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发展的协调度评价及障碍因素分析

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是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引擎。以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为研究对象,以各省2010年、2014年、2019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从文化服务、旅游服务两个维度,构建服务设施、服务人员、服务收益、服务对象、服务投入等5个层面的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熵值权重法、障碍因素评价法、Grapher时序分析法、GIS空间分析法,探讨长江经济带省域尺度文旅融合发展的协调度及障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时间变化上,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发展具有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空间格局上,具有下游省市优于中、上游省市的特征;整体效应上,整个长江经济带始终处于轻度失调与中度协调的临界状态。(2)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文旅融合发展兼具变动性与稳定性,变动性体现在11个省市差异显著、变幅较大;稳定性体现在江苏、浙江等省份始终是文旅融合协调度等级最高的省份,贵州始终是最低的省份。(3)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发展障碍因素的空间格局具有流域差异,下游省份旅游障碍因素多于文化障碍因素,中、上游省份则相反。(4)文化服务效益、旅游服务人员、文化服务投入是影响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最主要的三大障碍因素组合。

6—8世纪中国疫灾的时空特征及鼠疫流行

为探究世界第一次鼠疫大流行期间(公元541-750年)中国的瘟疫流行状况,基于《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和最新获得资料,编制6-8世纪中国疫灾简略年表,对6-8世纪中国疫灾的时空分布特征,中国腺鼠疫流行的可能性,以及中国与中亚、欧洲鼠疫互传的可能性进行分析,主要结论如下:1)6-8世纪中国处于魏晋南北朝疫灾高峰期的后期和唐代疫灾低谷期的前期,总体上属于疫灾偏少时期;该时期瘟疫总体上主要在春、夏季流行,大瘟疫则多发生于夏、秋、冬季;十年尺度上的疫灾频度总体趋于下降,十年疫灾频度指数和十年疫灾等级指数均存在280 a、100 a、50 a的波动周期.2)中国早在公元前3世纪以前就有了鼠疫记载,世界第一次鼠疫大流行期间,“恶核”“虏疮”“流肿”“暍病”“苦头痛”等称谓,都是对腺鼠疫某个方面症状的描述,其间中国境内肯定有腺鼠疫流行.3)世界范围内鼠疫的发生具有多源性,中亚地区是古老的鼠疫自然疫源地,第一次鼠疫大流行期间,中国的鼠疫主要由中亚地区的游牧民族通过战争输入,首当其冲的中国西北是6-8世纪鼠疫流行最频繁的地区.

基于环境要素的民国时期黑热病流行危险分区

黑热病是一种新传入的慢性地方性传染病,在部分地区曾造成深远影响.该文综合运用Grapher时序分析、GIS空间分析、MaxEnt生态位分析等方法,探讨民国时期黑热病流行的时空特征、危险分区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民国时期,黑热病的流行频度为78.95%,集中流行于夏、秋季,并分别在1923年、1934—1937年、1946年形成流行高峰期.2)民国时期,黑热病几乎全部分布于长江以北地区,并在苏、皖、豫、鲁4省交界地带形成密集分布区.3)黑热病“长江北、类圈层”的适生范围,奠定了黑热病危险等级的地理格局,表现为黄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省份危险等级高,尤其是特危等级的江苏(含上海)、安徽、河南、山东和高危等级的河北(含北京、天津)、山西、陕西等省份.4)黑热病流行的影响因素中,河网密度(20.2%)、日照时数(17.3%)、海拔高程(14.5%)、最低气温(10.0%)等因素的贡献度最高.

江西省国家森林乡村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机制

【目的】探讨国家森林乡村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机制,助力乡村绿化、美化、优化。【方法】以江西430个国家森林乡村为对象,构建“评价、解析、指标、数据”四维体系,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地理探测器、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探讨其空间格局及形成的影响机制。【结果】①江西国家森林乡村呈低地指向性的地形格局、密迩省界边缘的地缘格局、偏重少数地区的行政格局、偏离经济中心的经济格局。②自然环境因素中的森林植被、生态环境对国家森林乡村空间格局形成的解释力显著优于地理环境指标;社会环境因素中,旅游资源具有更强的解释力。③从空间格局看,主要因素的影响优势区基本分布在省界边缘地带,特别是赣北—赣东北或赣南—赣西南地区;从回归系数看,主要因素对国家森林乡村空间格局的形成兼具正负关系,显现出综合影响效应。【结论】生物丰度、植被指数等环境因素与国家森林乡村分布具有空间耦合性,但影响差异显著,体现了不同空间尺度共性与个性并存,并兼具一定的“纠偏”价值。

江南地区自北宋时期近千年来的疫灾地理研究

疫灾与人类始终同在,危害人类生命健康.该文基于疫灾史料,运用空间分析模型,探讨江南地区过去近千年来疫灾流行的时空变迁特征.研究表明:1)在过去近千年中,江南地区疫灾流行之年多达300个,近乎三年一遇,且疫灾越来越频繁,清代更是集中了52%的疫灾之年.2)江南地区疫灾流行呈现“夏秋高发、春季多发、冬季少发”的特点,季夏、孟秋易于疫灾流行.3)江南地区过去近千年的疫灾流行具有明显的长期上升趋势,在周期上可分为两个400 a左右的波动周期.4)江南地区疫灾的空间分布整体上呈聚集型,形成了以今杭州、苏州、上海为中心的疫灾频发区,疫灾频数的总体分布特征是北部多南部少;疫灾分布重心总体上有由南向北、由西向东迁移的变化;但疫灾强度则由东向西北、西南递减;5)江南地区疫灾流行格局受人类活动格局影响,湖区、三角洲前缘疫灾重于山地丘陵区,滨海区疫灾重于腹地区.

山西省古村落的空间分布与演化研究

以山西省303个国家级和省级历史名村和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采用历史时间断面方法、历史文献分析方法与GIS空间分析方法,对其空间分布与演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山西省古村落的形成与区域开发进程密切相关,宋代以前形成的主要分布在晋南,宋元时期形成的主要分布在晋中,明清时期形成的仍以晋中为主但晋北比重明显上升,整个历史时期总体上有由南向北推进的时序。山西古村落具有"聚盆、近水、沿边、偏中南"的空间分布特征,63.70%分布于盆地地区,67.66%分布于距河流10 km的地域,50.50%分布于省界四边的县域,晋中、晋南又分别集中了41.58%和43.89%。山西古村落主要有农耕、商贸、军事、工矿4种类型,农耕型和商贸型的分布由晋南向晋北递减,军事型的分布由晋北向晋南递减,工矿型集中分布于晋南。303个古村落中,46.53%在历史时期发生过转型,转型主要发生在明清时期,转型方式主要是农耕型转商贸型、军事型、工矿型以及军事型转商贸型、农耕型。总之,山西古村落的时空演化揭示了其由晋南向晋北、由平原向山区、由中原向塞外的区域开发过程。

中国历史时期兵疫灾害的时空变迁研究

战争与疫灾均是人类的顶级灾害,战争与疫灾叠加的兵疫灾害,危害尤巨。中国自先秦至清代(770BC-1911AD)的2682年中,至少有224个兵疫之年,兵疫灾害频度8.05%,兵疫灾害波及539县。兵疫灾害频度具有波动上升趋势,先秦两汉(1.21%)经魏晋南北朝(8.03%)至隋唐五代(5.54%)为第一波,宋元时期(7.35%)经明代(15.22%)至清代(33.58%)为第二波。兵疫灾害频度变化具有时序共振特征,1860年代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兵疫灾害最密集的时期;兵疫灾害广度变化具有波动上升趋势,大致以隋唐五代为界,之前影响范围有限,大多只有一个县域,之后影响范围不断扩大,最高可达33个县域。兵疫灾害分布范围由内地向边疆扩散,具有统一时期扩散、分裂时期收缩的总体特征,但内地省份始终多于边疆省份,南方省份始终多于北方省份,兵疫灾害的分布重心始终位于南方地区;北部农牧交错带、中部南北分界线、南部海陆交汇带战争多发,兵疫灾害分布密集;89.61%的兵疫灾害分布在以福州为圆心、以福州至兰州为半径的圆弧内。战争诱发疫灾是最主要的兵疫关系(43.23%),其次是战争伴生疫灾(36.18%);和平时期兵疫灾害较少,但比重不断上升,总体约占两成(19.48%);兵疫灾害对普通百姓的危害最巨,所有兵疫灾害中,指向百姓遭殃和军民俱损的占60.86%。兵疫灾害能影响战争进程,造成人口损失,乃至王朝鼎革。

国家级贫困县脱贫时序特征及旅游资源优势度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发展旅游有助于脱贫的实现,并阻断返贫的发生。以江西24个国家级脱贫县为研究对象,在梳理各县脱贫时序的基础上,通过旅游资源品位度、丰富度、集聚度指标构建旅游资源优势度评价体系,结合GIS空间分析方法,探讨脱贫县的旅游资源优势度。结果表明:(1)江西24个国家级脱贫县主要集中连片分布在赣中南地区,并具有时间上“起步-发展-加速-扫尾”的发展路径和空间上2次由南向北迁移的脱贫时序。(2)江西脱贫县旅游资源品位度、丰富度、集聚度均主要以赣中、赣南地区优于赣北地区,且率先脱贫的县域通常属于旅游资源品位度、丰富度和集聚度的高值县。(3)江西脱贫县旅游资源优势度等级数量差异显著,分别有优势区3个、普优区10个、一般区7个和劣势区4个;空间分异规律显著,赣中地区西部和赣南地区东部形成旅游资源优势度高值区,在助力旅游脱贫特别是实现旅游阻贫中具备一定优势。

长江经济带产业协同发展格局研究

分析长江经济带产业经济现状,回顾性总结2005—2014年间长江经济带11省市在产业结构变化、三次产业占整个经济带比重变化和三次产业经济增长量变化,利用均值比较与检验对2005—2014年间长江经济带区域内三次产业组间与组内协同发展程度进行分析。

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发展对策研究

长江经济带建设已纳入国家战略,一体化建设研究势在必行。长江经济带区域涉及上中下游三地、六大城市群和八大国家新区,城市群和新区间的有机联系成为区域一体化建设的关键因素。本文先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资源环境和交通体系进行现状描述,然后对区域一体化的经济性、均衡性、生态性和公平性四大要素进行分析,最后提出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中国瘟疫研究进展的文献计量分析

以CNKI网络资源共享平台为文献获取平台,运用文献计量分析法分析了中国瘟疫研究的现状和进展。结果表明:过去60年间,在学科领域方面,研究内容涉及的学科领域越来越广,已涉及12大学科门类;其中以历史学领域研究上升速度最快,学科之间差距悬殊。在研究时间方面,研究时段以现代为主;时间维度以断代史为主,自古及今的"大历史观"研究相对较少,总比不足1.0%。在研究区域方面,研究区域重视全国范围和国外地区的研究;研究深度已涉及村镇尺度的研究;国内省区研究空间差异显著,研究热点区―冷点区呈东部沿海向内陆递减趋势。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疫灾地理研究

疫灾自古以来就是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巨大威胁。本文通过编制疫灾序列,采用历史文献分析、数理统计分析和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对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的疫灾时空变迁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一、民国时期江南地区无年不疫,疫灾季发率高达94.70%,秋、夏、春三季疫灾多发,集中了全年近九成的疫灾县数,秋、夏季尤甚,集中了全年四分之三的疫灾县数;逐年的疫灾广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波动特征明显;在明初至民国末年的582年间,江南地区疫灾的波动周期越来越短,年均发生疫灾的县数越来越多,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疫灾越来越频繁,民国时期是江南地区历史上疫灾最频繁最严重的时期。二、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的疫灾主要分布于大运河、宁沪杭铁路沿线及其以东的地区,苏州—无锡一带和环上海地区为疫灾热点区,江苏溧阳地区和浙西山丘地区为疫灾冷点区;疫灾分布重心始终位于苏州境内。三、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疫灾分布的一般规律是:交通沿线城市都是疫灾高发点,人口稠密区多为疫灾频发区,水旱灾害严重区也是疫灾严重区,平原地区的疫灾多于山丘地区的疫灾。

清代疟疾流行的时空特征、危险模拟与边界探测

以清代流行的疟疾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Excel时序刻画、GIS空间分析、MaxEnt生态位模拟、BounderSeer边界探测等方法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清代有疟疾之年59个,疟疾频度为22.01%,为清代疫灾流行贡献了约2.69%的广度。2)疟疾在中国适生范围广,东南半壁为最佳适生范围;疟疾流行的危险等级高,总体上具有由东南向西北危险等级递减的分布格局;海拔高程、最低气温、气温年较差是影响疟疾流行的主要因素,贡献率分别为44.4%、16.3%和10.6%。3)清代疟疾流行呈现"二横三纵"的边界特征,第一横界40°N一线与第二横界南岭一线分别为疟疾北界和恶性疟疾(瘴病)北界;第一纵界是以霍山为中心,霍山-洪雅直线距离(约1 250 km)为半径的圆弧圈,界内包括96.67%的疟疾流行事件;第二纵界是疟疾高适生区边界线,界内包括中国东、中部省份;第三纵界是以疟疾主要边界网络为标准的围合区,涵盖长三角地区。

康熙年间疫灾流行的特征与应对

康熙年间疫灾频度为96.72%,形成持续上升(1662年~1680年)、持续下降(1681年~1687年)、波动上升(1688年~1708年)和再次回落(1709年~1722年)4个阶段,并以夏、秋季为疫灾流行的主要时节。康熙年间疫灾的空间分布呈现内地多于边疆、南方多于北方、东部多于中西部的特征,其中江苏是疫灾流行最严重的省份。康熙年间疫灾流行的应对方式整体上停留于体现康熙帝意志的中央政令,官方延医赠药、施棺瘗尸、刊刻医书,民间逃疫避疫、封建迷信等传统应对阶段,但由于帝王的格外关注,特别是在特定疫病如天花、疟疾等的应对上也出现一些新变化。

清代江西地区疫灾流行的特征、类型及原因

通过探讨清代江西地区疫灾流行的时空特征、疫病类型及诱发原因,研究发现,清代江西疫灾频度为41.04%,且长期波动上升,并以夏、秋季流行为主;清代不同时期,江西疫灾流行渐趋严重,疫灾重心具有“一路向北”的迁移轨迹,疫灾分布受制于人口分布重心和自然灾害多发地的空间格局;清代江西疫病类型由单一向多样转变,传统疫病的影响开始让位于新型疫病,其中霍乱影响最大;自然灾害、气候变化、战争动乱是诱发清代江西疫灾流行的主要因素,且表现出“多-少-多”的变化路径。

乾隆朝(1736—1795)疫灾地理研究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疫灾流行高峰期,乾隆朝又是其中重要阶段之一。综合运用疫灾指标法、Grapher时序分析法、GIS空间分析法、SPSS相关分析法对乾隆朝疫灾地理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乾隆朝有疫灾之年58个,疫灾频度为96.67%,其中1748、1756、1786年为三次大规模饥疫。疫灾流行以夏季最多,春秋次之,冬季最少,且以多季节流行为主。(2)省域尺度上,形成南北两条疫灾指标高值区分布带,疫灾指标总体自西向东逐渐上升,其中江苏省(含上海)受灾最严重。县域尺度分布具有阶段特征和集聚特征,疫域范围不断拓展,集聚程度持续提升;疫灾分布具有区域差异,疫灾重心始终位于南方。(3)疫灾分布格局受制于人口分布格局、区域开发强度、自然灾害多寡等因素,表现为省级尺度上与疫灾强度呈显著正相关性,相关系数R值分别为0.886、0.664和0.685(P均为0.01)。

清代慈善组织的时空分布特征研究

清代是中国传统慈善事业发展的顶峰,二百六十八年间至少设立慈善组织2110个,主要包括育婴类、清节类、施棺类和综合性善堂。清代慈善组织的创办规模具有“起步—发展—高潮”的历史脉络,创办方式经历由官方主导到民间主导过渡的转变。南方省份的慈善组织规模远高于北方省份,并以长江流域为慈善组织分布密集区,其中江苏省慈善组织创办规模最大。清代慈善组织总体上呈集聚型分布特征,民办慈善组织比官办慈善组织分布集中度更高、规模差异更大。慈善组织的多寡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高低、自然灾害多寡等有密切关系。

江西省古村落的时空演化及成因分析

古村落是散落在中国大地上的“明珠”,研究和解读古村落是科学阐释“美丽中国”和“留住乡愁”战略的应有之义。以江西省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镇)和国家级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运用GIS空间分析等方法,探讨古村落的时空演化及其成因,结果表明:1)江西省有352个形成于历史时期的古村落,其中经济社会繁荣和移民大量迁入的唐、宋、明三代是古村落发展的黄金期,并具有由赣北、赣中向赣南拓展的空间时序;2)江西省古村落在空间上呈集聚型分布,并在赣中、赣北形成3大高密度组团,且历代新增古村落的分布重心具有“一路向南”的迁移轨迹;3)江西省古村落是气候、地形等自然因素的基础性效应与经济、交通等人文因素的关键性影响综合作用的结果,并对当前古村落保护与开发提供了启示。

赣江流域古村落时空演化与区域开发

以赣江流域古村落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历史文献分析法、GIS空间分析法进行研究,结果显示:①赣江流域拥有形成于历史时期的古村落168个,其中经济社会繁荣、人口大量迁入的唐、宋、明三代是古村落发展的“黄金期”。②赣江流域古村落的分布具有“集聚性”,并主要集中在3地市和10县(市、区);具有“低地性”,其中85.71%的古村落海拔低于300m;具有“亲水性”,分别有33.33%和57.14%的古村落分布于距河流5km、10km范围内。③古村落是研究区域开发进程的“活化石”,赣江流域古村落的时间演化反映出赣江流域“逆流而上”的区域开发时序;赣江流域古村落的空间分布反映出赣江流域“一路向南”的区域开发进程。

江西省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度评价

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是现代社会经济绿色发展的重要内容。构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并综合运用熵值法ArcGIS分析法研究2005-2015年江西省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度,结果表明:①江西省旅游经济综合效益呈现先降后升发展态势;②生态环境综合效益整体略呈上升趋势,并在地市层面由南向北递增;③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度逐步提升,赣中逐步超越赣南、赣北地区;④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度整体上由中度失调转变为勉强协调,且严重失调、中度失调的地市,均为旅游经济滞后型,表明旅游经济发展尚不够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