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儒同异: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学说述评

明末清初，天主教耶稣会士，为中国和西方搭建了一座文化桥梁。同时也开始了最初的文化冲突。由利玛窦和中国士大夫分别提出的“中学西源”和“西学中源”两种完全相反的学说就表明了这一点。但明末“三柱石”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极力主张“会通”与“超胜”，使我们从中看到了比较健康的文化心态。

江南镇乡祭祀体系中的地方与国家——以上海金泽镇及苏、松二府为例

民间信仰的神祇,不仅具有地方意义,而且其诸多形式亦具有国家象征意义,而以民间信仰来讨论"国家"与"地方"之关系,乃是当今宗教学界所忽略者。兹以上海市郊金泽镇所存地方信仰祭祀形式为例,尝试提供一种新的民间宗教研究视角。金泽镇位于上海市青浦区,至今仍然保存着一套以"杨老爷"为核心的民间宗教,镇上"桥桥有庙,庙庙有桥"的信仰格局,俨然延续了明清儒家祠祀体系,体现出近世以来的江南地方信仰模式的诸多特点。江南民间宗教是一个完整的信仰系统,儒教祠祀表现出"国家"特征,众多的老爷信仰则表现出"地方"性质。基于金泽镇的当代田野调查和江南苏、松二府地方志的文献整理,可以看出乡镇一级的祠祀系统,是维持江南地方社会的重要支柱。

17、18世纪的中西“年代学”问题

16世纪末 ,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等人向读者介绍了《圣经》“年代学”。《圣经》“年代学”按照“亚当族谱”定历史 ,宣称世界历史一共“五千五百五十年” ,所有民族 ,包括中国人 ,都是犹太人的后裔。这个“年代学” ,以及附属于该学说的“自西徂东说”、“中国人种西来说” ,在中国引起不同反应。更有兴味的是 ,1 7、1 8世纪的在华耶稣会士从儒家经典中察觉 ,中国历史有“四千年”的文明史 ,而夏、商、周三代之前的史前历史应该更长 ,远远超过《圣经·创世纪》的“年代学”。在华耶稣会士写信回国 ,要求按照中国人的记载 ,修订欧洲的“年代学”。伏尔泰最终按中国年代学确立了近代历史观 ,从中可见中国的儒家历史观对于欧洲 1 7、1 8世纪历史学的重要影响。

简论明清“西学”中的神学和哲学

通常认为中国人接触西方的思想文化是从严复翻译英国经验主义社会科学开始的。其实西方的哲学、神学是从明末开始影响中国人的 ,并慢慢地为中国知识分子所理解 。

全球-地方化的汉学--对“中国礼仪之争”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经过20年的研究,"中国礼仪之争"突破了"民族-国家"的限制,确立了一种在世界范围内研究中国文化的历史观,在文化交流(多元文化、跨文化、比较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确认无疑。由此启蒙进而获得"从世界看中国"的眼光,证明汉学研究的赞美异域,有其外部视野的合理与局限。东方民族的学者,只有带着自己进入同一个"文化比较"的环境,才能真正看清自己。从"中国礼仪之争"引申出来的对话理论引导我们摆脱萨义德"东方学"的后殖民主义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束缚,指引我们有可能往中间行走,然后在东西合并以后的整全论域中超越出来,建立一种把地方知识直接汇入全球体系的"全球-地方化的汉学"。

关于中国的“早期近代性”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学者们对长期主宰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范式进行了认真总结和深刻反思 ,纠正了过去存在的某些简单化和教条化的认识 ,发表了大量令人耳目一新的学术成果 ,逐步形成了一套新的学术规范和话语体系。在充分肯定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 ,也应看到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还存在着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 ,研究范围仍有待于进一步拓展 ,研究方法仍有待于进一步丰富 ,研究范式仍有待于进一步更新。为此 ,本刊邀请几位长期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辛勤耕耘的学者 ,以“中国近代现史研究的范式转换”为主题 ,畅所欲言 ,各抒己见 ,希望这一讨论对于推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发展能够有所裨益。

从“文化多样性”看民间宗教信仰的合法性

一、"文化多样性"与"多元宗教观"的确立 "文化多样性"(Cultural Diversity)是"二战"以后确立起来的政治观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1年11月2日在巴黎举行第31届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宣言》,其中第一条说:"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成人类的各群体和各社会的个性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化.……

宗教慈善的借鉴与实践——以意大利“圣艾智德”和上海“普安堂”为例

长期以来,宗教和慈善事业的关系,是中国宗教界,包括教众团体、管理部门和和宗教研究机构一直忽视讨论的问题。近年来由于各界的努力和提倡,这个重要问题已经得到应有的关注。以意大利天主教平信徒慈善组织圣艾智德团体为借鉴,并以上海市基督教普安堂组织平信徒慈善活动为基点,结合中国和世界历史上各大信仰和宗教处理慈善事业的经验的考察,可以重新检讨中国当今宗教慈善事业的理论、历史和实践问题。从"宗教慈善"的本质属性来看,宗教慈善应该列为与政府公益事业、私人团体的慈善事业并列的重要活动,某种意义上应列为社会"第四部门"。

“补儒易佛”:徐光启的比较宗教观

长期以来,一个本应在中国思想史甚至是世界文化史上震聋发瞆的口号一直被忽视着,也从未有人加以分析。这就是中国基督教历史上早在明代万历年间由开教“三大柱石”人物之一的徐光启提出的“补儒易佛”。万历四十年(1612),在《泰西水法序》一文中,徐光启说:“余谓其教(指天主教)必可以补儒易佛……”。四年后即万历四十四年(1616),在著名的《辩学章疏》中,针对沈漼排斥耶稣会士传教的上疏,他又一次提出天主教与儒学、佛教的关系问题,对“补儒易佛”

本世纪末的回眸与前瞻

李:不是每个人都能跨世纪的,没意外的话,我们就能。固然,90年代、21世纪的到来也是平常的日月星辰,但时间的意义毕竟是人赋予的。生活被五年、十年地分割安排,辞旧迎新,我们不能太免俗而一点不兴奋吧?所以我以为这题目值得一谈。汪:兴奋也好,期待也好。

“文化多样性”与民间宗教的合法性——以老上海为例

最近一百年里，人类思想对于不同宗教信仰的包容性大大增加了。手头有一本英文老书，是1904年美国“学生志愿传教运动”领袖穆特写的《本代人之内的世界福音化》（John Mott，the Evangelization of the World in This Generation）。“本代人之内的世界福音化”，穆特最出名的就是这句豪言壮语。他要把讲英语的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大学生组织起来，到全世界传教，在几十年内把亚、非、拉美人民都皈依为基督徒。当时真的是轰轰烈烈。但是，一百年后，21世纪最进步的思想却是“宗教对话”和“文化多样性”。

关於严复翻译的《马可福音》

严复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翻译家。他结合清末变法实践，翻译介绍的英国经验主义政治哲学，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界影响巨大。严复的影响无疑主要是在社会政治学说方面。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和世俗学者，他和西方基督教的关系如何?这原来不是一个非常必要的问题。除了早期翻译过友人宓克的《支那教案论》外。

文化双城记:上海和香港

站在香港中环皇后像广场上,一边是水,一边是楼,再看立法局大楼和中国银行大楼,很象是在上海的外滩。外滩建筑的30年代原样,由于上海市政府的规划,大约是能保存下来了。中环的老式建筑,就只剩下这两幢。香港中国银行大楼,和上海的中国银行大楼是同一个设计。仿中国城楼建筑,加四方大屋顶,只是外形略小。立法局大楼和上海汇丰银行大楼相像,同是一百年前时兴的欧洲仿文艺复兴大型公共建筑式样。

神圣性：当代中国佛教振兴的前景

“佛教革命”：百年成就与当今困境 2013年是太虚法师提出佛教“三大革命”口号的一百周年，也是“人间佛教”实践的全世纪。“辛亥革命”以后，各地士绅攘夺庙产，驱逐寺僧，佛教继“百日维新”之后，再次面临生存危机。1912年，江、浙各地的佛教僧侣聚集在上海，建立总会，游说政府，力阻豪绅的侵夺，敬安（寄禅，1851～1912）法师甚至为此事业献身。1913年2月，太虚（1890～1947）法师主张顺应“共和”，以“革命”求生存，在寄禅悼念会上提出“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

百年“世博”梦

中国人，尤其是上海人，对“世博”有着100多年的复杂情结——上海人对“世博”的向往和热情，在19世纪就很强烈。

付义教授运用“天龙竭”方案联合升陷汤治疗IPF经验撷菁

特发性肺间质纤维化(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IPF)在临床中因其难以控制的症状和纤维化进展,又被称为“慢性癌症”,中医学认为该病属于“肺痿”“肺痹”的范畴。付义教授治疗特发性肺间质纤维化经验丰富,临床治疗归纳总结出该病为“阳虚为本,贯穿始终,痰瘀痹肺为标”的病机特点,治以“补益肺肾、化痰祛瘀、活血通络”的基本原则,运用经验方“天龙竭”方案联合升陷汤辨证加减,临床取得较好疗效。

早期天主教与明清多元社会文化(续)

清初的“汉学”之所以会发生．有许多原因，有社会的，有个人的．有学术的，有政治的。这些原因．当事者和研究者都有过论述。但“汉学”和“西学”之间的关系，前人和令人都论述不多。学者曾指出：钱大昕等汉学家反感“西学”，其实是他们发泄对康熙皇帝任用西士，相信西法的反感。这就是说，汉学家们是要用中国的学术去和康熙皇帝相信的“西学”竞争，换句话说：“西学”刺激了“汉学”的发生。本文论证了这一过程。

1927:上海市民自治运动的终结

１９２７：上海市民自治运动的终结李天纲引言“对上海资本家来说，国民党在上海第一年的统治几乎是一场灾难。……作为中国最有力量的经济集团的上海资产阶级，企图把他们的经济力量转变为政治权力的打算已经落空了。上海资本家在１９２７年以前十年所享有的政治自由突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