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货币流动性过剩的衡量及其与经济波动的联动关系研究

运用H-P滤波法,考察1990～2006年货币流动性过剩的绝对和相对规模,并通过分析货币波动与经济波动的联动关系,揭示经济波动对货币波动的解释力度,进而对中国现阶段货币流动性过剩做出解释。研究显示:从绝对量上看,现阶段有货币流动性过剩规模最大且有上升的趋势;从相对量上看,现阶段货币流动性过剩并非处于历史的高点。同时,中国货币波动能部分被经济波动所解释,受投机、制度变迁等外生因素的影响较大,反映出中国货币波动的脆弱性。

长三角与“一轴两翼”的空间关联、溢出效应和融合发展

运用2001—2016年的有关数据,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测度了长三角城市群与“一轴两翼”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关联关系,并利用QAP方法分析了空间关联的影响因素。主要结论有:空间网络关联强度存在地理邻近相关性,长三角与“两翼”区域的总体关联、净关联以及空间溢出强度均高于长三角与“一轴”区域;中心城市的网络关联存在非对称性,上海、杭州、南京等城市与其他地区的总体网络联系紧密,但与“一轴两翼”的净空间关联总体偏低;板块溢出效应存在非循环性,在长三角与“两翼”的网络中呈现线性溢出传递特征,而在长三角与“一轴”的网络中则呈现溢出传递中断的情况;地理位置相邻、产业结构相近和人口结构相似是长三角与“一轴两翼”空间关联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要根据区域经济关联的网络特征,有针对性地补齐溢出效应短板,促进区域经济融合发展。

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之谜——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解释

促进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是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点所在。以解释两者之间的发展失衡为主题,在运用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后,主要得出结论:第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带来了城市建设用地的大规模扩张,但对人口城镇化所发挥的"吸纳效应"则相对有限,人口城镇化因而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发展;第二,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使其财政收支与城镇化发展存在反向变化关系,而后者又进一步加剧了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失衡;第三,户籍管制是人口城镇化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而政策的放松和制度的改革则能促进城镇化的协调发展;第四,农地使用期限的延长由于其所带来的"保障效应"而有利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但效应的发挥应以完善的土地流转机制为前提。

城镇化扩大消费需求了吗?——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城镇化建设及其所带来的消费需求的扩大是构建中国经济增长长效机制的主要动力之一。运用全国省际面板数据,对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所带来的消费总量效应和结构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人口城镇化带来了消费需求总量的扩大,但土地城镇化所带来的总量效应不明显;第二,统计制度和户籍管制等因素的限制使得人口城镇化与居民消费率的关系有悖于常理,人口城镇化抑制了居民消费率的提高;第三,城镇化进程中开放程度和工业化程度的提高都能有效地促进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产业支撑对消费结构的调整至关重要;第四,人口城镇化引致了政府消费支出的增加,土地城镇化则为政府消费支出提供了有效的资金支持。

中国农民增收：困境与路径

推进以人口城镇化、空间城镇化和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核心内容的城镇化,将为仍处于较低水平的农民增收带来新机遇和拓展新路径。借助城镇化进程中支撑产业扶持、户籍管制放松、土地流转完善及支农力度加大等政策所带来的机遇,应突破知识技能缺乏、城乡户籍隔离、农产品价格低、生产方式落后、土地流转不畅以及资助结构单一等因素的约束,继续加快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稳步提高其经营性收入,大幅提高其财产性收入,有效提高其转移性收入。

中国收入分配格局:从结构失衡到合理有序

收入分配格局的"不合理"体现在收入分配中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比重下降及财政支出中各项民生支出占比降低,"无序性"则体现在收入分配秩序有悖于市场规则和法律法规,两者所带来的分配格局失衡是由劳动要素丰裕且廉价、产业选择及政策偏向以及"事权"和"税权"不对等所造成的。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应构建机会平等机制,夯实制度公正平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实现分配结果公平;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市场竞争机制。

进出口贸易中不确定性事件的冲击效应

运用B-N(Beveridge-Nelson)数据分解法对我国进出口贸易中不确定性事件所带来的随机冲击进行分解,并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随机项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冲击效应,结果表明:在国内和国外不确定性事件的发生所带来的随机冲击中,国外事件特别是金融危机等经济事件对我国进出口贸易造成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自2009年1月开始对我国国际贸易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其季度冲击值平均为-0.089,占进出口贸易总额-0.87%,目前已造成进出口总额至少925.5亿元的损失;随机冲击项在对我国国际贸易带来负面影响的同时,也进一步冲击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引发了17%的经济波动,冲击周期大约为4个季度。

中国进出口贸易的金融危机冲击效应——基于B-N数据分解的分析

基于2001年1月至2009年9月共105个月份的中国实际进出口贸易总额数据,运用Beveridge-Nelson(B-N)数据分解法对序列的确定性趋势项、周期项和随机冲击项进行了分解,分析了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冲击效应,得出结论:第一,我国进出口贸易具有相对较强的抗干扰能力;第二,受外需下降等因素的影响,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冲击程度相对较大;第三,我国进出口贸易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程度正在逐渐减弱,复苏迹象已渐渐显现。复苏后,外向依赖型的经济增长结构将发生较大改变,扩内需和调结构将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

汇率变动、贸易收支与就业率——来自中美相关数据的分析

从一个标准的凯恩斯比较静态模型出发,本文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美国进出口及就业率的影响。研究表明,人民币升值是否能够有效地改善美国的贸易逆差及提高其就业率,应取决于中美两国贸易产品价格需求弹性的富缺及产业内贸易水平的高低。利用1999年第1季度以来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第一,中美贸易产品缺乏价格需求弹性,人民币汇率变动对美国进出口数量的影响微乎其微;第二,中美两国产业内贸易水平较低,贸易产品的互补性对就业具有较强的吸纳能力;第三,人民币急剧升值对于改善美国的贸易逆差和提高其就业率并非有效,敦促人民币升值不符合中美两国的贸易分工原则。

收入不平等的成因:从思想演变到现实描述

收入不平等是如何形成的?首先循着"古典经济学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脉络回顾经济思想中收入分配的模式,其次重点分析马克思有关收入不平等形成原因的经典阐释,最后基于中国的现实背景分析收入不平等形成的原因。研究发现:从思想史的角度,追求效率的过程与目标的偏离使得市场机制中收入分配的公平与合理往往遭到忽视,因而收入不平等必将"绝对"存在;从制度的角度,获取超额利润的动机必然导致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越来越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将逐渐失衡;从现实的角度,初次分配格局失衡是收入不平等形成的直接成因,教育差异是收入不平等形成的主要原因。

货币流动性的影响因素及其对股市价格的传导

文章认为,我国当前阶段的货币流动性过剩和股市价格的上涨是由外汇过剩决定的,因此为控制股市价格进而资产价格的上涨,实现其理性增长,应主要从解决外部失衡着手以抑制投资需求,同时兼顾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治理以增加证券市场的产品供给。

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因素:基于江苏数据的解释

文章对经济发展水平、风险意识、结构性因素、制度性因素和不确定因素等影响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潜在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结论显示:第一,对于多余的可支配收入,江苏省居民更愿意将其配置于财产性投资,而非生活消费第二,作为风险管理能力的体现,风险意识的加强对于财产性收入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三,财产性收入与居民文化程度的关系不是很大。第四,在制度性因素中,外汇制度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提高了江苏省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而金融制度改革的影响则是消极的第五,包括通货膨胀、经济危机和自然灾害等在内的不确定性事件与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关系具有"逆事实"特征,但不具普遍性。

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理论与实证

收入分配不平等导致我国消费需求的不足,而边际消费倾向的性状在这一传导过程中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以此为逻辑基础,我们通过机理和实证研究发现:第一,与经典理论不一致,具有较高收入水平的城镇居民在初期具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而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则相对较低,但这一"逆反事实"在以1996年为拐点后得到拨正;第二,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均存在递减的趋势,提高收入增长率能够大幅增加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但农村居民增加的幅度则较为有限;第三,收入分配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取决于不同收入阶层边际消费倾向的比较,但总体来说,收入差距的扩大降低了社会消费水平。

差距、转移与增长:中国的故事

中国依赖要素投入特别是丰裕且廉价的劳动要素投入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是收入分配不平等所引致的。此命题的支撑在于:第一,收入差距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空间和产业间的转移,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大量的劳动要素;第二,收入差距及其所带来的劳动力转移短期而言共同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长期来说则不具有可持续性;第三,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倒"U"型曲线的阶段性特征,适度的收入差距有利于经济增长,而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则将对经济增长起抑制作用。因此,收入差距在经济发展初期提高了生产效率和增加了社会总产出,但在现阶段则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制约作用。突破这一约束,应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

增长质量与收入公平分配关系研究

一种更加注重质量的增长,是一种"稳中有进"的增长,是一种在追求一定增长数量的前提下,使效率更高、结构更优化以及技术更进步的增长,是一种能够将生产成果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所共享的增长。从分析框架来看,经济增长质量包括公平有效的收入分配这一个基础,以及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平稳增长、创新能力提升和经济效率优化这四个维度。从传导机制来看,公平有效的分配机制是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基础,而内部需求扩大、外贸质量提升、创新能力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和人力资本积累分别所表征的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平稳增长、创新能力提升和经济效率提高则是实现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重要渠道。

人民币升值能有效抑制通货膨胀吗?

从治理通货膨胀的角度,人民币升值通常面临"两难困境",即汇率升值在通过进口贸易渠道降低商品计价的同时,也将引发"热钱"流入形成大量外汇占款,从而通过资产市场抬升居民消费价格水平。基于此,本文选择货币供应量、房地产销售价格、上证综合指数和深证综合指数四个中间变量来构建人民币名义汇率与国内商品价格的VAR模型,研究结论显示:首先,人民币升值并不能通过进口贸易渠道直接降低国内价格水平,加快人民币升值以抑制通货膨胀并非有效;其次,房地产价格在汇率变动的价格效应中具有较强的传递功能,人民币升值在带来房地产价格上升的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居民消费价格水平;最后,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于价格的影响具有很强的滞后效应,其持续影响周期为8-9个月。

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增长绩效”

通过测算宏观层面的高等教育质量指数,对全国和地区样本内高等教育质量提升所带来的“增长绩效”进行了综合检验。研究发现:首先,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对经济增长带来了“直接效应”,即高校扩招以来虽然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幅度总体较小,但却不可忽视其在经济高速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其次,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对经济增长带来了“间接效应”,即高等教育质量提升通过促进科技创新而间接地带来了社会总产出的增加。最后,在吸收外地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对本土增长绩效的外溢作用的力度上,“直接效应”在东部地区最强,中部和西部地区则不显著;“间接效应”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均为正,而在西部地区则为负,这与“西北有高楼”和“孔雀东南飞”的要素流向现实极为吻合。

我国通货膨胀的原因辨析:1978-2007——一种源自Grange检验的否定

基于1978-2007年的数据,本文运用Grange检验法对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通货膨胀的共性原因进行了辨析。通过对有关文献提出的相关变量进行检验发现:各个特殊阶段通货膨胀的影响因素并不是三十年来通货膨胀的共性原因;而适度的通货膨胀却对经济增长、进出口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以及平均工资的增长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表明适度的通货膨胀在我国改革开放中是"非中性"的。

论教师角色在大学生学习兴趣培养中的作用

教师的个人形象、行为举止和道德能力无时无刻不影响着学生对某门课程或是某个问题的认知,因而教师角色在培养学生学习某类知识的兴趣的过程中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教师的人格魅力会吸引学生的关注,从而使学生更为用功的学习以成为像所崇拜的教师那样的人;教师的关怀及其与学生的互动交流能够培养其与学生的感情,使学生所渴求的被承认感和被关爱感在情感交流中得以满足;教师有效的课堂教学既能够让学生感受到教师的教研能力,又能够让学生领会到专业知识内在逻辑的严谨与魅力。这都将进一步增强学生对相关课程或某类知识的学习兴趣。因此,培养大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自身应树立良好的内外形象、给予学生合理的关心关怀和组织有效的课堂教学。

论大学教师的情怀

大学教师的情怀,是在从事科研和教学活动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对知识、学生和社会所特有的感情以及与此相对应的行为。大学教师所具有的情怀及基于此所形成的教育活动,都将在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过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总体而言,大学教师的情怀可以概括为"爱自己"、"爱他人"和"爱社会"三个方面,其中"爱自己"体现为从自身的角度做到增进学识、纯静心灵和强化奉献,以达到内外兼修而提升自我,"爱他人"体现为从学生的角度做到正确定位、以"研"促"教"和生活关怀,以通过德能并育来培养英才,"爱社会"则体现为从社会的角度做到成就小家、人文关怀和建设国家,以做到家国皆忧并关爱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