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管理与无保留审计意见质量

新《证券法》突出了无保留意见的重要性,审计师如何管理好客户重要性才能有效保证无保留意见质量?以2009-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客户重要性视角研究客户管理对无保留审计意见质量的影响,以及新《证券法》实施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客户重要性管理越宽松,无保留审计意见质量越低。经过替换客户重要性和无保留审计意见质量的代理变量以及内生性检验等稳健性检验,研究结论不变。新《证券法》实施强化了这种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应计盈余管理具有部分中介效应,规模较小的事务所和非国企中管理客户重要性宽松程度与无保留审计意见激进度正相关更显著。研究结论表明,新《证券法》实施后,审计师特别是规模较小的审计师,要保证无保留意见质量,必须严格控制客户特别是非国企客户的重要性,避免过度经济依赖。

无保留审计意见质量测度标准构建及其有效性检验

无保留审计意见在新《证券法》颁布后作用凸显,其质量测度标准的构建十分迫切。本文借鉴Gul等的模型,基于无保留与非无保留意见划分,构建无保留意见激进度模型,获得专门测度无保留意见质量的标准—激进度。进而选取2009-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依据有效的无保留审计意见质量标准应当能充分体现其审计师主观努力和增进会计信息可靠性、防范审计风险暴露的要求,检验激进度作为无保留审计意见质量测度标准的有效性,发现审计投入越大,无保留审计意见激进度越低;无保留审计意见激进度较大,财务重述概率较大,说明激进度作为测度无保留审计意见质量的标准是有效的。经过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研究结论为无保留审计意见质量考评、监管、控制和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依据。

加计扣除政策改革与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

以2018年加计扣除政策改革为例,选取2015—2019年间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进行DID检验;选取2018和2019年高新技术企业与非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进行OLS检验。结果发现,2018年加计扣除强化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增长放缓;加计扣除普惠使高新技术企业相比于非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增长率较慢。进一步研究企业盈利水平的调节作用,发现企业的盈利水平越低,上述结果越显著。通过安慰剂检验、PSM检验、反向因果检验及变更被解释变量的衡量方法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研究结论表明,最初作为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发展倾斜政策的加计扣除,随着扣除力度的提高和政策的普惠,其政策效用反而有所减弱,这需要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同时只有提高盈利水平,才能充分享受这种政策效果,这应引起高新技术企业的重视。

发起人控制权、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创新——来自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双重股权制度在现代企业中的使用率持续上升,对这种新兴公司治理机制的研究,以往主要集中在其引发的委托代理问题上,而关于对创新的影响尚未有文献涉及。文章以2012—2017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起人控制权配置对创新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发起人控制权倾斜度越高,越有利于创新活动的投入;机构投资者持股对这一关系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结论丰富了创新投入影响因素,为企业通过合理配置发起人控制权、积极引入机构投资者、增强创新投入能力提供了经验证据。

小所审计大客户必然带来低质量吗

采用2013—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审计意见真实性代理审计质量,研究了小所审计大客户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相对于其他的事务所与客户规模配置类型,小所审计大客户的审计质量总体较高,且客户越重大、经营风险越高,这种关系越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效应产生的重要机理是小所审计师的工作量压力较小,能够集中较大精力审计大客户。研究结论说明,小所审计大客户时如能够从维护声誉和防控风险的要求出发投入更多审计精力,将能取得较高的审计质量,也说明新证券法对进入证券审计市场的会计师事务所实行备案制是可行的。

金融资产配置与实体企业盈余持续性

在商品运营的基础上努力开展资本运营是现代企业发展的大趋势,提高盈余持续性是实现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如何有效开展资本运营,服务好商品运营,是当前实现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要处理好的重要问题。采用2013—2018年我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公司和房地产上市公司数据,研究金融资产配置及其结构对于实体企业盈余持续性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资产配置总额越大,实体企业盈余持续性越差。但持有长期股权投资占比越高,实体企业盈余持续性越强。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对应于持续性的增强作用更加显著。研究结论表明,要实现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应当适当限制金融资产配置,努力提高能够直接服务商品运营的长期股权投资的比重,这对于国有实体企业尤为重要。

高管纵向兼任与全要素生产率

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能否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直接关系到宏观层面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败。文章以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高管纵向兼任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一步研究产品市场竞争和管理层权力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高管纵向兼任产生了“掏空效应”,抑制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和管理层权力越大,高管纵向兼任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越明显。

总经理独立性、股权制衡度与国企过度负债

选取2012—2017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考察了总经理独立程度对国企过度负债的影响以及股权制衡度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总经理独立程度与国有企业过度负债负相关,且企业的股权制衡程度越高,这种关系就越显著。该研究结论为国有企业通过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进而遏制过度负债,提供了经验证据。

分红力度、资本混合度与国企资产保值增值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首要目标是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同时国资监管部门要求差异化分红,因此,混合所有制改革后的国有企业如何决策分红力度才有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成为亟需研究的问题。本文以2013—2021年我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分红力度对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以及资本混合度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分红力度与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呈显著倒U型关系,即合理的分红比例有利于促进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资本混合度对分红力度与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的倒U型关系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即强化了分红力度对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影响的敏感性。机制检验表明,两类代理成本具有中介效应。基于企业异质性的研究表明,分红力度对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的极值点因国有企业发展阶段、规模、行政级别、所属行业的技术特质和竞争程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研究结论表明:监管分红力度合理性是国资监管部门“管资本”的重要手段,但要针对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企业具体情况进行监管;国有企业可以通过提高资本混合度促进分红的增值效应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