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野之谈:太行山田野作业的经验与方法——基于山西大学民间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心系列调查的探讨

围绕太行山展开连续大规模田野作业是山西大学民间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心的学术传统与重要特征。在近五年的田野作业过程中,中心师生接受了考察前的技能培养与学理规范,经历了考察时的不同实践层面与现场状况,以及开展了考察后的深入研究与成果输出,从而积累起一套较为丰富的田野作业知识与经验。对其适时进行凝练和总结,具有促进学人提升、学术创新与学科拓展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场域演化与民俗体育文化再生产--以国家级非遗“跑马排”春节习俗为例

作为特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植根于广袤乡村的民俗体育在生成、发展过程中受场域演化影响,呈现丰富的嬗变轨迹。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跑马排”春节习俗不同时期的场域演化与文化再生产进行分析发现:传统时期“跑马排”先后受军事文化和农商文化影响,呈现从军事训练技能到日常娱乐活动再到春节习俗活动的文化再生产轨迹;新中国成立以来,“跑马排”春节习俗也经历了从“传承式民俗”到“开发式民俗”的文化再生产路径。当前在乡村振兴和非遗保护的背景下,此类民俗活动由国家、市场与习俗三重力量互动形成的新场域处于起步阶段,需要从民众需求与民俗发展的可持续性对其文化再生产进一步展开思考。

明清盂县商人与地方社会

明清五百余年的历史中,因地缘优势、资源条件的不同,山西各地区的商人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轨迹,它们共同构成了晋商的辉煌历史。盂县商人作为晋东商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明清两代得到迅速发展,不仅促成县邑成为当地经济重心,乡村集镇亦因之迅速崛起;而且境内民众形成了外出经商的传统,经营范围涉及直隶、京师等多地,经营行业多样。商业的发展推动商人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在县邑以捐资修庙和庙会经济为主要活动;在行商区域则以修建会馆和义园为主要活动。这些活动提升了盂县商人的社会地位,增强了其社会影响力。

清中后期山西票号合伙经营的多元模式及其影响

山西票号内部的三种合伙经营模式分别为:以乾盛亨为代表的单一家族投资、专营金融业模式(1+1),以蔚泰厚为代表的多元投资、专营金融业模式(N+1),以大德通(同兴裕)为代表的多家族投资、兼营金融业和实体业模式(N+N)。这三类票号虽然在资本构成上均采用银人共股的股俸制及东掌制合伙形式,但资本来源和股权结构的巨大差异导致各票号的投资偏好、资本运作模式及抗风险能力均存在很大不同,并深刻影响了各自的发展命运。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合伙经营模式不仅印证了不同票号群体间的发展路径差异,也表明清代中国的商业合伙经营已经演化到了相当精细的程度。

“山西票号与近代社会经济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

2023年11月3日至5日,由《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西省历史学会共同主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山西票号原始文献整理研究与遗产保护数据库建设”和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票号民间文献整理、释读与研究”课题组承办,山西省平遥县文物所协办的“山西票号与近代社会经济变迁”学术研讨会在山西平遥召开。山西大学副校长郝平教授,《中国经济史研究》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魏众研究员,中国经济史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隋福民研究员,晋商文化基金会会长李茂盛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论票号账簿的归户、特征与价值——以恒隆光票号账簿身份考证为例

文化市场的活跃和学术研究的聚焦,使包括票号账簿在内的民间文献热度空前。与此同时,此类文献也存在着归户不清、考证不足、研究不深的问题。对票号账簿的利用,首先应坚持“归户”原则,从账簿的真伪、性质、归属等方面予以综合判断,然后从形式和内容上进行深入分析。恒隆光账簿在形式上具有总结账的一般属性,体现了严谨性和规范性的统一;在内容上则呈现出票号账簿的特殊性,并由此透漏了它的票号身份。票号账簿的内容极为丰富,对会计史、金融历史地理、区域史、社会史等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具体操作层面,要素化和谱系化的数据处理是实现其史料价值的重要手段。数据库的建立,则可以把各相关要素进行有效关联,整体提升史料的利用价值。

辛亥革命后山西票号的维系与收撤——以蔚长厚上海分号为中心

辛亥革命后,受战事劫掠及存放款信用危机影响,蔚长厚票号上海分号面临整体收交不平衡导致的业务总量下降、利润锐减等经营困境。为了支持整体收交大局,上海分号经理利用信汇、电汇等经营手段,积极承揽业务并在总号指示下逐步归并债务,使其在亏损状态下仍勉力维系,最终实现平稳收撤。这一过程反映了民初新旧鼎革之际山西票号等传统金融机构的经营制度仍具备一定的韧性,亦揭示了近代金融格局变迁中传统文化因应机制的生命力和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