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传体产生的原因问题

在我国古代史书的体例上有编年、纪传之分,前者以《春秋》、《左传》为代表,后者以《史记》为代表。《史记》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通常所谓的纪传体,主要指本纪、世家、列传,特别是纪、传。整个二十四史都有本纪和列传,体例上都属纪传体。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在历史编篡学上可以说划出了两个不同的时代。

《史记》纪传体的创立问题

刘知几把我国古代史书统归为所谓“二体”,即以《春秋》、《左传》为代表的“编年体”和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史记》纪传体,又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五体”。《史记》以后的“正史”,从《汉书》到《明史》,虽然“五体”的名目有改变(如《汉书》改“书”为“志”,《晋书》改“世家”为“载记”),门类有短缺(如《汉书》无“世家”,《后汉书》,《三国志》等都无“表”、“志”、“世家”),却都有“纪”和“传”,绝无例外地沿袭了纪传体的体例。

中国古代的文史关系──史传文学概论

史传文学，又称历史文学，即史乘而有文学价值者，换言之，就是兼具史学和文学两种属性的历史记载。它在文化史上属于所谓“边缘”学科。研究史传文学，不仅可以了解它本身的规律，拓宽文学史的领域，并且对于弄清文、史间的密切关系及其相互影响的过程，也有着很重要的意义。而为了探讨有关史传文学的诸多方面，又必须首先对古人的文史观念，即他们如何看待文与史的关系（其间的合与分，联系与区别），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否则就难以理解，历代史传（包括正史和野史）缘何都具有某种程度的文学性。

司马迁与普鲁塔克

梁启超在谈到《史记》编纂体例时,曾说:“其最异于前史者一事,曰以人物为本位。故其书厕诸世界著作之林。其价值颇类布尔达克之《英雄传》。其年代略相先后(布尔达克后司马迁约二百年),其文章之佳妙同,其影响所被之广且远亦略同也。”又说;“多人的列传,如布鲁达奇的《英雄传》。专门记载希腊的伟人豪杰,在欧洲史上有不朽的价值。所以传记体以人为主,不特中国很重视,各国亦不看轻。”②梁氏此论,是就史学和史乘编纂学而发的。如果我们从文学特别是传记文学的角度来加以考察。

姚氏父子的文笔与史笔——读《梁书》、《陈书》札记

本文以姚察、姚思廉父子修撰的《梁书》和《陈书》作为考察的对象 ,论述其成书的经过。在此基础上 ,具体考察了姚氏父子的政治态度以及修史叙事的笔法和技巧 ,特别着重分析了他们对于激烈战争场面的动人描写。本文还以曹景宗、吕僧珍、侯安都、萧摩诃等历史人物为例 ,论述了姚氏父子对于历史人物个性的把握和准确的描写。

唐初史传文学的成就

一唐初最高统治者虽然得天下于马上,但是很懂得文治的重要性。他们下令编撰前代史一事,即可证明这一点。武德四年十一月,起居舍人令狐德棻建议撰写梁、陈、北齐、周、隋五代正史。次年十二月,高祖下了修史的诏令。但＂绵历数载,竟不就而罢＂（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三）。贞观三年,太宗为了修成五代正史,特地把原属秘书省著作局的史馆移于禁内。贞观十年初,《梁书》《陈书》（姚思廉续其父察遗稿）、《北齐书》（李百药继其父德林之业）、《周书》（令狐德棻）、《隋书》（魏征等）同时撰成。稍后,李延寿在其父李大师《南北史》遗稿基础上,开始对宋、南齐、梁、陈、魏、北齐、周、隋等书加以删节补充,编纂《南史》和《北史》。显庆四年,这两部史书获政府认可。

后稷神话探源

一关于后稷＂事迹＂的全面记述,始见于《诗经·大雅·生民》。它实为一篇浓缩的后稷史诗。《诗经》里述及后稷的诗,还有《大雅·云汉》、《周颂·思文》、《鲁颂·閟宫》等。《閟宫》首章叙后稷神异诞生及发明耕稼,与《生民》略同。《思文》是一首简短的后稷颂歌,赞其功德＂克配彼天＂。《云汉》里则有＂后稷不克＂一句,说周宣王时大旱,后稷之灵也无能为力。其他先秦古书,也多提到后稷,但语焉不详。汉代《春秋繁露》、《史记》、《诗传》（褚少孙补《史记》所引）、《列女传》、《吴越春秋》等书所记,则偏重于神奇诞育一端,而对祭祀活动只字不提。

《南史》《北史》与小说

李延寿修《南史》《北史》的准则,是广采异文,引发读者的兴趣。因此其史书中颇多小说家言。而小说家与史家的某些工作有相通之处。史传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的价值在此。

“文胜质则史”——关于《晋书》的文学语言

古代文史关系密切,史笔往往同时又是文笔。《晋书》的叙述之文,爽劲而富有生气,论赞之文用声调铿锵、辞藻华美的骈体写成,其人物语言里既有口语或"鄙言",又多润色和文饰之处。因此《晋书》的语言既是史乘语言,又具有文学语言的特征。

史传里的琐事记载——《晋书》文学特色脞说

史书里是否可以记载"无关军国"的琐闻轶事,这是历史编纂学中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在我国和西方史籍中,搜奇记异却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记载琐事是许多历史家,特别是《晋书》的作者所乐于采用的一种史笔。这种史笔对于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增强史文的生动性与可读性颇有助益。它不仅是《晋书》的一大文学特色,也是史传文学或历史文学的主要表征之一。

司马迁对“人”的态度

司马迁的世界观是比较复杂的,在一篇短文里不可能作全面论述。本文拟就司马迁历史哲学中一个重要内容——对“人”的态度问题,发表一点粗浅的意见。司马迁曾引孔子的话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太史公自序》)笔者也主要让事例说话,不敢以“空言”浪费读者的时间。

《隋书》的记事载言和人物描写

本文论述了《隋书》在记事载言和人物描写方面的特征，作者认为，《隋书》不 仅语言简练、清新，而且叙事精纯、详备，其史文较十一部六朝正史更为完美，难 以移易。

朱自清先生古典文学研究的贡献

一 在我国现代文化史上，朱自清先生不仪以诗人、散文家著称于世，而且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学者。 先生字佩弦，1898年生于江苏东海县。在北京大学毕业不久，即以新诗创作成名。随后又因散文集《背影》的出版而蜚声文坛。他的古典文学研究是从1925年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时开始的。此后二十余年间，他一直在清华（抗战期间为西南联大）执教并从事学术和创作活动。1948年在贫病兼迫中谢世。

从古史及“四史”看史传文学的发展

从古史及“四史”看史传文学的发展李少雍在古代，知识的分科尚未精密，文与史往往相通。不独中国如此，外国也是这样。如：《荷马史诗》可以看做史诗与古史的结合体；希罗多德（Ｈｅｒｏｄｏｔｏｓ）的《希波战争史》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其中关于萨拉密（Ｓａｌａｍｌｓ）...

刘知几与古文运动

一一般文学史家在谈到古文运动的酝酿或萌芽讨,通常只提到西魏时的宇文泰、苏绰、柳庆,隋朝的杨坚、李谔,唐代的陈子昂以及李华,萧颖士、柳冕、独孤及、梁肃等人。这些人除杨坚、宇文泰两个帝王外,其余多属文士一流,他们的提倡,论证和实践的功绩自然不容否认。但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对古文运动的形成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历史编纂家和史学理论家,却绝少为人提及。人类的全部精神活动本来是一个整体。认识成果的相对分工,只是为着利用、研究的方便。而行家、专家则以在文化知识某一领域的“独到”造诣。

经学家对“怪”的态度——《诗经》神话脞议

“神话”这个术语是近代学者从西方意译过来的。中国古人把口耳相传或载于典籍的神话传说称为“怪”。即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之“怪”。尽管孔子不喜欢,但一些明显的“怪”却堂而皇之地记录在“经书”里。据说曾经删定过《六经》的孔子,也未敢将其删削。不论孔子是否整理过这些经典,但“怪”确实存在着,其在传统文化里的地位不容忽视。既然经籍中有“怪”,经学家就得加以解释,避而“不语”是不行的。作为古代“统治思想”的集中体现的经学是如何处理这些“怪”的呢?弄清经学家对“怪”的态度,对于了解中国神话观念的演变过程,无疑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近年神话研究述评

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文明古国之一,神话宝藏极其丰富。但是,在很长的时间里,神话一直被轻视、摈斥或歪曲。'五四'以后,鲁迅、茅盾、闻一多等许多前辈,在整理和研究神话方面做了大量的开辟和奠基的工作。解放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