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诗学:传统模式及其当代汇通

传统诗学模式的观念契合与当代文论的现实需求是推动中国文化诗学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源泉。文化诗学的本土化建构关键在攫取古代文论资源,只有充分挖掘当代文论与传统话语模式的相通契合处,汇通古今,才能真正有效的系统建构中国文化诗学话语体系。

抗战大后方诗论建构的模式与演变——以艾青、朱光潜、黄药眠为中心

抗战大后方的诗论建构大体存在诗人、学者和革命家三条路径并交织形成各具典范性的诗学模式。这其中,艾青、朱光潜与黄药眠尤具典范意义。在欧洲现代派诗歌影响下,艾青凭诗人的经验对诗美、诗的形象、散文美及象征、联想等语言问题进行诗性传达,在以诗论诗中率先建构起感性诗学的诗论模式。朱光潜以学者的态度在中西互证中对意象、情趣、格律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系统探讨,在以理论诗中建构起理性诗学的诗论模式。久经马克思主义洗礼的革命理论家黄药眠则以时代论诗,关注文艺政治关系、诗人的战斗性并倡导诗的精神形式的意识形态功能,并在介入现实中建构起政治诗学的诗论模式。在诗学与政治间,这三种诗论模式与威廉·燕卜荪为代表的英美新批评在大后方形成理论呼应,不仅填补了战时本土诗论的空缺,构建起中国自主的诗论话语体系,还清晰凸显出抗战大后方诗论建构的形成、演变及其内外缘由。

20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学案再评价

20世纪50年代中国“美学大讨论”在当下学术史评价中仍问题重重。“思想改造—双百方针”形成的话语夹缝,使得美学问题讨论不仅与此前系列文艺批判运动截然不同,而且在政策制度保障下获得了相对自由的论辩空间,进而在对革命话语的弹性突破中形成了符合自身逻辑的美学话语。除推动美学知识普及和美学人才培养外,“美学大讨论”还奠定了中国美学学科范式的雏形,实现了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学科化和体系化,并催生出以“实践美学”为代表的中国美学理论形态,并影响至今。同时,受意识形态的干预及苏联美学话语的前置影响,“美学大讨论”又将马克思主义美学丰富多元的方法论窄化为单一的认识论和反映论,还在“主客二分”的古典本质主义思维模式中兜圈打转,既脱离了国际美学的发展潮流,又与中国古典美学相脱节。“知识话语”求真理想与“意识形态话语”建构要求的矛盾冲突,是理解这桩美学史案在学术与意识形态之间功过是非的关键线索。

“文化诗学”流变考论

在世界文论话语体系中,"文化诗学"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美国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俄苏文化诗学和中国文化诗学。"文化诗学"这一术语率先发难于美国,随后被"移植"到中国文论体系中。中国文化诗学借用的仅仅是西方的名词术语,在进入中国语境之后便被不断的内化、同构于传统诗学内,并在谱系化的"本土性"构建中逐渐建构起了"中国文化诗学"的理论体系。巴赫金的文化诗学不但在时间上早于美国新历史主义学派,更被后者借鉴与吸收,而且对中国文化诗学也形成了重大影响。文化诗学是作为一种"反抗"与"回归"的世界性思想理论思潮而席卷全球的。

文化与诗学的互构——“文化诗学”与“文化研究”之辨

"文化诗学"与"文化研究"是两种殊名异义、学理维度有别的文艺文化思潮。"文化研究"是对日常生活文化、大众文化,包括各种流行文化、消费文化的研究,它可以是日常生活的美学研究,也可以是泛文化研究;而"文化诗学"是基于"诗学"审美品格的学科前提基础上而言的,是一种文学文本与文化之间互涵互构的研究,并且其文化应该是一种积极的具有诗意审美维度的文化。"文化诗学"包含两个研究向度:一是文学的文化研究,即应该研究文本中的文化,重视文学文本与文化之间的互涵互构关系,激活传统;二是文化的文学性研究,即应该研究文化中的文本,研究当下日常生活中各种鲜活的具有文学性的艺术形态,关注现实。

蔡仪“典型论”美学观建构的日本资源

作为"唯物论全书"中美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日本唯物论研究会重要成员甘粕石介的《艺术论》对蔡仪美学思想构成了重要影响,并成为蔡氏留日归国后建构马克思唯物主义新美学的样本参照。在资料奇缺的情况下,正是甘粕石介的美学思想成为蔡仪先后构筑《新艺术论》与《新美学》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底色。甘粕石介《艺术论》不仅在思维路径上为蔡仪提供了在"唯物主义立场"上重建"新美学"的入口,还在"美"与"真"、"现实主义"与"客观""典型"的观念方法上明示了方向。蔡仪与甘粕石介在美学谱系上的这种理论亲缘与代际关系,既呈现出特殊年代"异邦之音"在中国的回旋与延续,又在一定程度上表征着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自俄苏到日本再到中国的一条曲线流经历程。

美学大讨论的学术史分歧与重写美学史

"美学大讨论"在当下美学学术史书写中出现了种种不可调和的意见分歧。只有打破"前见",从原始史料的翻检细读出发,基于"文献——发生学"视界上对之加以美学史重写,才能在历史语境化的考释廓清中纠偏各种学术史中的观点偏差。"重写美学史"的学术史意义不仅在于钩沉与解蔽美学史事件中的诸多美学"空白点",还原"美学大讨论"的现象史原貌,还在于匡正美学学术史的书写误差,为当下美学学科的纵深发展夯实基础,并提供历史的经验和借鉴。

实践“新历史主义”：格林布拉特及其同伴们

新历史主义是西方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后结构主义语言学“非历史”倾向反拨思潮的产物,主要存在美国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与英国文化唯物主义两大理论分支。因其理论深受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传统、文化人类学以及后现代解构主义思潮的话语影响,造成学理的混杂,失去了独特的体系化的理论建构,由此遭受广泛质疑与批判。然而,斯蒂芬格林布拉特、路易斯蒙特洛斯、海登怀特以及乔纳森多利莫尔、阿兰辛菲尔德等人,虽因所处的政治文化语境,依赖的知识传统、追求的理论趣味各不相同,在政治文化批评、文本话语分析、权力结构模式上截然分化而形成文艺复兴研究中的两种新历史主义形态,但通过对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戏剧和19世纪欧洲意识史的深入研究,不仅重新定义了文本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还对文本、历史、文化语境予以关联性阅读,为揭示文本中的政治意识形态及其权力运作模式提供了新的阐释方法,更在遥相辉映中为实践“新历史主义”和推进文学理论批评方法做出了重要历史贡献。

黄药眠与“美学大讨论”的潮起潮落——访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学讨论参与者张荣生先生

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学大讨论"源于《文艺报》对朱光潜"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美学思想"有组织、有计划的历史清算,却因"双百方针"的出台以及"批判方"内部蔡仪与黄药眠美学观点产生分歧,对朱光潜的批判无法形成统一论调,使得政治批判在"百家争鸣"语境中不得不临时转入到学术层面,进而突变为一场全国性的美学争鸣。在美学讨论中,由黄药眠主持的北京师范大学"美学论坛"作为讨论的继续和深化,不仅标志着美学从政治批判走向学术争鸣,还代表着当时美学研讨的新动向、新水平,并在随后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黄药眠在美学论坛中的价值论美学思想转向,也充分彰显了黄先生独具一格的时代美学特色及其敢于突破藩篱的理论勇气,历史不该遗忘。

文艺理论:“面向时代”的理论与批评——2014年文艺学学科热点扫描与前瞻

2014年文艺理论学科知识体现了鲜明的"面向时代"的本土性诉求,不仅在"中国问题""中国语境""中国学术话语建构"等知识脉络与学术研讨中凸显了鲜明的现实品格,还在"时代性""历史性""人民性"的召唤中体现了文艺理论与批评的价值诉求。媒介与文化研究的方兴未艾引发了关于文学理论边界、空间及其位置的新思考,"微时代"的微文化、微美学在扎根现实生活的反思批判中也彰显出文艺理论的先锋性与接地性。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代表的各种高层次重要学术会议的相继召开,则使得文艺学学科出现繁荣迹象,尤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新的历史阶段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

“文化诗学”在中国:话语移植、本土建构与方法实践

作为一次西方理论的中国旅行,"文化诗学"不是西方话语的简单"移植",它的出场不仅与传统文论及现实境况内在契合,而且还具有鲜明的学理策略性。自文化诗学"中国化"后,它不断地与传统文论及当代现实相混合、内化与同构,赋予了深厚的民族内涵与现实品格,并在谱系化的本土构建中,逐渐建构起了中国特色的文化诗学雏形。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文论发展史上的一次方法变革,文化诗学打破了过去"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长期割裂,在双向拓展、互动互构的思维理念上实现了"文学场"的整体性关联。从形式回归历史,主张文学与历史、文化的结盟,是中国文化诗学实践的基本原则和未来发展的方向。

论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四大思想来源

西方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有美国新历史主义与英国文化唯物主义两大理论分支,它们之所以能在20世纪80年代汇聚并合流成一股世界性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潮流,除了对“旧历史主义”文学史观的反抗以及实践一种“政治文化批评”外,更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两者在“文艺复兴研究”这一共同聚焦点上借鉴了相似的思想方法、理论资源和学理框架,即米歇尔·福柯的权力生产与知识考古学,克利福德·格尔茨的文化人类学,巴赫金的对话与狂欢化,以葛兰西、雷蒙·威廉斯和阿尔都塞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批评传统。正是以此四种思想为主导的话语综鉴,为西方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建立学术程序上的“政治—历史—批评体系”提供了阐释的框架、路径、空间与策略。

论文化诗学的本土化及其现实品格

"文化诗学"具有鲜明的现实品格,是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发展情势所需、理论所求的必然产物。西方文论模式的大量引进、译介与套用,使得20世纪80年代文论建设在理论繁荣、方法多元、话语拓展的同时造成了身份的失重、思维的困惑与文论的失语,进而导致时代文学的整体性焦虑。"方法热"、"主体热"、"语言热"、"文化热"之观念变迁,不仅负载了当代文艺理论蜕变的艰难思考,还体现了对固定化文论模式思维惰性、理论规范的框架冲击以及摆脱焦虑、寻求突围的理论走向,更在路径深处形成了"主体性"与"文化视角"合围的本土文论建构趋势。由此,体现当代精神与中国特色的"文化诗学"便呼之欲出。文化诗学的"本土化",不仅是当代中国文论"文化转向"语境下的自我反思与视域调整,更是阐释对象不断"泛化"、理论问题渐趋"失控"、话语逻辑屡遭"消解"、审美价值精神日渐"虚无"之后的"诗学"辩护,深刻凸显出与西方后现代主义解构哲学立场上的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根本区别。

黄药眠:生活实践土壤中的价值美学倡导者——从朱光潜与黄药眠的“梅花之辩”说开去

20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中,因苏联美学的全面渗透和影响,美学问题在"主观还是客观"、"在心抑在于物"的逻辑起点和提问方式上便陷入了认识论的漩涡之中。黄药眠,作为1949年前后最为活跃的美学家,不仅率先发动了对朱光潜的美学批判,还组织了"美学论坛",直接引发并推动了"美学大讨论"的进行。尤为重要的是,在美学论辩中,黄药眠也继朱光潜之后明确表达了对用哲学认识论硬套美学的不满,并逐步将美学的阐释视野由早期强调"社会性"、"实践性"、"阶级性"的社会学美学上升到价值论美学的维度上,提出了"美是审美评价"这一新的美学构想。黄先生植根于"生活实践"土壤上,对"审美评价"的思考不仅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性,还将美学问题的追思方式由"美是什么"转换为"美学评价"、"美学的意义",从而改变了"主观——客观"的哲学思辨模式及其问题阈限,初步确立了价值论的美学研究范式,在流派纷呈、观点迭出的美学论辩中别立一说。

审美之维——童庆炳先生的文艺思想及其时代命题

从"审美特征论"的构想起,"审美性"便成了童庆炳思考文学艺术的理论基点和特色,并由此增生出了一系列的学术命题,构筑起了宏大的"诗学"体系。从"审美诗学"到"文化诗学",在"审美维度"的串联下,童庆炳文艺思想不仅前后交织、肌理相通,还显示出特定历史语境下的"现实性"情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而且从一定程度上还彰显着新时期以来人文知识分子的学术旨趣和精神追求。

文化诗学的理论困境与突围对策

"文化诗学"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文化诗学与新历史主义之间的学理界限纠缠不清;文化诗学忽视历史,企图在不确立正确的历史观与哲学观的基础上空谈文化诗学;文化诗学偏离初衷,与文化研究等各种"后———"理论新潮辩难不明;文化诗学批评的理论队伍尚欠成熟。正是这四重"病根"使文化诗学陷入了二次"消亡"的危险。本文提出了三种突围困境的理论对策:回归文本、重提经典;立足史料、沉潜历史;重建历史文化语境,对"不在场"的"症候性"进行揭示。

如何“诗意”,怎样“裁判”——刘再复《双典批判》再批判

当代著名学者刘再复先生近年出版的专著《双典批判——对〈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文化批判》可谓向文学界投出了一枚手雷，遗憾的是，它似乎并未爆破，因而未能引发学界应有的轰动。因为该书不仅另辟蹊径，采用了一种文化批判的“大视野”对“双典”进行了手术刀式的解剖，

中西文论对话与理论创新——论刘庆璋的“文化诗学”构想

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始终是在与西方文论前沿的互动对话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话题,进而完成自我理论更新。对西方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引入,便同样是本土语境中"语言论转向"与"文化转向"这一文论模式"内—外"更迭后对西方前沿思潮的吸纳、改造与升华。"文化诗学"作为世纪之交中西文论的一次"典型性"异质文论间的跨文化对话,不仅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于现实文化困境中的理论突围,还是刘庆璋等文论家试图于中西文论互动对话中变革更新当下文艺理论范式的时代选择。

《论六家要旨》之文本新释

《论六家要旨》是诸子百家争鸣后一篇重要的学术思想史典籍,文中司马谈不仅较早系统地对先秦诸子作了总结性的批判,还将诸子分为六家并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奠定了之后学术批评和分类的基础。通过文本细读,一方面能从中发现古代学术思想由分裂渐趋融合、一统的历史演进历程,另一方面也能从中感受到司马谈站在一种多元融通的立场,以道家思想来统摄、融合诸家的高度历史自觉。

间性、全球化与文化研究的第三条路——评金惠敏《消费他者: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文化图景》及其他

在中西文化理论的审视、反思与创造性批判中,金惠敏提出了走向“全球对话主义”的学术命题。这一理论构想,不仅是解决全球化时代“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还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两种模式争执的调适与超越中,找寻到一条新的通往文化研究的第三条路。“全球化”是金惠敏建构并走向“全球对话主义”文化研究新模式的理论内核,其实质在于它的“文化间性”。“间性”乃至“间在论”哲学视野的引入,不仅在国际视野与中国问题、理论探索与现实关怀之间持有一种必要的理论张力,还为文化研究在不同文化和主体之间超越“二元对立”并建立对话性和交往性关系创造了理论可能,更在批判创造性思维中为重新思考文化研究和文化理论问题打开了新的思考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