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定脆弱国家: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安全供给与能力建设困境

由于国家安全机制的缺位或无效,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安全供给出现地方化、社会化、商业化和外部化趋势。该地区国家内部的非国家行为体和来自外部的跨国行为体在不同的条件下组合,形成了碎片化、多种安全主体互补又竞争的“多元混杂”的安全供给格局,这与单一中心、自上而下的安全供给格局明显不同。在这种供给格局中,很难明确区分“国家和非国家”“正式和非正式”“现代和传统”,它们重叠交织在一起。安全供给的地方化、社会化、商业化和外部化使这一地区国家的安全能力被限制,整个国家的安全建设陷入困境,从而导致其“脆弱国家”的地位被“锁定”。由于国家化的动力不足,该地区安全供给的“多元混杂”格局短期内很难改变。作为全球“安全洼地”,中国与这一地区的安全合作空间巨大,因此可以从理念创新和实际操作两方面推动全球安全倡议的实践。

结构变迁与治理制度的演化：从G7到G20

G7向G20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及由此引发的世界经济结构变迁。由于结构的变迁,G7/8这一旧的治理机制不仅失去了合法性,更重要的是失去了在各问题领域的控制或主导能力。G7/8的失效及结构与制度间越来越大的"鸿沟",使构建能够容纳"新兴经济体"参与的新治理制度变得十分迫切,危机中产生的G20正顺应了这种趋势。尽管如此,在G20的创建前后,G7/8仍显示出抵制变革的巨大"惰性"。非G7/8国家目前正通过议题置换、集团化等方式谋求在G20内部发展中国家的更大影响力,以平衡G7/8。

联合国选举援助与阿富汗2004年大选

推动和协助阿富汗冲突后的首次大选是国际社会赋予联合国的重要职责。根据《波恩协定》和安理会第1471号决议的授权,联合国设立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特派团"及选举股,从三个方面在2004年阿富汗的总统大选中发挥重要作用:建立、完善相关的选举制度并推动其实际运作;组织开展选民登记及选民教育活动;在选举进程中提供各种技术、后勤等综合援助。在联合国的协助下,阿富汗顺利完成了2004年大选,并确立了一系列与选举相关的基本制度如选民信息、法律、机构等。不过,选举自身无法解决该国存在的各种根深蒂固的复杂问题。

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及其进展

2013年初,习近平主席在访非期间首次提出"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政府塑造新型国际秩序和处理双边、多边关系的重要理念和发展路标。中非关系在2014年得到全面深化,双边"命运共同体"建设进入新阶段。经贸上,突破了2200亿美元大关;政治上,李克强总理访非并提出"461"合作新框架,充实了"真、实、亲、诚"的对非外交理念;安全上,中国向南苏丹派遣首支维和步兵营,在非洲的和平安全领域展现更加积极和建设性参与的姿态。在西非地区出现严重的埃博拉疫情之后,作为域外大国,中国又第一个驰援,先后提供7.5亿元的各类援助,彰显了中国的责任与担当。中非能够利用各自优势,共同构建一种新型的协同发展关系,中非特殊的"命运共同体"也由此能够进一步向新的"机遇共同体"提升。

被“妖魔化”的中非关系:中国在非洲发展中的角色

近年来,有关中国在非洲的角色和地位的负面评价开始增多。对中国的指责主要有两种论调:其一,中国正在走西方殖民大国的旧路,在非洲大量攫取资源和能源;其二,不附加条件的中国投资与援助助长或支持了非洲国家的腐败和暴政,不利于或扰乱了非洲国家的长远发展。这两种论调显示出对中非关系进行政治化操作和将其"妖魔化"的倾向。对中非关系近年来的实际发展进行考察,就能很容易地驳斥这两种不实论调。实际上,中国不仅推动了非洲经济近年来的快速成长,同时也为维护非洲社会安全和稳定作出了贡献。

权势扩张及其限度:安理会第1373与1540号决议的“硬规范、软约束”现象

安理会通过的第1373号决议和第1540号决议,具有典型的"造法"特征,即普遍拘束力、一般针对性、无明确的期限限定。不过,无论从法律角度,还是从政治角度,"决议造法"都面临着"合法性不足"的严重质疑。由此导致两份决议虽趋于"硬规范",但却表现出"软约束"的逆向特征:缺乏自我强制执行能力,"差别执行"与对"消极履约"的容忍,以及对全球、区域和次区域层面各种不同"规范网络"的依赖。作为应急性的选择,"决议造法"是安理会权势扩张的新表现,但合法性问题始终是其拓展局限。

“他者的崛起”与制度的适应性演化:以G20为例

非西方世界的崛起即所谓的"他者的崛起"及由此引发的国际权力结构发生的巨大变迁,是导致G7/8向G20转变的最重要推动因素。围绕这一转变过程进行探讨,认为制度演化绝不否定主观创造性,但它并非一完全理性的最优化设计结果,而是一个逐渐调试、适应和学习的过程。G20的出现也预示着包容性制度在权力变迁过程中的突出作用。

联合国选举援助及其运作

作为冷战后兴起的一种新型援助活动,联合国所提供的选举援助非常特别。它既介入国家内部,侵蚀了传统意义上的主权,同时又成为国家能力的积极建设者。鉴于选举的敏感性和复杂性,联合国在提供援助前,须由会员国或地区首先向其提出申请,如果必要,联合国会派出需求评估团进行更彻底的实地考察。根据评估结果,最后决定是否对援助请求做出答复。援助的形式主要包括:组织和操办选举、选举监督、选举核查、协调与支助国际观察员、支助国内观察员、选举观察和技术援助等七种。在过去20余年里,联合国选举援助的接受国主要分布在亚非拉地区,其中对非洲援助最多。这既反映出亚非拉国家在国家能力建设方面的制度基础薄弱,同时也反映了发达国家在制度设计、民主规范扩散上的主导地位。出于对主权原则的坚持与守护,尽管赞同实施选举援助的必要性,中国目前的参与是消极和边缘性的,并刻意与联合国的选举援助保持距离,但未来则有拓展的空间和可能。

“全球发展倡议”与中非发展合作

全球发展格局面临发展知识、发展关系、发展体制整体重构的趋向。基于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经验,“全球发展倡议”丰富了全球发展知识体系,为发展中世界提供一份“中国思路”和“中国智慧”。这一倡议在非洲具有更大的适用性,中非具有广泛的合作空间,双方在发展领域具有较高的契合度。中非之间的合作也具有鲜明的发展取向,中国将促进非洲地区的长远发展与中非之间的互利合作密切结合在一起。倡议聚焦阶段性的发展任务和发展挑战,八大重点领域在中非关系中都有体现。在疫情冲击下,非洲的发展问题尖锐,这对中国和倡议本身都提出了重大挑战。

美台海“和平解决”政策之探析

"和平解决"是美国进攻性政策渐次破产后的衍生物,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是否符合这一政策即成为美国是否介入台海以及是否继续对台军售的先决条件和唯一借口。在这一政策框架下,华盛顿既最大程度上约束了大陆在两岸事务上的自主性,又主动限制岛内的"台独"倾向,"双管"的目的意在维持美国在台海地区的权力与利益。

均势——霸权：理论与历史

均势通常被认为是对霸权的否定,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均势也可以被运用为大国谋求霸权的工具。大国可以在某一地区或一国内部通过推行均势政策实现霸权目的,历史上英国和美国就是典型的例证。

美国的台海战略会清晰化吗?

美国现阶段的台海战略并未清晰。根据对“战略模糊”内涵及保持“战略模糊”动因的分析,笔者认为,美国并不会轻易促其战略清晰化,但随着两岸局势的演进不排除其被迫清晰的可能。

普京时期的中俄关系评析

在普京担任总统的八年里,中俄两国在2001年共同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和其他双边及多边法律文件精神的指引下,在政治互信、经贸合作、军事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进展。中俄关系的快速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下的结果。

美国在台湾问题中的政策变迁与角色演化

美国介入台湾问题后,其在台海地区的政策和角色经过四个不同阶段的演变。国民党退守台湾后,杜鲁门政府开始介入台湾问题。20世纪50、60年代经过三次台海危机,美国在台海地区的角色得到巩固。70年代美国无意终结其在台海地区的均势——霸权角色。冷战后台海成为美国对华政策重要的砝码和操纵工具。进入21世纪,美国在台海地区的政策与角色面临新的转型。但不论政策和角色如何变化,美国在两岸推行均势谋求霸权的意图没有变化。

浅析冷战后美国的台海政策

冷战后中美合作的战略基础消失,美国对华"接触"与"遏制"并用。在此背景下,台湾价值重新得以提升。但新时期华盛顿在台海两岸寻求平衡、维持霸权的传统角色难以为继。

2013—2015年中国对拉美经济外交与中拉经贸合作进展

2013—2015年,中国对拉美地区加大经济外交投入。中国在这一地区的经济外交大致分为三个层面:领导层经济外交、职能部门经济外交以及国际和地区组织的经济外交。领导层经济外交发挥着宏观引领的作用,职能部门负责经济外交的微观落实和务实推进,而与国际、地区组织的交往则扩大了中拉经贸合作的空间。经济外交对稳固和拓展中拉之间的经贸交往发挥了重要作用。过去三年,中拉贸易增速放缓,不过与其他大洲相比,降幅不算太大,尤其是中国对拉美出口基本保持稳定。另一方面,中国对拉美投资和劳务合作明显升温,合作领域向纵深拓展。不过,未来中拉经贸也将面临政治、经济风险以及系列结构性问题的挑战,这将考验中国在这一地区的经济外交。

气压自卸系统的改进

本文介绍了一种气压自卸,系统在散货船上的应用和改进的情况,对工作原理、结构和卸货效率也作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