司,形成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封建地主阶级。他们对贵州各族人民敲骨吸髓地剥削,清政府的名目繁多的正赋和苛派,使得各族人民,尤其是农民,生活日益贫困。

试论一九一七年的川、滇、黔军阀混战

一九一七年四月至八月,四川发生了以成都为主要战场的川、滇、黔军阀混战。这是民国以来西南地区第一次以争夺统治地域,扩张军事势力为目的的军阀战争。这次战争为民国以后西南地区的军阀混战开了恶劣的先例,对川、滇、黔三省军阀势力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正如谢本书同志所说的那样,这次战争,是西南军阀势力形成的重要标志。对这次战争的始末,已有多文论及,笔者不再详述。本文拟从这次战争的政治。

康有为严复变革思想比较

从戊戌到五四,是一个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产生思想巨人的时代。时运际会造就了康有为和严复,反过来,他们的先进思想也在推动着时代的车轮。中国的近代化转换在他们的思想影响下出现了新的契机,尽管他们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五四以后,他们甚至十分痛悔当年的"孟浪"。这是他们的相同之处。但是,他们的相异之处似乎更值得研究,因为他们的思想体系和思维方式的差别,正好反映了晚清思想界的多元化特点。思想解放的局面只有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才有可能形成,嗣后的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无一不是这种多元选择、多向思维的结果。对康有为、严复变革思想之不同,笔者拟从下述四个方面进行比较: 一、理论基础之不同家庭、社会背景以及早年所受的教育,对一个人尔后的思想道路和方向有着极大的影响。康氏一门,在广东南海可称的上是"从戎仕宦、朱紫盈门"。在康氏族人中,

“乐水”与“乐山”──漫议旅游之于人格陶冶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旅游不仅仅是一种强身健体、愉悦情怀的有益的户外活动, 而且还是一种陶冶人格、升华精神的高品位的文化熏染。这一独特的旅游文化现象, 集中地反映在孔夫子“ 知者乐水, 仁者乐山” 的游观气质表述里, 凡研究中国旅游文化问题者, 不能不顾念及此。

中央红军入黔时西南军阀与蒋介石的勾结和矛盾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十二月十二日,由湖南通道转兵进入贵州。蒋介石为“聚歼”中央红军于贵州,纠集了粤、桂、湘、川、滇、黔等西南地方军阀,调动数十万军队,前堵后追,费尽心机。但仍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