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肌梗死后心肌纤维化小鼠心肌线粒体功能和能量代谢重塑相关性的转录组学分析

目的探究心肌梗死小鼠心肌纤维化过程中线粒体呼吸功能的变化,阐述其与糖酵解通量增加的相关性。方法选取40只C57BL/6N小鼠,随机分为实验组(心肌梗死组)和对照组(假手术组),20只/组。实验组采用结扎冠状动脉左前降支的方法构建小鼠心肌梗死模型,对照组除不对左前降支进行结扎外,其他操作均与实验组相同。选取心肌梗死后28d和假手术组小鼠各5只进行安乐死取材,取左心室组织样本进行转录组学测序,采用FPKM法计算基因表达量,寻找差异表达基因。并通过GO和KEGG数据库对差异基因进行富集分析,寻找影响疾病进程的相关通路。通过绘制热图,展示富集分析中显示的通路和相关基因的表达差异,并对体外培养的小鼠原代CFs通过促纤维化激动剂TGF-β1或溶剂对照干预,通过Seahorse实验检测其线粒体呼吸和糖酵解水平。结果通过心脏大体图和心脏超声验证心梗模型构建成功,心肌梗死组舒张期左心室内径增加(P<0.05),收缩期左心室内径增加更为显著(P<0.001),左心室射血分数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1)。与假手术组相比,心肌梗死组上调基因124个,下调基因106个。GO和KEGG富集分析显示差异表达基因显著富集在脂肪酸代谢、细胞器等代谢通路和线粒体中。基因表达热图显示脂肪酸β氧化和线粒体功能障碍,相反糖酵解水平增加。Seahorse实验中,与溶剂对照组(Vehicle组)相比,TGF-β1干预组心肌成纤维细胞基础和最大呼吸水平明显降低,基础和最大糖酵解水平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01)。结论在心肌纤维化过程中,心肌成纤维细胞能量代谢重塑,线粒体功能下降,相反更倾向于通过糖酵解产生能量。

经胸骨上段小切口行主动脉手术的学习曲线及临床疗效

目的探讨经胸骨上段小切口行主动脉夹层手术和非夹层主动脉手术的学习曲线和临床疗效。方法回顾分析同一手术团队经胸骨上段小切口行主动脉夹层和非夹层主动脉手术的围术期资料。根据体外循环时间和主动脉阻断时间,采用累计求和(CUSUM)分析法及拟合曲线分别绘制夹层手术组和非夹层手术组的学习曲线,根据所得曲线的临界点将整个过程分为提高期和熟练期,对比两个阶段的围术期各项指标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分析学习曲线,验证临界点是否为度过学习曲线所需的手术例数,并明确熟练掌握胸骨上段小切口主动脉手术后的安全性和近期疗效。结果共107例患者纳入研究,根据完善的术前检查分为两组:主动脉夹层组47例,术式为升主动脉置换+弓部置换+降主动脉支架植入和/或主动脉根部处理;非夹层组60例,术式为主动脉根部手术和/或升主动脉置换。夹层组中男37例、女10例,体外循环时间和主动脉阻断时间的最佳拟合方程分别为y=-0.019x^(3)+0.251x^(2)+28.852x-6.076(x为手术例数,最优拟合系数R^(2)=0.918,P<0.05)和y=-0.015x^(3)-0.093x^(2)+34.799x-27.316(R^(2)=0.92,P<0.05),以27例为界将夹层组分为提高期和熟练期,两阶段术前基线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熟练期的围术期指标明显优于提高期,该临界点为度过学习曲线所需的手术例数。非夹层主动脉组中男45例、女15例,体外循环时间和主动脉阻断时间的最佳拟合方程分别为y=0.013x^(3)-1.826x^(2)+62.353x+193.189(R^(2)=0.906,P<0.05)和y=0.009x^(3)-1.416x^(2)+49.389x+177.335(R^(2)=0.90,P<0.05),以22例为界将非夹层主动脉组分为提高期和熟练期,两阶段术前基线资料除二次开胸例数[8(36.36%)vs 1(2.63%),P<0.001]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熟练期的围术期指标同样优于提高期,该临界点为度过学习曲线所需的手术例数。经胸骨上段小切口行夹层和非夹层手术在度过学习曲线后安全性和近期疗效好。结论经胸骨上段小切口行主动脉夹层和非夹层主动脉手术过程安全,夹层手术经约30例后可熟练掌握此技术;非夹层主动脉手术经约20例后可熟练掌握,与夹层手术相比学习曲线较短。两组熟练掌握后均可提高术后近期疗效。

机器人手术与传统开胸手术在心脏肿瘤患者治疗中的对比:倾向评分匹配分析

目的分析对比心脏肿瘤患者行传统开胸手术与机器人手术的疗效、短期预后及患者选择。方法采集1993年1月~2016年4月在我院行心脏肿瘤切除手术的225名患者(153名患者接受传统手术,60名患者接受机器人手术,12名患者接受右前外侧小切口手术)信息,对行机器人手术及传统开胸手术的心脏肿瘤患者进行筛选并根据重点基线数据进行倾向评分匹配(PSM),分析两组的疗效、短期预后及患者选择。结果筛选后,PSM前传统手术组(125例)较机器人手术组(60例),肿瘤尺寸更大(P<0.001),心功能Ⅲ级或Ⅳ级患者比例更高(P<0.001)。匹配后,两组患者基线数据上基本平衡(P=0.982)。两组患者(各60例)在体外循环时间、主动脉阻断时间、院内死亡率、术后并发心律失常、延迟通气、胸部并发症及系统栓塞方面无显著差异(P均>0.05)。两组患者术后6个月内生存率均为100%,且主要血管和脑血管风险事件发生率无显著差异(P=0.438)。结论机器人心脏肿瘤切除术具有良好的疗效且短期预后良好,对于首次、单发、低危的心脏肿瘤患者可作为选择性术式。

心脏骤停患者心肺复苏后神经系统的维护

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心脏骤停的发生率居高不下。中国每年有超过50万人发生心搏骤停,而出院生存率只有1.3%,获得良好神经功能恢复的只占幸存者的10.2%[1]。在美国,估计每年在儿童中发生7307起心脏骤停事件,在成人中每10万人发生110.8次心搏骤停事件,然而成人发生心搏骤停后的存活出院率仍然非常令人失望,约为10%[2]。尽管心搏骤停患者救治措施的不断优化,然而,仅仅不到1/3幸存者神经功能恢复[3]。

单纯前降支病变患者再血管化治疗策略及进展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coronary artery disease,CAD）是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据2015中国心血管病报告显示：2014年中国CAD死亡率城市为107.5/10万,农村为105.37/10万。CAD患者中,50%以上的患者存在多支冠脉病变（两支主要冠状动脉狭窄〉70%）,约40%以上的患者为单系统病变。

单纯前降支病变机器人冠脉旁路移植术与药物洗脱支架的远期疗效对比

目的分析比较行药物洗脱支架(drug eluting stent,DES)与机器人冠脉旁路移植术(robotically assisted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R-CABG)对单纯前降支病变(isolated left anterior descending disease,i LAD)的远期疗效。方法采集2007年4月-2014年11月在我院行R-CABG的223例患者及2011年4月-2014年11月在我院行前降支DES治疗的4 047例患者信息,共筛选符合条件的DES患者496例,R-CABG患者108例。筛选后根据重点基线数据进行倾向评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匹配后共纳入216例患者(DES 108例,R-CABG 108例)。对其进行随访,对比两组的死亡率、心梗发生率、脑卒中发生率、再次再血管化(repeat target lesion revascularization,r-TLR)发生率、主要不良心血脑管事件(main adverse cardiac and cerebral events,MACCE)及心绞痛缓解情况。结果两组患者死亡率、心梗发生率、脑卒中发生率及MACCE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P>0.05);而DES组r-TLR发生率高于R-CABG组(6.48%vs 0.93%,P=0.033 9)。DES组与R-CABG组相比有较高的心绞痛再发率(27.78%vs 8.33%,P=0.000 4)及术后心律失常发生率(9.26%vs 1.85%,P=0.020 9)。结论接受R-CABG与DES的i LAD患者死亡率、心梗发生率、脑卒中发生率及MACCE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但R-CABG患者r-TLR免除率及心绞痛缓解效果优于DES患者。

体外膜氧合在救治危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中的应用:回顾性队列研究

目的探讨对危重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患者行有创机械通气(IMV)或体外膜氧合(ECMO)干预的疗效及相关危险因素分析。方法回顾性分析武汉150例实验室确诊的COVID-19危重症患者临床资料。比较接受IMV治疗患者(IMV组)和接受无创通气、经鼻高流量氧疗(HFNC)和无辅助通气治疗患者(非IMV组)的临床转归,同时将IMV患者分为ECMO组和非ECMO组进行亚组分析。采用单变量分析和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分析COVID-19危重症患者入ICU后行IMV治疗、ECMO治疗的危险因素。结果IMV组死亡率明显高于非IMV组(69.7%vs.8.2%,P<0.001)。单因素分析显示,IMV组与非IMV组间患者白细胞(WBC)、血红蛋白(Hb)、C反应蛋白、降钙素原(PCT)、总胆红素(Tbil)、肌红蛋白(Mb)有显著性差异。多变量回归显示,较高WBC(OR 4.897,95%CI 2.165~11.073,P<0.001)、PCT(OR 2.865,95%CI 1.309~6.269,P=0.008)和较低Hb(OR 0.313,95%CI 0.134~0.735,P=0.008)是患者接受IMV治疗的独立危险因素。而相对于非ECMO组患者,接受ECMO治疗患者年龄更小,合并冠心病比例更高(P=0.01),以及更高水平的PC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Tbil、Mb、纤维蛋白原、部分凝血原时间、以及D-二聚体>0.5的比例,并且入院至接受IMV治疗的间隔时间更短,而氧合指数(PaO2/FiO2)更低。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提示年龄大于65岁(OR 0.175,95%CI 0.036~0.855,P=0.031)和较高的PaO2/FiO2(OR 0.014,95%CI 0.001~0.143,P<0.001)是患者接受非ECMO治疗的独立危险因素。ECMO组的存活率显著高于非ECMO组(52.6%vs.13.7%,P<0.001)。结论入ICU时患者WBC、Hb水平是患者行IMV治疗的独立危险因素,而患者年龄以及PaO2/FiO2是患者行ECMO治疗的独立危险因素。与IMV支持相比,ECMO治疗是一种相对可靠的治疗方案,可显著降低COVID-19危重症患者死亡率。

基于MIMU的输电线路运动监测技术

在分析当前输电线运动监测技术优缺点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基于MIMU的输电线路运动监测技术。采集MIMU时间序列信号建立ARMA模型,对比力和角速度信号进行Kalman滤波处理;由于平动和转动的幅值是由比力和角速度积分所得,以各轴比力平方和与角速度平方作为衡量输电线平动和转动幅度的标准,并对数据进行分段,通过计算数据段间的欧式相似度衡量数据的变异程度来评估输电线平动和转动的幅度及变化趋势,对测得加速度和角速度做FFT变换得出运动频率。为验证运动监测技术,设计转台摇摆模拟输电线3种不同幅值运动,将数据进行上述算法处理,结果表明,估计出的平动和转动幅度趋势和幅值变化相同,且精确识别施加的频率为2Hz。实验室条件下,搭建的模拟系统正常工作。

微循环检测在危重症患者中的应用

1929年,Krogh《毛细血管的解剖和生理》的发表,拉开了人们对微血管研究序幕.微循环的病理改变在重症患者脓毒血症、多器官衰竭（multiple organ failure,MOF）、心源性休克（cardiac shock,CS）等病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重症患者的监护、治疗过程中,微循环的检测与管理有着重要意义[1].本文主要就目前微循环检测常用的技术和方法及微循环检测对于重症患者的临床意义进行综述.

体外膜氧合在暴发性心肌炎救治中的应用

目的总结体外膜氧合(ECMO)技术在暴发性心肌炎(FM)救治中的应用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8月至2019年12月本中心收治的10例接受ECMO辅助的FM患者临床资料,对比辅助前后脑利钠肽前体(NT-proBNP)、血乳酸及肝肾功能等指标的变化,观察并发症发生情况及临床转归。结果10例患者均为女性;成人9例,儿童1例,年龄(28.8±13.1)岁;均行静脉-动脉模式的ECMO治疗;ECMO辅助24 h后,NT-proBNP由辅助前的(24626.1±9442.2)ng/L降至(10141.7±9789.4)ng/L(P=0.014),血乳酸由辅助前的(10.8±5.6)mmol/L降至(3.1±1.7)mmol/L(P=0.007);ECMO治疗中位时间5.8(2.8~28.2)d;8例撤机成功,1例撤机失败,1例接受心脏移植;2例因脑出血死亡;1例辅助前昏迷患者持续未醒转院治疗;共7例患者存活出院。结论ECMO作为短期机械循环支持工具,可以提供有效的循环支持,纠正FM患者循环功能障碍,为心功能恢复或心脏移植提供机会。

数据中心用横流冷却塔与逆流冷却塔优缺点对比分析

数据中心暖通设计中经常会遇到冷却塔采用何种形式的问题。本文针对数据中心横流冷却塔与逆流冷塔的应用进行了总结，可以为数据中心暖通系统的设计者提供一定的参考。

心脏骤停患者心肺复苏后神经系统的评估和监测

数据表明美国院外心脏骤停(cardiac arrest,CA)的发生率为110.8/10万,生存率为10.6%[1]。尽管CA患者救治措施的不断优化,然而,仅仅不到1/3幸存者神经功能恢复[2]。欧洲注册数据显示,院外CA的发生率为80/10万,10%患者存活至出院,仅有5%可以获得完全的神经功能恢复[3]。

矿用救生舱供氧措施分析

煤矿救生舱是遇险人员的最后一道生命防线，氧气供给是保证遇险人员在舱内生存一段时间的重要措施之一。阐述了救生舱内可行的供氧措施，详细介绍了各方式的优缺点。简单介绍了国内外救生舱供氧措施的发展现状，为救生舱选择合适的供氧方式提供依据。

基于MIMU的输电线路振动分析

为了对输电线路振动进行有效阻尼控制,提出了一种惯性测量参数的时间序列分段模式的输电线路振动分析方法。首先设计一种MIMU测量节点,采用一定长度的弹性杆进行信号物理放大和防磁干扰,并对采集的输电线路振动信息进行AR-Kalman滤波处理;然后把处理过的数据分为不同数据段,静止时数据作为基准段,把后采集的数据段与基准段进行变异分析,计算变异度,预测输电线路振动幅度;对相邻两段数据进行相似度量,计算相似度,预测输电线路振动频率,分析振动趋势;最后设计了振动台、转台和输电线路模拟实验,采集不同振动幅度及频率的MIMU信号,通过幅度、频率及趋势的综合分析,获取本地区输电线路振动特性,实验结果表明,处理数据结果能够反映输电线路振动变化规律,说明输电线路振动分析方法是有效的,可为输电线路的振动阻尼控制器设计提供参数。

体外膜氧合在除肺移植外的非心脏手术中的应用

目的对体外膜氧合(ECMO)技术辅助除肺移植外的非心脏手术(NCPs)患者的临床应用及效果进行总结、分析。方法从中国医师协会体外生命支持分会专业委员会(CSECLS)数据库中收集自2018年1月至2019年10月期间因手术需要或因呼吸、循环状态不稳定或为保证手术安全而接受ECMO辅助的患者资料,对患者的人口统计学、手术类型、ECMO辅助方式、ECMO插管位置、ECMO辅助时间、机械通气时间、住院时间、存活等数据进行总结及分析。结果共采集来自7所医学中心的19例NCPs患者,男性12例,女性7例;年龄29(1~68)岁。接受手术包括胸外科手术6例,气道手术9例,严重创伤后手术3例,妇产科手术1例。ECMO辅助类型包括静脉-动脉ECMO 6例,静脉-静脉ECMO 13例。ECMO辅助时间96(2~471)h,机械通气时间154(12~1344)h,ICU停留时间9(1~58)d,住院时间16(2~58)d,总体存活率84.21%。结论应用ECMO辅助NCPs患者具有良好的临床效果,尤其在胸外科手术及气道手术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对于严重创伤的NCPs患者,在维护好凝血系统及降低抗凝标准后,应用ECMO进行辅助可使更多患者获益。

体外膜氧合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能否降低死亡率?

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在我国爆发流行并对国际公共卫生健康造成巨大威胁,大部分危重患者临床表现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体外膜氧合技术(ECMO)是目前严重ARDS患者的终极挽救性救治手段。回顾ECMO相关经典文献,总结ECMO在甲型流感(H1N1)、SARS以及中东呼吸综合征患者救治中的作用,在COVID-19目前尚无特效治疗手段的情况下,ECMO作为常规治疗无效的挽救性治疗可能会对危重患者有益。

基于惯性测量的输电导线覆冰运动特征提取

为识别输电线路的覆冰运动及其运动特性并进行有效阻尼控制,提出一种基于微惯性测量系统(Micro Inertial Measurement System,MIMS)的多维时间序列特征提取方法。设计一种MIMS测量节点,采集输电导线运动时三轴加速度和角速度的原始信号,对原始信号进行预处理并建立多维时变测量矩阵;对相关系数矩阵进行奇异值分解,计算加权特征矩阵作为导线运动幅值和频率的识别特征,采用近邻分类法对覆冰运动进行识别并通过相关分析估计覆冰导线幅值和频率变异程度;构建输电网络覆冰运动模拟实验系统,采集不同运动形式的MIMS信号按照该算法处理,并将三种运动形式特征进行比较。实验结果表明所提算法能够识别输电线路覆冰运动并进行幅频估计,可为输电线路的运动阻尼控制器的设计提供参数。

免体外循环免开胸机器人辅助下腔静脉Ⅳa级癌栓切除术经验总结

目的探讨机器人辅助经心包膈上下腔静脉阻断切开取栓术治疗下腔静脉Ⅳa级癌栓的可行性及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至2019年6月收治的4例接受机器人辅助经心包膈上下腔静脉阻断切开取栓术治疗肾癌伴Ⅳa级癌栓患者的临床资料。4例均为男性,中位年龄53.5(53~70)岁;平均体质指数23.25(20.7~26.3)kg/m^(2)。4例因腰痛和(或)血尿就诊。肿瘤位于右侧2例,左侧2例;肿瘤平均最大径8.1(3.6~11.2)cm。所有患者术前均经彩色多普勒超声、CT三维重建和(或)MRI检查,明确癌栓分级均为Ⅳa级(膈肌以上,心房以下)。术前平均腔静脉癌栓长度12.3(11.8~18.0)cm。4例手术均在泌尿外科、肝胆外科、心血管外科、超声科及麻醉科医生团队配合下完成。手术方法:机器人辅助翻肝暴露肝后段下腔静脉;在术中超声引导下,解剖膈肌中心腱和心包,直至暴露膈上心包内下腔静脉和右心房;依次阻断第一肝门和下腔静脉;行腔静脉切开取栓及下腔静脉重建。观察围手术期指标及并发症情况。结果4例手术均顺利完成。手术时间中位值553.5(338~642)min,第一肝门阻断时间中位值18.1(14~32)min;失血量中位值1900(1000~2600)ml。所有患者术后均转入重症监护室(ICU),ICU住院时间中位值7(4~8)d,术后引流管留置时间中位值为8(4~12)d。术后平均住院时间13(11~20)d。术后并发症Clavien分级Ⅱ级1例,Ⅲ级3例;其中1例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1例淋巴瘘,1例胸腔积液伴肺不张,1例肝肾功能不全及淋巴瘘。并发症经对症治疗后均有所好转。无围手术期死亡病例。结论机器人辅助经心包膈上下腔静脉阻断切开取栓术是治疗肾肿瘤伴Ⅳa级下腔静脉癌栓的一种可选择的方法,该术式可免体外循环、免开胸,手术并发症在可控范围内,无围手术期死亡病例,该术式安全、可行。

机工教育新媒体营销之路

如何通过新媒体手段进行高校教材的营销,是各大出版社都一直在尝试探索的。机械工业出版社的尝试或许是不错的借鉴。

胸骨正中劈开入路心脏术后并发胸部切口感染危险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

背景胸骨正中劈开术是开胸心脏手术的常规入路,经此入路行心脏手术的患者术后可并发胸部切口感染(sternal wound infection,SWI),给患者造成巨大的心理和经济负担。目的探索SWI发生的危险因素,积极预防并降低其发病率。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1月—2021年1月于解放军总医院通过胸骨正中劈开入路行开胸心脏手术患者,筛选发生SWI的病例,并进行1∶4倾向性匹配。通过单因素Cox分析和LASSO回归筛选与SWI发生有关的特征指标,综合专家意见后进行多因素Cox回归确定切口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5471例患者中61例在开胸手术后180 d内发生SWI,发病率为1.11%,其中44例为浅表胸骨切口感染,17例为深部胸骨切口感染。病例组男21例,女40例,中位年龄61岁;对照组男110例,女134例,中位年龄59岁。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体质量指数[HR(95%CI):1.07(1.00~1.14),P=0.038]、糖尿病[HR(95%CI):1.87(1.01~3.46),P=0.046]、心肌梗死[HR(95%CI):2.25(1.19~4.26),P=0.013]是SWI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基于解放军总医院病例数据,本研究发现SWI的独立危险因素为糖尿病、高体质量指数和心肌梗死。这些因素可能通过破坏伤口愈合过程、损害组织修复和皮肤屏障完整性以及降低对细菌的抵抗力影响SWI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