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规划中的计算范式:表征、困境与转型

算法技术的迅速发展带来了智慧城市规划中的“计算范式”,对现代城市规划产生了深远影响。计算范式具体表征为在基础设施上依赖计算技术,在制度设计上推崇算法行政,在城市本体论上预设计算主义。但是,计算范式也面临着困境,包括城市复杂性使得算法难以实现对城市的完美测量,城市的“智慧”也不能单纯依靠算法工具理性而产生,算法的客观性修辞背后亦存在权力导向。为克服这些困难,未来计算范式应当在本体论层面以复杂城市为逻辑起点,在方法论层面考虑以系统协同为实现方法,在价值论层面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对计算范式的批判反思将有助于理解当代智慧城市建设中理论与现实的错位,为我国智慧城市发展提供实践指引。

从“大设计”到“小设计”:大数据时代的社会规则之变

人类当前已迈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算法准备实现政治算术学派以数字来测量、预测、规划与控制社会的理想。对社会规则的“大设计”的传统看法认为,可以通过科学方法认识社会规律,自上而下规划出社会的终极蓝图,这在大数据时代已经过时。大数据时代应当采用“小设计”的设计规则。在认识论上,“小设计”认为不能给出既定社会蓝图,反对大数据的精确性、客观性。在方法论上,“小设计”主张社会规则应当进行渐进主义的局部调整与修正。在科学观上,“小设计”秉持谦逊主义的科学观。为解决算法民主、自我治理、智慧城市设计、机器人设计等大数据时代的全新问题,“小设计”规则必须注重公众参与、实时反馈、多元融合、面向未知。

疫情中阴谋论的科学认识与治理

在COVID-19疫情期间,阴谋论的盛行阻碍了疫情防控工作的正常进行。疫情期间阴谋论普遍流行,其产生原因可以从认知偏见、社会环境影响、疾病的隐喻特征等来解释。疫情中的阴谋论可能会导致对社会部分群体的污名化攻击、妨碍有效医疗手段的实施、将社会注意力引向错误的方向、使社会蒙受损失等。为科学治理疫情中的阴谋论,需要注意对疫情中科学信息的获取,对民众科学思维进行治理,消除可能产生阴谋论的社会环境因素,并剥离疾病的隐喻特征。

科技风险分析中两种研究立场的分野与整合

自20世纪70年代经典风险分析方法出现以来,风险分析领域长期存在着“客观性立场”和“建构性立场”的分野。前者认为风险是客观、可测量的实在,希望使用量化方法以及专家知识,客观地描述并测量风险;后者针锋相对地指出风险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批评量化方法,并建议在风险分析中纳入更多的定性方法与公众参与。只有以审度立场反思两派的争论,整合两派的合理观点,才能使风险分析方法更好地服务于风险社会的技术与工程实践。

有限技术治理的理论建构与时代意蕴

技术治理在当今社会中无处不在,智能革命更是将之推进到智能治理的新阶段。在基本理念层面,有限技术治理信奉科技谦逊主义,坚持有限工具原则,主张渐进工程方法,赞同开放包容的价值观。在主要措施层面,有限技术治理防范伪技术治理,控制反治理现象,完善再治理制度。有限技术治理理论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努力结合中国传统与国情,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具有很强的时代意蕴。

作为治理工具的量化知识

从人文反思的视角看,量化知识是技术治理的重要工具。由于技术治理在当代社会流行,量化知识随之蓬勃发展。量化知识与社会之间呈现相互建构的复杂关系,尤其体现在量化知识的生产受到权力影响,同时量化知识的运用支撑权力运作。在经济量化、行政量化、教育量化、医学量化、科学量化和大数据时代的量化等具体领域中,量化知识与权力均关系密切。在中国语境下审度量化知识,应当转向科技谦逊主义的基本立场,辩证看待量化知识与权力的相互作用关系,警惕量化治理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量化知识观,以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根本宗旨。

“走向行动”的技术哲学

国际技术哲学的新进展20世纪80年代以前,技术哲学研究主要立足于现象学、存在主义、诠释学、批判理论等人文主义传统,被称为“经典技术哲学”。它往往将技术作为整体进行考察,悲观地认为现代技术具有自主性的力量,异化整个人类与社会的存在状态。80年代之后,技术哲学出现“经验转向”,一改经典技术哲学中的悲观主义、决定论倾向,试图“打开技术黑箱”,详细地描述技术实践的方方面面,尤其是技术的设计和使用。

自动机、机器人、赛博格:美国文化中机器人的三种想象

在美国文化中,机器人概念经历了“自动机”(automaton)到“机器人”(robot),再到“赛博格”(cyborg)的变化,分别反映了美国相应时代的社会关切。“自动机”概念与传统哲学、宗教中人与机器关系的讨论密切相关,并传达了美国社会等级制度中的种族刻板印象。“机器人”概念最初反映了20世纪初美国社会日益严重的技术异化问题,但在美国消费主义的影响下,其形象由异化的工人转变为了当代科幻作品中流行的金属外观机器人。随着行为主义、控制论等科学理论的出现,以及社会生活的日益技术化,“赛博格”概念成为新的潮流,人与机器的界限开始走向模糊。

伯纳德·斯蒂格勒《费尔巴哈提纲》式的一生

作为当代欧洲哲学的领军人物之一,伯纳德·斯蒂格勒一生虽短,却充满了活力与创造力。正如所有真正的哲学家一样,他的思想极为丰富,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解释和扩展。下面这篇文字不过是一次为表敬意的粗浅涉入,写下它的人还只是刚刚开始欣赏斯蒂格勒的等身作品所涉及的宽广领域。他的作品以其亲身经历为始:街头抗议者(1968年)、法国共产党党员、农场工人、家庭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