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YOLO-CARAFE的人员异常行为识别方法

智能监控中,由于存在环境复杂、监控目标多、画质质量差、人员尺寸不同等因素,从而给人体异常行为识别带来很多挑战。为了提高视频中人员异常行为识别的准确率和识别效率,提出了人员异常行为识别方法YOLO-CARAFE。该方法首先利用轻量级上采样算子CARAFE代替最近邻插值上采样算子,CARAFE不仅利用相邻像素进行工作,还会对相邻像素进行加权融合,可以在大感受野中聚合上下文信息,从而提高在复杂场景下人体异常行为识别时神经网络的特征提取和融合能力;其次,利用Focal-EIOU损失函数的难易样本学习策略,使得模型更加关注难以分类的目标对象,有效减小预测框与真实框之间的差异,提高人体异常行为识别的准确度,有效解决异常行为样本数据量少的问题。通过在自建数据集上的实验表明,YOLO-CARAFE在人体异常行为识别上具有良好的识别效果,提出的YOLO-CARAFE算法在R不变的情况下mAP@0.5,P分别为96.9%,97.6%,提高了1.9百分点,7.4百分点,能够满足监控视频中人员异常行为识别对于准确度的需求。

雍正年间晋北地区的政区改革与行政经营——以新设朔平府为例

雍正三年朔平府的设置方案,是山西巡抚诺岷综合考虑既利于官府施政又于民有便两方面因素而提出,这具体体现在朔平府治所、幅员、边界的确定三个方面。朔平府设置初期,知府刘士铭颁行的诸多"文告",显然代表着国家意志,但并非不顾晋北地方社会实际的随意之举。综合来看,诺岷的政区改革方案以及刘士铭的行政经营手段,均是地方统治者在国家意志与地方社会之间寻求双赢的具体体现。

“罔恤邻封”:北方丰水区的水利纷争与地域社会——以清前中期山东小清河中游沿线为例

作为北方丰水区,清前中期小清河中游沿线新城、高苑两县的水利纷争频繁且严重。康熙年间主要表现为清沙泊积水宣泄之争;康熙末年以降随着清沙泊积水的消退,纷争转而表现为清沙泊蓄洪之争,乾隆二十二年的"金万清捏控案"就是此类纷争的典型事件。纷争中分处两县的地方官吏、绅衿、民众各自构成了一个紧密的利益体,形成一种全面对抗的社会关系。省级官员在纠纷解决过程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两类纷争实则均为避水纠纷,均体现了双方对农地问题的巨大关切。小清河中游一带的政区地理状况、地貌特征、环境因素、落后的行政运作方式导致的低执行力是纷争发生的四大深层原因。

青州城历史城市地理的初步研究——以广县城与广固城为研究重心

青州城市建成区一带,历史时期曾经先后存在四座城市,即广县城——广固城——东阳城或南阳城——满城。广县城,西汉时期既已存在,之所以产生于下圈村一带,关键在于其地地处高阜,不宜受到洪水侵袭,且南倚含水丰富的岩层,无缺水之虞。广固城建于魏晋十六国时期,因时逢乱世,地理上重军事防御的色彩明显。由临淄城而广固城,历史时期青齐地区实现了第一次中心城市的转移,就魏晋十六国乱世而言,这一城市选择行为是相当成功的。进而论之,代广固城而兴的东、南两阳城及清代的青州满城,之所以均大体不出今天青州市区的范围,与它们均接近青齐地区几何中心的地理位置关系极大。

《汾阳西陈家庄乡土志》的文本特点与史料价值

成书于民国时期的《汾阳西陈家庄乡土志》由"生于斯,长于斯",虽曾留学日本却具有士人情怀的刘天成所作,此志书的成书背景与纂者所处"睁眼看世界"的时代背景和其自身"立功、立德、立言"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作为山西省乃至全国范围内少有的保存较好的民国村志之一,这部纂修于新旧过渡时期的志书表现出体例完备、编排灵活、内容翔实、考证精准等文本特点,又因其重现了民国时期汾阳西陈家庄的物产生活,见证了民国时期汾阳西陈家庄的时代变迁,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堪称民国时期山西村志中的典范,对当前地方文化事业和方志纂修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明清民国时期运河城市济宁的园林绿地系统

明清民国时期,济宁城市园林绿地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蜕变过程。明代园林数量大约有33处,清代中期增至56处之多,清末民初衰减至10余处。以园林发展最为繁盛的清代中期为例,济宁大多数园林占据了优越的地理区位,布局形式为点状布局,同时在局部区域存在一定的集聚趋势,呈现出局部组群式分布的特色。明清至民国时期的济宁城市园林绿地系统对城市发展有明显的景观意义和生态意义,对今天济宁的城市生态规划亦有借鉴价值。

20世纪50年代山西省崞县治所的迁移——基于地域历史的长时段研究

对待历史时期的治所迁移问题,应重视长时段理念下的过程性研究,唯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真实。1959年12月山西省崞县治所由崞阳镇迁至原平镇。原平镇之所以能够成为新县治,绝非自新中国建立后方现端倪,实际上早在明代中期其交通优势开始显现(成为两条驿路的交汇点)之时既已埋下伏笔,这使得崞县境内的经济中心经历了从一元(崞阳镇)到二元(崞阳镇—原平镇)再到—元(原平镇)的'结构'变迁。就治所迁移'事件'本身而言,从1956年1月崞县方面提出首次迁治申请到1959年12月最终完成迁治,过程一波三折,新治所党政机关建筑的经费投入、忻县地委专署的迁治意向、'大跃进'运动的推进、崞县方面的迁治坚守等成为影响迁治进程的关键因素。

阳阿城地望考析

历史上的阳阿城共有两个。从西汉到曹魏时期,阳阿侯国(阳阿县)经历了侯国、县之间身份的多次转化,但治城稳定在今阳城县阳陵村。降至十六国北朝,阳阿县治徙迁今泽州县大阳镇驻地,直到北齐天保七年(公元556年)废县。谭其骧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对阳阿城的定点是准确无误的。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中关于东汉时期分涅县地置阳阿县的记载属于后世传抄致误。

刻画三晋之“美”:安介生先生的山西景观环境史研究

安介生先生专著《表里山河:山西区域历史地理研究》一书的出版,是近年国内有关山西历史地理研究的重大成果。书中有多篇属于景观环境史方向的论文,即《却望并州是故乡——唐诗所见晋中地域环境简论》(以下简称《却望并州是故乡》)、《美景与美酒:汾酒与汾河景观环境史简论》(以下简称《美景与美酒》).

康熙年间小清河两次整治行为初探

清代前期小清河为患严重,康熙年间山东主政者主要进行了两次大的治理工程,两次治河各有得失,短期内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未持久。缺乏一个专司小清河事务的管理机构,政区地理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地方官彼此扯皮、百姓肆意决堤,以及鲁北地区特殊的地质地貌是小清河治理成效甚微的主要导因。

基于无人机测绘技术在隧道工程地形图测量的应用

地形图测绘能够提供必要的工程地理信息,为工程建设提供科学合理的规划;地形测绘中的无人机技术是允许在电子遥感和远程数据交换领域上,实现整合人类创新技术的若干技术之一。文章基于对无人机和隧道工程地形图测绘的概念进行论述,对目前多采用的测绘技术进行了实际探讨,通过案例分析来阐述无人机系统的运用要点和价值,为无人机测绘技术在隧道工程地形图测量中的应用提供学术支撑和借鉴。

人工智能下信息化测绘方法的思考

本文探讨了人工智能在信息化测绘中的应用及其意义,重点分析了人工智能在测绘数据处理、结果优化、数据管理和安全等方面的应用。通过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测绘数据的自动化处理、分析和可视化等,可以提高数据的质量和可靠性,同时也可以在数据管理和安全方面提供更好的保障。本文结合现有的研究成果,探讨了未来信息化测绘在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发展方向和思考。在不断变化和创新的需求下,进一步探索和研究新的技术和方法,将有助于促进信息化测绘技术的创新和发展,满足社会对于高质量地理信息的需求。

明清民国时期镇的名实与类型再考察——以山西泽潞地区为例

以明清民国时期山西省域内"镇"分布较为密集的泽潞地区为例,集中探讨了镇的判定标准与类型两个问题。通过考察认识到,这一时期镇之得名并无统一的判定标准,一个聚落只要人口多且集中,工商产业比较发达,非农比例较高,就可以称为镇,但是否冠以镇名,则充满随意性。在经济性质的镇之外,还有一类关隘或堡寨等防卫性质的聚落,居于势险之地,通常会有军队或官司的派驻,因沿袭了前代镇的军事意义,也有被称为镇的现象,但数量很少,并不典型。

青州城市历史地理初步研究

一、引言今天的山东半岛区域①,历史时期先后存在过三个区域首位城市,即临淄城、青州城和济南城。临淄于先秦时期长期为齐国都城,"击鼓吹竽七百年"②,秦汉至西晋又以名闻海内的"天下名都"而为世人称道;明洪武九年(1376年)山东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由青州城移驻济南,由此济南正式成为山东省的首位城市。自西晋以迄明初长达一千余年的时间,山东半岛的区域中心城市皆由青州城充当。对历史地位如此重要的城市加以探讨无疑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

水患与山西荣河、河津二城的迁移——一项长时段视野下的过程研究

城址迁移问题作为历史城市地理学领域中的重要议题,长期以来积累了大量成果。传统的研究方法多从城址所在的自然环境、交通路线、经济条件、政治环境以及其他历史人文环境等方面人手加以分析,所重视的是城址迁移的宏观背景和客观因素,有学者对此提出了反思,认为这属于"以果论因"式的分析路径,主张在继承以往研究方法的同时。

雍正十一年王士俊巡东与山东政区改革

雍正朝是清代政区改革的高潮阶段,而山东省无疑是变迁最为剧烈的区域之一。就统县政区而言,雍正十二、十三年(1734、1735年)先后裁撤置于雍正前期的9直隶州,同时设武定、沂州、曹州、泰安四府。

高速公路窗口服务人员职业装纹样探究

围绕高速公路窗口服务人员职业装升级,应当加入地域的荆楚文化特色,为此,采用文献法和田野调查法,以武汉天河机场高速为例进行探究。研究认为:将荆楚地域特色融入职业装设计之中较为合适;遵从荆楚文化中以左为尊、喜动恶静的设计思想;可将纹样小面积用在领部、手臂与上身的小部分。

关系千万重:明代以降吕梁山东麓三城的洪水灾害与城市水环境

明代以降清源、交城、孝义三城的洪水灾害均较为严重,城市依山傍水的地理特征以及河川上游持续不断的山地开发是两大致灾因素。从长时期来看,洪水是塑造城市水体景观的主要力量,从而在北方旱区呈现出湖阔水丰的"水城"风貌,清源城尤其如此;城市各阶层民众的日常生活因应了这一变化的生态环境。面对洪水对城市的巨大破坏或威胁,地方官民采取了筑堤捍水、建库防洪等治洪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城市洪灾的发生,但由此也出现了湖体萎缩、积水成患等城市水环境效应。在并不广为人知的吕梁山东麓三城中,我们清晰看到了人与环境相互影响、彼此感应的丰富面向。

北魏崔猷墓志及相关问题

1983年4月，山东省淄博市博物馆与临淄区文管所对临淄北朝崔氏墓地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出土了一方墓志，青石质，长方形，长114、宽69、厚15厘米。首题为“魏故员外散骑常侍清河崔府君墓志铭并序”。内容可分三部分：志文13行，满行34字；铭文4行，满行同志文，余行26字；夫人、子女及主要亲眷铭6行，每行21至25字不等，共700余字。据墓志所述，其于补史、证史之处实为不少，然而由于相关著述对铭文的判读失误等因素，时至今日始终没有引起学术界应有的重视。笔者不揣浅陋，在《简报》的基础上，参之有关文献及其他考古资料，对墓志略加探讨并就相关问题展开讨论，以就正于方家。

河患与官方应对:康雍乾时期的山东小清河治理及启示

清代初期小清河为患严重,康雍乾百余年中,山东历任主政者主要实施了四次大的治理工程,分别为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山东巡抚张鹏治河、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巡抚桑格对小清河中游的治理、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巡抚李树德治河及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巡抚徐绩治河。数次修治各有得失,完工程度亦不尽相同,短期内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未持久,小清河水患依旧严重。综合来看,政区地理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地方官彼此扯皮,百姓肆意决堤,缺乏一个专司小清河治理事务的管理机构,康雍乾时期流域内人地关系的日益紧张以及流域内特殊的地质地貌是小清河治理成效甚微的四大导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