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监察权运行机制研究——兼论检察机关改革的方向

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从北京、浙江和山西等省试点向全国推开,国家监察权改革已然成了理论界与实务界最为时热的论题。当前的研究主要限于国家监察委员会的立法探讨、组织架构和职能配置,对我国监察权理论来源、国家监察权改革及其风险、监察权改革后检察机关的未来走向以及国家监察权改革完善机制等方面却缺乏系统的研究。立足于当前三个试点的改革动向,在考量国内和国外监察制度的基础上,系统介绍我国监察体制改革的基本内涵与风险预测,理性设想检察机关未来改革的方向,提出我国监察权运行机制的完善路径。

新监察制度下的侦诉关系之重构——兼论监察权与法律监督权关系

分工协作与配合制约作为我国侦诉关系的基本方式,尽管存在争议,却仍然以其制度与实务上的合理性存续至今。然而,监察体制改革溶蚀和吸收了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改变了我国传统的侦诉关系结构,并提出了监察权与法律监督权如何平衡的新论题。本文通过对国内外侦诉关系思考与借鉴,解析我国传统侦诉关系应然和实然上的合理性,调试监察体制改革下新型侦诉关系,并对监察权与法律监督权关系进行深层论思,进而提出我国监察体制改革下侦诉关系重构的具体思路。

我国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证明制度及其完善路径——证明责任分层与证明标准降格的契合

建设海洋强国和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国家发展战略,要求具备涉海纠纷化解规则的立法支撑。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立法中虽已确立,但是鉴于涉海侵权时空的特殊性,在涉海纠纷化解最为关键的证明环节,仍然存在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难以契合司法适用的难题。因此,有必要从立法适用、侵权性质和规则适用三个维度识别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特殊性,以海洋环境侵权“二阶性”的时间逻辑来分层适用证明责任,并以层次化的证明责任分配主体来设定比例降格的证明标准,实现证明责任分层与证明标准降格的契合,以完善我国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证明路径。

切实履行参政议政的历史责任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具有中国特点和优点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同时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不仅奠定了中国各民主党派的法律地位,更重要的是给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赋予了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为了进一步坚持和完善这一制度,作为一个民主党派成员,我认为应从如下四个方面来进一步提高自己,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我国PPP模式的性质存疑及进路探析——基于程序治理的思维

PPP模式在我国成为常议常新的热点,成果与问题相伴而生。各界纷纷著述释明其缘由,但都未触其性质界定之根源。法学界通说将PPP模式定性为行政合同。然而我国强职权主义的法治模式借位行政权力扩张的风险,致使PPP模式在实践中功能发生异化,突出表现在参与前的公权主体与私权主体积极性的双重挫伤、参与中公私职权串位以及参与后规避风险的保障与救济机制缺失等问题。应当在程序治理思维,质疑通说并阐释新解基础上,以民事合同为本质的双重属性说指导,以风险事件发生为法律适用界分,调整我国PPP模式的解困路径,以推动我国PPP模式健康发展。

“魏则西案”的公益诉讼主体视角探析

魏则西案的持续发酵使之迅速衍化为具有不同影响力的公众事件,个案背后隐含的公益侵害事实成为该事件引发社会共鸣的直接动因。基于诉讼学科的观察,从公益诉讼的角度剖析'魏则西案'的曝光、发酵、法律程序运作与事件后续影响的全过程,通过'公益维护三要件'学说来为受害者们提供公益诉讼的法律理论支持,解析我国类似'魏则西案'的公益诉讼启动的主体范围及缺陷,特别是公民个人公益诉讼主体适格性的缺失,给公益诉讼的启动带来的实践困境,在对'魏则西案'的公益维护主体适格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推导出公益维护的基本路径,对应提出我国公益诉讼主体的制度性构建措施。

技术程序正当论下的刑事在线诉讼规则研究

《在线诉讼规则》将民事、行政和刑事在线诉讼的程序规则归为一体,但是刑事诉讼特有的“诉讼构造、诉讼价值、诉讼原则”决定了刑事在线程序规则的特殊性,映射了刑事在线诉讼规则的独立研究价值。刑事在线诉讼的理论争鸣和实证数据,也印证了刑事在线诉讼的理论需求和规则需求。技术程序正当论可以作为刑事在线诉讼一以贯之的理论,调和技术应用和正当程序之间的矛盾,以此建构刑事在线诉讼“程序推进规则、在线审判规则、在线证明规则”的程序规则体系,实现刑事在线诉讼发展瓶颈的突破。

失信治理连带责任的法理质辩与规则适用

执行难之司法痼疾推动失信行为追责路径突破,信用责任立法逐步建构失信治理连带责任制度。但是当前突破失信惩戒对象的连带责任方式,缺失体系性的理论支撑和完善的适用规则。实践中惩戒依据错位之激进做法使得制度有"连坐"异化之嫌。唯有从执行利益继受行为妨害司法公信关系出发,以债权相对性和执行力扩张理论深入思辩,完善连带惩戒适用规则,才能落实和推进失信治理连带责任制度,进而实现全面破解执行难的改革目标。

执行难的民刑交叉治理路径反思——以终本程序与拒执罪关系为切入点

作为执行难的刑事治理路径,拒执罪承载着民刑程序价值抉择之重,全面破解执行难的司法改革恰合执行退出的终本结案模式,急剧压缩拒执罪适用空间。改革由此拓宽拒执罪追诉方式,却未反思终本适用阻碍拒执罪程序根由及方式改变的消极影响。本文基于执行难的民刑交叉程序治理难题,以案释法,从管辖利益、诉讼价值和证明责任视角,阐释程序治理症结及根由,借鉴域外国家在拒执罪和执行退出机制关系立法的有益经验,并提出相应制度性建构设想。

执行威慑程序中人格权保护的双层救济及法治限度

人格权入编《民法典》,对民事执行治理产生了双重影响。尊严型人格权和自由型人格权逐步倚重,失信惩戒的执行威慑力对应削减。在"法法衔接"的背景下,一方面要强调执行威慑程序中的人格权保障,另一方面也要研究人格权在执行治理当中的法治限度。通过建构以威慑标准和人格权保障为各自主线的双层救济机制和法治限度规则,从程序规则上实现实体人格利益的让渡,由量入质逐步实现执行治理的善治,以期破解执行司法痼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