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整体性的组织逻辑—新形势下共青团团属社会组织发展研究

团属社会组织作为共青团的"工作手臂延伸",是共青团工作由组织化走向社会化的重要过渡,承担着以社会化方式组织青年、引导青年、服务青年和维护青年合法权益的重要功能。但是,团属社会组织在实际运行中却面临着资源不足、动力不足、社会吸引力不足的工作困境。我们认为,团属社会组织面临发展困境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整体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共青团的过渡依赖。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共青团机关和团属社会组织在组织形态、工作理念、工作方式上实现整体性转型,形成枢纽型组织形态和飞碟型关系。

结构化改革与拉美的国家治理

在拉美国家的发展和治理中,"拉美化"成为一个重要标签,表现为周期性的危机和社会问题,以及经济增长条件下的经济和社会的反向发展。面对这一问题,拉美国家先后进行了早期结构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结构主义的改革,并开始重视国家在结构调控中的重要作用。在改革过程中,拉美国家在结构调控中的若干教训为其他后发国家提供了重要借鉴。

从职域到区域:中共百年城市基层组织建设的转型发展

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建设的基本经验,是将党的组织建立到其他一切经济和社会组织的细胞中去。这一建党原则在革命、建设、改革等历史时期始终作为党在城市工作中一以贯之的组织原则。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流动社会的出现,城市基层党建开始从单一的职域党建走向以单位党建为基础,同时注重以社区、楼宇、园区等为单元共同推进的新阶段。区域党建开始成为城市基层党建中的新现象、新趋势和新重点。回顾建党百年的历史,党的城市基层组织建设在组织、机制、功能、领域四个方面形成了以组织全覆盖为基本要求,以“责任”“联动”“兜底”“单位”等为机制,以“全域党建”为特征的基本经验。

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会计监管体系

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研究契机,探讨了国内外资本市场中会计监管的差异,并将上述差异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实际情况和未来规划目标联系起来,从会计准则的理念和方法、会计监管主体、会计监管的重点领域以及会计监管的功能等四方面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未来发展路径更匹配的会计监管体系的设计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的政策建议。

全膝、全髋关节置换术后应用FXaI与LMWH导致出血风险的Meta分析

目的系统评价全膝关节置换术（TKA）和全髋关节置换术（THA）后应用FXa抑制剂（FXa I）与低分子肝素（LMWH）抗凝治疗导致出血的风险。方法计算机检索Pub Med、Web of Science、Obvid、Elsevier、the Cochrane Library中关于TKA和THA后应用FXa I与LMWH抗凝治疗导致出血的随机对照研究（分别为FXa I组、LMWH组）,检索时限2004年1月～2014年6月。采用Review Manager5.2软件对出血风险进行Meta分析。结果共纳入10篇研究,FXa I组12 311例,LMWH组12 486例。FXa I组与LMWH组大出血发生率分别为0.58%、0.58%;临床相关性非大出血发生率分别为3.08%、3.04%;小出血发生率分别为4.68%、5.06%;总出血发生率分别为7.87%、8.08%;两组比较P均〉0.05。结论 TKA和THA后应用FXa I与LMWH抗凝治疗均可导致出血发生,但其出血风险比较并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离散系统状态反馈下H_2/H_∞同步优化控制问题(英文）

本文提出一个离散系统状态反馈下HZ／H∞同步优化控制问题．本文提出的问题是利用设计动态状态反馈控制器来使某闭环传递函数的H2范数达到最优，同时也使另一闭环传递函数满足预先给定的H∞范数值．本文所考虑的系统有相当之普遍性，只要求其中一个从控制输人到被控制输出的开环传递函数是左可逆．本文也建立了所提出的HZ／H∞同步优化控制问题有解之充分和必要条件．

职域建党:革命时期的产业支部与城市动员——以新中国成立前中共上海电话公司支部为例

支部是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也是中共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组织基础,1925年中共四大以后,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基本上有两种组织类型:产业支部和区域支部、相较于区域支部,产业支部主要集中在城市场域,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城市基层组织建设的基本形式。在后续党的组织工作中,产业支部的建党要求逐步推广为在其他职业领域中的职业支部建设模式,并对1949年前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推进社会组织化和国家组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以1938—1949年期间上海租界的中共上海电话公司支部为案例,阐述城市中产业支部建设的组织策略,并在此基础上呈现产业支部在政党、社会、国家组织化过程中的基本经验和意义。

从基层重塑政党：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基层党建形态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基层党建领域形成了四种相对成型的党建工作机制。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强调政党的服务功能,促使基层党组织开始由组织管理转向对党员和群众的服务;区域化党建,从党组织引领和参与社会治理的角度出发,发挥党组织联动效应提升城市治理水平;网格党建,强调党组织讲纪律讲责任的组织特征,使党的政治建设与城市社会治理相结合;枢纽型党建,通过枢纽平台的建设,加强党组织在社会中的延伸,同时推动党的组织体系的发展转型。这四种机制与传统的单位党建一起,共同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基层党建的主要形态。

党建赋能的城市社区发展治理:成都经验

中国的社区治理存在着一个循环性悖论:社区资源越是缺乏,社区就越需要基层政府的资源支持;基层政府对社区的资源支持越多,社区两委的行政化趋势越强;社区行政化趋势越强,在一定程度上越会影响社区自治的活力;而社区自治的活力不足,社区两委就越是依赖于基层政府的资源补给。为了解决这一困境,成都市以党建赋能的路径推动社区发展和社区治理之间的良性互动,形成了"社区在大门外"的新治理模式。在此基础上,通过城市空间更新再造形成"组团式社区"的半开放式结构,并进一步探索了院落(小区)自治和社区信托,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社区治理成都经验。

党建引领的城市社区治理体系:上海经验

随着社区作为生活共同体的兴起,社区治理越来越强调资源整合和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在这一背景下,以上海等地出现了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内容的城市社区治理经验,通过强化政党组织的能力和作用,调动和整合各类主体和资源参与社区治理。在这一经验中,政党层面形成了网格化、区域化、枢纽化的党建体系,政府层面形成了网格、平台的治理体系,居委会层面形成了以社区协商为中心的自治共治体系,这三个维度共同构成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上海经验。

联动式治理:关联主义理论视野下的基层自治

治理是理解中国政治体系和基层社区建设的核心概念。在中国的学术语境中,治理往往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有关。在既有的治理理论中,合作治理理论主要关注社区治理的多元化结构,"有领导的合作治理"理论进一步关注到社区治理中不均衡的主体要素。但本文认为,对于治理的研究还必须进入微观的治理过程,来考察不同的治理主体和网络是如何形成真实的治理行动的。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联动式治理"的概念,来揭示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行为策略特征。

从制度化到结构化：现代国家转型的新结构政治理论

亨廷顿的制度化理论认为,转型国家的政治稳定取决于制度化水平的高低。但转型国家往往会经历一个新旧交替的制度变迁过程,低制度化是这一过程的主要特点。那么,在制度化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国家究竟该如何保持政治稳定?本文认为,对这一问题的反思需要突破新制度主义过于泛化的制度和制度化概念,重新找回政治学研究的"结构视角"。本文提出新结构政治理论,认为结构化是制度化的前提,在低制度化条件下,国家需要较强的政治能力,并通过结构化行为和策略,塑造具有均衡性和整合性的关系结构,从而进一步为现代国家的制度化奠定基础。

房权社会与圈层结构:中国城市空间权利的兴起及其治理

住房商品化的制度变迁带来了当代中国房权社会的形成。房权不仅是一种财产权利,同时还作为一种空间权利内在地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联系在一起。因此,本文从空间生产理论出发,解释城市基层社区的空间结构,并认为,在当代中国城市空间生产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相互包含的"圈层结构",它以区县、街镇、小区/社区、楼道/楼组、家户为单元。在这一结构中,公有地权、私有物权和共有房权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城市化的多维权利。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优势和挑战都建立在这一圈层结构和多维权利的复杂性上。本文正是从空间生产理论出发,通过对房权社会和圈层结构的分析,来讨论当代中国城市基层治理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治权下沉:城市街道执法体制改革的多城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逐步实现了治理重心的街道转向。这一转向已开始由早期的品牌和机制创新,到街道行政体制改革,再进一步深入到执法体制改革的层面。街道执法体制改革在内容上包括横向“综合执法权”和纵向“执法队伍下沉”两个方面的内容;而这一改革既关联着街道体制本身的改革,同时深刻影响着地方政府机构内以执法权为中心的条块关系。本文以北京、天津、上海、成都、广州等城市为例,比较了其治权下沉的改革政策和改革实践,探讨了各地推动执法权下沉的体制基础,同时也比较了各城市执法权改革的内容差异和共同趋势,提出以执法权为中心内容的改革可以分为响应型、调用型和转隶型三种模式。

应急治理体系中韧性社区建设的“四重应对”

在“特殊应急状态”下,迫切需要地方和基层治理中的韧性,特别是社区韧性,即特殊紧急情况时形成一套应对危机的自运转系统。具体而言,包含社会挤兑预备、舒缓社会恐慌、深度社会动员、行政体系重组等四个方面的内容。

党工委制:党委派出机关的历史演进、组织特性及其当代形态

通过选择最合适的组织形式来构建一套完备的组织体系和组织制度,是百年以来党的组织建设中的一项重要经验。派出机关是党的组织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在党的组织体系中采用党工委的形式。党工委制是在长期革命斗争和政权建设的探索中逐渐形成的,在不同历史时期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党工委主要有四种形态,分别是机关工委、大口党委、地区性工委及功能区工委。党工委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三重契合性,即派出机关的组织特性契合了权力关系的待调适性、基层社会的非均衡性和改革探索的不确定性。

高校团组织功能虚化问题及其出路

社会转型和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使当代大学生的生存状态发生巨大变化,他们逐步由班级化生存转向社团化生存,班级作为原有的学习和生活共同体逐渐消解。高校团组织开始陷入空间被挤压、功能虚化的窘境。在这一背景下,高校团组织需要重新定位自身的职能,发挥团组织的优势,承担起高校青年学生政治社会化的使命和功能,在高校空间内塑造有政治信念、有理性的政治行为、能够适应现代组织生活的政治理想者。

转型期国家治理视域下党的群团工作发展研究

中国已经进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实现制度定型的关键阶段。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必须从当前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出发,充分发挥国家各级、各类政治组织的作用,解决好国家在社会治理中的若干问题。群团组织是党开展群众工作的基础和依托,具有开展群众工作的传统和优势。因此,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新形势下,群团组织的核心使命是坚持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充分发挥组织特色和优势,全力做好群众工作,破解当前社会治理的若干困境,为国家社会一体化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奠定基础。

建立健全基层组织的维稳机制和网络

目前我国正处于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型时期,如何研判以及做好社会稳定工作是党和国家面临的一项核心问题。导致社会不稳定的核心原因是由于"社会的原子化",即社会中缺乏中层社会网络,这使得社会层面难以形成自发的协调矛盾机制,以政府工作部门为主的国家体系成为唯一的维稳机制,维稳工作的任务和压力不断增加。因此,解决社会原子化问题,就需要党组织特别是基层党组织,要充分发挥好自己的政治功能,以党组织为核心重建社会中层网络。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的机关党员干部法治能力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不仅意味着更加完备制度建设,同时要求在政治和社会层面具有较高的法治意识和法治能力。机关党员干部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在法治实践中必须要全面提升自身的法治能力。这一方面需要在个体层面对机关党员干部给予一定的支持和激励,另一方面也需要在体系层面对实践提供整体性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