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综述

中国当代社会史,本是社会史研究范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多种原因,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却未跟上社会史前进的脚步,在理论探讨、问题意识、研究的路径与方法等方面,都与古代社会史、近代社会史研究存在着较大差距。21世纪以来,这种状况逐渐有所改善。从当代社会史的理论探讨、具体研究状况、存在的问题与未来发展三个方面,对当代社会史的研究作一学术总结。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乞丐的救济与治理

乞丐,作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一直困扰着旧中国的历代统治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对城市乞丐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治理。本文以北京城市乞丐的救济与治理为例,探讨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城市乞丐采取的多种救助政策与措施及取得的巨大成效。通过思考建国初期新中国政府对城市乞丐的救济与治理政策,从一个侧面来观照当时的新政权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

1912～1937年北京居民的工资收入与生活状况

1912～1937年间,北京居民的工资不仅差异甚大,而且支付形式及其名目繁多。这种不同的工资收入和支付形式,既体现了不同的工资关系,也体现了北京居民的日常生活。这一时期北京居民的工资收入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国时期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水平和生活状态。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六年国家政权与民间慈善组织的关系解析

关于1949年至1956年国家政权与民间慈善组织的关系,学者们的研究目光多集中于民间慈善组织"被改造"的历史。其实,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确实带来了民间慈善组织命运的根本变革,但是,这种变革并非单一的线性过程,而是存在着立体式、多面的、丰富的互动、发展与变化的历史。国家政权在对民间慈善组织的"团结改造"中,最终实现了"依靠人民力量建设新中国救济福利事业"的目的。

新中国七十年扶贫工作的历史与经验

经过七十年的实践,中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党和政府在扶贫工作上始终高度重视,积极开展城市、农村的扶助贫困工作的探索,努力改进扶贫工作的方法,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回顾新中国七十年以来的扶贫工作的发展进程,总结其基本经验,有利于为党和政府今后的扶贫工作提供资鉴。

1927—1937年京津地区国家政权与民间慈善组织的互动关系

近代以来,民间慈善组织在社会慈善与救助事业的建立与发展方面,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国家权力对民间慈善组织在人事任免、日常事务管理、资产支配等方面都表现出日益强烈的干预态势,使民间慈善组织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受到了极大压抑,出现了所谓的"国进民退"局面。在此过程中,国家通过对社会慈善救助资源的整合,也加速了社会保障法制化的建设进程。

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扶助贫民生产的工作方法

扶助贫民生产是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救济工作中始终探索的救济方式。扶助贫民生产,不仅可以节约国家财政支出,还可以将“消费者变成生产者,救济户变成自给户”,使贫民能够自食其力改善生活,并为城市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做出贡献。因此,党在扶助贫民生产的工作中,侧重通过调查研究、宣传政策、理论学习与检查纠错等方式,对救济工作的方法不断调整与改进,最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2020—2021年“四史”教育研究述评

自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四史”教育的号召以来,理论界、学术界就如何推动党员干部、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进行“四史”教育,展开了具有理论创新与实践指导意义的研究。部分学者围绕“四史”教育的思考,深刻地触及了党史、国史领域中的研究理论与方法等核心议题。从“四史”教育的理论诠释、学术思考、实践方向几个方面,及时梳理总结“四史”教育的实践进展,是推动当前“四史”教育发展的重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劳动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考察

将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与新中国的社会建设与发展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关注的重要问题。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劳动教育的学习内容从侧重"体力劳动"或农业生产劳动,逐渐发展到侧重对劳动者的劳动观念与技能培养。这种转变反映了党对马克思主义劳动教育观的吸收、借鉴、改造与创新,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劳动教育的认识有了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深化。

民初北京的通俗教育与大众娱乐

通俗教育是晚清新政时期倡导开民智、立新民的产物,通俗教育不仅被时人赋予"普及教育"的重任,还具有移风易俗、改良社会风气、开通社会文明之功效。因此,通俗教育的推行多立足于底层社会,注重与戏曲、小说、演讲等大众娱乐方式相结合,以达到润物无声之功效。这些通俗教育活动虽然没有达到最初设想之成绩,但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对底层民众起到了思想启蒙、普及现代社会文化知识、改良社会风气等作用。

1928—1937年城市贫困救助的探索与发展——以北平市贫民贷款为例

贫民贷款,是指政府为贫民提供小额、低息、短期贷款,以扶助贫民恢复生产、自力更生的一种贫困救济制度。这种贫民救济方式,以借贷小额资本的办法,帮助贫民依靠自身力量来摆脱贫困,其立意甚好,但在推行中取得的效果却差强人意。为此,北平市政府率先对贫民贷款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发展与变革,不但一改往日贫民借贷事业之流弊,而且在扶助农工商、救助贫困方面颇有成绩,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20世纪50—60年代业余高等教育研究——以北京为例

业余高等教育发轫于20世纪50年代,这种教育方式一出现,就被作为能够迅速提升工人、农民、机关工作人员等在职人员的教育水平,实现高等教育快速普及的重要途径而备受推崇。将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进而推动社会发展的思想,是力图在贫穷落后的中国,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大力推动高等教育普及化,将底层民众更多地带入高等教育的殿堂,进而转变社会结构与劳动分工,最终达到改造社会阶层之目的。这种思想虽值得探究,但在实施的过程中却忽视了客观条件,从而为刚刚建立的业余高等教育办学制度带来很多负面影响。

简评《华北农村的社会问题（1928—1937）》

朱汉国、王印焕合著的《华北农村的社会问题（1928—1937）》（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版），是教育部博士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该书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华北农村为研究对象，以当时华北农村所存在的一系列严重影响民众生活和社会秩序正常运行的社会问题为视角，对其中的七个最主要的问题，即土地占有的不平衡问题、赋税与农家负担问题、教育滞后问题、灾荒与社会救济问题、烟毒问题、盗匪问题和农民离村问题，其成因、流变、影响以及人们治理这些社会问题的具体状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综观全书，该书无论在体系结构、研究视角还是史料的运用方面，都有其独特之处。

民初北京的通俗教育与大众娱乐

通俗教育是晚清新政时期倡导开民智、立新民的产物,通俗教育不仅被时人赋予了"普及教育"的重任,还具有移风易俗、改良社会风气、开通社会文明之功效。因此,通俗教育的推行多立足于底层社会,注重与戏曲、小说、演讲等大众娱乐方式相结合,以达到润物无声之功效。这些通俗教育活动虽然没有达到最初设想之成绩,但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对底层民众起到了思想启蒙、普及现代社会文化知识、改良社会风气等作用。

当代中国社会救助史研究论略

随着建设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的提出,关注弱势群体,构建和完善当代中国的社会救助体系,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回顾当代中国史研究领域中的有关社会救助的现有成果,分析与加强当代中国社会救助史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小本借贷制度

小本借贷又称贫民小本借贷或贷济制度,是在民国时期推广以提供小额借贷办法救助贫民、灾民、难民的社会救助制度。抗战爆发前,小本借贷制度经历了曲折发展,一度走向鼎盛。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面对战争所带来的难民问题,迅速将小本借贷制度进行了调整,使其在救济与安置难民贫民、扶助生产等方面均发挥了作用。抗战时期小本借贷制度的发展变化,不仅反映了"中国人口众多,社会普遍贫困"的社会现实,也揭示了小本借贷本质上还是"救急不救贫""治标不治本"的传统救济形式。

抗战初期中国知识界关于文化发展方向的探讨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初期，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知识界开始探讨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掀起了关于文化问题的反思和讨论。知识界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不仅有力地促进了抗战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而且为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论马占山民族英雄形象对社会心理的影响

抗战时期,马占山因领导江桥抗战而被社会舆论塑造成抗日民族英雄,为鼓舞士气、凝聚力量反抗日本侵略发挥了作用。但是,当他“降日”消息传出之后,他的抗日民族英雄形象迅速坍塌,沉重打击了刚刚凝聚起来的中国民众抗战信心。马占山的民族英雄形象的变化,对民众的社会心理带来很大冲击,生动地展现了当时中国民众迫切而焦虑地寻求救亡图存道路的心理状态。

简论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的角色、作用与社会影响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是新中国建立初期由政府组织成立的、具有过渡性质的、特殊的民间组织。在国内,救总负责团结、领导全国从事救济福利事业的团体和个人,协助政府组织群众进行生产劳动;在国际上,救总作为一个群众性质的救济组织,代表中国人民向朝鲜、越南、印度、日本等国家遭受自然灾害、战争灾难的人民提供救济。在建国初期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救总既为国内赈灾救济事业做出了非凡的成就,也是新中国的民间对外交流窗口。

略论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文化思想

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文化思想是为适应全民族抗战需要而形成的。它包括关于抗战文化的重要性、抗战文化队伍的建设、抗战文化的基本任务以及如何开展抗战文化运动等内容。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文化思想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抗战文化思想的形成和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不仅为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而且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揭示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