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晋国晚期青铜器动物纹

西周一代,除少数边远地区外,列国青铜器在器型、纹饰上均无多大差异。进入东周后,长期的诸侯割据局面造成了各地间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列国青铜器遂出现了差异,尤其是春秋中期至战国初期,这种地域差异更趋明显,并形成若干风格各异的青铜文化类型,大致有晋、楚、齐、秦、燕、吴越等式。它们以精美的造型和绚丽的纹饰使中国青铜艺术大放异彩。

关于图像纹铜器的几点认识

一图像纹铜器在制作工艺上分错纹铜器和刻纹铜器两类,其纹样内容主要是表现春秋战国时代贵族阶层的生活场景,如宴享、射猎、玫战、采桑等。图像纹虽然在形象塑造上颇显稚拙,但它毕竟以前所未有的现实主义手法,第一次将人类社会生活搬上了青铜艺术的殿堂,通过那些身不盈寸却神态各异的人物形象。

太原出土春秋吴国铜器及相关问题

春秋时期吴国铜器在晋地多有出土,如山西代州蒙王村出土的吴王夫差鉴、原平峙峪出土的吴王光剑、万荣庙前村出土的王子于戈、榆社出土的吴王姑发剑,以及河南辉县出土的吴王夫差鉴和剑等。张颔、陶正刚、劳伯敏等先生对此有专文详细介绍讨论(1)

智能电子牌照——实现物联网必不可少的工具

智能电子牌照是首次运用计算机管理车辆身份的新一代电子牌照,它能使车辆具有严密的防伪功能和信息化管理功能,既能确保车辆身份的真实可靠,又可为实现物联网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是实现物联网和智能交通必不可少的工具。

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

截至1994年10月,山西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普侯地的最后5座晋侯及其夫人墓已清理完毕。这5座墓,M33时代在西周孝、夷之际,墓主为晋侯“僰马”;M91、M92时代在周厉王之世,墓主为晋侯“喜父”;M93、M102时代为春秋之初,墓主为晋侯“仇”。墓中的随葬品极为丰富,青铜礼乐器、玉石器琳琅满目,不少青铜器上铸有铭文,为探讨晋国君主的世系、西周时期诸侯的葬制、葬俗、乃至青铜器、玉器的研究,都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天马——曲村遗址 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

第四次发掘为1993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64、62、63号墓是一组以“邦父”为中心的夫、妇、次夫人合葬墓。64号墓出土的“楚公逆”钟为探讨晋、楚的早期交往提供了线索。63号墓出土的铜方座筒形器、鼎形方盒造型奇特,有“杨姞”铭文的铜方壶是首次出土的杨国铜器,同墓出土的大量玉器,如玉马、伏牛、鹿、螳螂为西周玉器中的精品。

也谈长治分水岭东周墓地

《长治分水岭东周墓地》发掘报告将分水岭墓地分作五期,时代从春秋中期至战国一代,并认为其间"有明显的缺环",第一期"为晋国墓葬……,第二、三期为赵国墓葬,第四、五期为韩国墓葬";其考古学文化"战国以前为晋文化地方类型,战国以降为典型的赵文化,后来尽管有韩人活动,但就其文化面貌来说,并不会有变化"。本文对此有不同看法,认为分水岭东周墓地是一个连续使用无间断的三晋韩氏墓地。

浑源彝器研究

一浑源彝器(又称李峪铜器)于1923年偶然发现于山西省浑源县李峪村东南的恒山脚下,有青铜器数十件,大部分流散海外或下落不明,仪少数为上海博物馆收藏。60年代后,李峪村又有铜器零星发现,经考古调查,铜器出土地为一东周墓地。由于李峪铜器非经科学发掘而得,数量及埋藏情况不详,加之大部分散失。

“邗王是野戈”杂议

"邗王是野戈"通常被认为是春秋中晚期之交的吴王寿梦用戈,但是依照器型学并对比相关资料,作者认为该戈时代应为春秋晚期,产地应为晋国,可能是晋国为某位吴王所作的赠品。

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六次发掘

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在1994年第五次发掘以后,发掘工作暂告一段落。1998年春,在晋侯墓地范围内,被盗掘大型墓葬一座,经钻探发现这里有两座墓葬。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于2000年10月～2001年1月对这两座墓葬(编号M113、M114)进行抢救性发掘,清理出大批随葬器物。两座墓葬位于晋侯墓地的最东侧,均为单墓道长方形竖穴土坑墓。M114为一椁一棺,出土有殉车、殉狗及殉人,随葬品包括铜、陶、原始瓷、玉、金、蚌、漆和骨器共200多件组,其中叔矢方鼎有40多字的铭文;M113亦为一椁一棺,主要随葬品有铜、陶、玉、蚌器共144件组。从两墓出土铜器铭文可以肯定这又是一组晋侯及其夫人墓,而且是墓地中较早的一组墓葬,时代约在西周早中期之际,墓主可能是晋侯燮父或晋武侯及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