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推进政策试点的差异化政策工具选择逻辑——基于20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政策试点已被广泛视为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之一,是解释“中国奇迹”的关键所在。然而,既有研究主要从政策试点的发生机制、推广逻辑和知识生产等视角来解析试点中政府的运作过程,并未对中央通过选择差异化政策工具来推进政策试点给予足够的关注。从中央干预程度与地方自主性两个维度出发,论文区分了中央推进政策试点的四类政策工具:指令型、激励型、诱导型与自主型。进而,论文构建了政策工具选择的“政策属性-政策环境”分析框架,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法,对中央发起的20个试点案例进行深入分析,揭示差异化政策工具选择的生成机理。研究发现,中央选择何种类型的政策工具受试点内容清晰度、议题紧迫性、执行难度、政策支持和权威压力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主要呈现出内外复合驱动、外部权威驱动和外部政策驱动三种不同的逻辑。其中,内容清晰度是政策工具选择的前置条件,议题紧迫性调节中央干预程度,权威压力凸显中央对政策工具的总体控制。研究丰富了对中国政策试点机制和试点差异化推进方式的解释,对政策试点的科学设计也具有启示:围绕政策试点目标的达成,政策试点的推进需要根据试点目标群体、政策属性和政策环境特征选择与之相匹配的政策工具。

街道办治理中的协商民主运转逻辑及其实现——以成都市H街道公民议事会为例

作为连接基层群众力量最基础、最直接的行政单元,街道办治理需要摆脱压力型体制和运动式治理的冲击而成为基层党政机构与群众之间最直接的互动界面。协商民主在街道层面的运作有助于优化街道办治理结构,其实质是以街道办党政机构为代表的建制化力量与以街道协商团体为代表的非正式力量,基于对协商民主规范性价值的认同,以治理过程中的权力分享来实现街道层面协商与决策的统一。以成都市H街道公民议事会为个案的分析表明,街道办治理中协商民主的实现需要着力于三个方面的转变:一是在观念认知层面,从偏好“行政压力”转向“民主协商”;二是在权力配置层面,从对街道协商团体的“形式性放权”转向“实质性赋权”;三是在绩效衡量层面,从单纯的“算经济账”转向全过程治理下的“算总账”。

国外协商民主研究30年:协商民主何以须为何以可为

协商民主理论在不断论争中,其研究范围和研究内容得到极大的拓展和深化,已成为回应当今西方社会现实之挑战和有效提升民主质量的一种重要理论。协商民主理论的推进者通过回应协商民主在理论和实践中面临的规模、合法性和理性选择难题以及文化多元主义、社会不平等、社会复杂性等方面的挑战,为丰富协商民主理论作出了贡献。审视西方协商民主在理论与实践中何以须为何以可为的基本问题,可为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治理变革提供诸多有益思考。

中国语境下协商民主的发展:理由、可能与路径

在理论与实践、批评与辩护的论争中,协商民主已跃然于当今民主理论之潮流。面对公共政策问题复杂化发展、公民政治参与意识深度化发展和社会公正感问题显性化发展的难题与挑战,当下中国有理由进一步推动协商民主的发展。在独特的政治空间支持、协商资源非累积性发展和现代信息技术支撑的背景下,我国协商民主的发展路径应着力于实践空间的把握、协商文化的塑造和协商制度的构造。

转型社会中乡村精英的变迁与乡村社区治理

当代中国在整体上正处于一个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这一转型对乡村社区的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乡村精英的变迁是其突出表现。伴随整个社会的深刻转型,正确分析和研究影响乡村精英变迁的因素及其由此带来的影响,对于推进我国乡村社区治理的结构性转换和改革,建设乡村社区的政治文明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构建协商系统:乡村治理中“行政”与“自治”的协调之道

“行政”与“自治”是我国乡村治理中的一对基本关系。在行政力量与自治力量之间的关系中,无论认为“自治已死”,还是主张“找回自治”,都彰显出“行政”与“自治”之间的结构性紧张与运作之困,尤其体现在国家力量与乡土社会力量的此消彼长、纵向行政与横向自治之间的不协调、公共理性与个体选择的不一致之中。以协商系统的观点来看,“行政”与“自治”并非不可兼得的二元对立关系,行政力量与自治力量都是基层治理中的关键要素。在一个平等包容、要素依赖、科学分工的基层协商系统中,可以将“行政”与“自治”视为协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创造有效衔接与互动的基层治理共同体关系、营造良好的协商环境、明确二者之间的边界并保障其独立性与功能特性,可以促进协商治理的有效实现,进而为推进“行政”与“自治”的共进提供一种新的路径。

维权与维稳:何以错位如何归位

作为富有时代特征的两个极为重要的关键词,维权与维稳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已成为考察中国社会发展与治理变迁的重要途径。从根本上讲,维权与维稳之间应是一致的关系,都反映着社会良性发展的内在需求,但二者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往往又呈现出难以协调甚至相互反向发展的一面,突出表现为"维权维稳化"与"维稳维权化"。基于"维权维稳化"与"维稳维权化"的发生逻辑,需要在健全公民权利保障体系、提高公众政治参与制度化水平、矫正政绩化维稳观、强化基层政府公信力建设的过程中缓解维权需求与权利保障、公众参与需求与参与制度供给、政绩化维稳与现代性稳定观、"好"中央与"坏"地方之间的差距,进而促进"公众维权"与"政府维稳"之间一致关系的回归。

政务微博中的公民参与:限度与突破

作为微博在网络公共领域的自然延伸,政务微博为公民参与政治过程提供了新的途径。与此同时,政务微博中公民参与的发展还面临制度供给不足、参与主体有限、非理性"暴政"、政府回应力不够等诸多限制,需要在充分延展政务微博公共领域的基础上,通过合理定位政务微博功能、完善政务微博管理规范、提升管理者媒介素养、有效整合"意见领袖"来寻求突破,从而进一步开掘政务微博作为公民参与新途径的潜能。

论协商民主与公共政策议程建构

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公共政策议程犹如一支"漏斗",经它所过滤的政策问题才能进入政策决策的轨道,公共政策的"公共"规定性又表明政策议程的"过滤"根本不同于私人问题的解决,它不应为哪一阶级、阶层、集团和个人所操控,任何影响政策制定和受政策影响的组织和个人都应具有相应的机会和渠道参与公共政策议程的建构。在这个过程中,协商民主的引入有助于维护公共政策议程建构的公共性、合法性、民主性和有效性,有助于为公共政策议程建构机制提供新的思路,有助于规避公共政策议程建构中的"隐蔽"、"垄断"和"不决策"等问题,从而不断提升公共政策品质并促使其得到顺利贯彻。

群体性事件治理研究20年:主要进展与展望——基于CNKI(1994-2013)数据的分析

文章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收录的关于我国群体性事件治理研究的期刊论文为基础,运用文献计量分析法对我国近20年来群体性事件治理研究的进展进行梳理和回顾,反映其文献增长规律、文献主题分布规律、期刊载文量、论文引用情况和研究的时段特征。进而,通过对群体性事件治理研究中比较聚焦的治理主体、治理能力、治理机制、治理对策四个核心主题进行文献定性分析,反映我国群体性事件治理研究的主要观点,并根据已有研究的不足和薄弱点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建议。

风险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协商民主诉求及其价值

风险与公共危机是统一的连续谱,其治理面临着风险防范、危机克服、行政自由裁量权、相关者参与、责任控制等诸多难题。在应对风险与危机的挑战中,一方面要求更多的信息和分析,另一方面,也更强调政治控制、民主控制的必要性。协商民主理论回应了这一治理要求,它有利于更好地识别和界定现代社会的风险与公共危机,促进反思性决策,提高治理的责任,拓展真实的民主。

群众路线与时俱进与社会治理能力提升

党的群众路线是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的思想资源和理论资源。新时期,我国社会不公正感的显性化、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社会问题的复杂化、权—责—利关系的明晰化为我国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群众路线与时俱进,逐步实现公民参与的常态化、社会力量的协同化、公众权益保障的法治化和公共权力监督的社会化,在落实公民权利、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参与性治理、加强协商与对话的实践中,促进群众路线与时俱进与社会治理能力提升。

协商民主与公共价值的创造

公共价值管理聚焦在如何创造积极和公众所期望的经济社会后果,是与网络化治理相适应的一种公共行政管理模式。公共价值管理与协商民主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协商民主为建构公共价值、处理公共价值冲突、增强公共价值合法性和避免公共价值失灵提供了新的路径。在生成公共价值的过程中,协商民主推动治理网络的良性运转,促进公共管理者、专家和公众角色的转变,可以有效地化解公共行动在寻求持续性支持方面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并且激发资源、汲取资源以增强公共价值生成的操作化能力。

中国特色公众协商途径与协商民主实施满意度——基于12省市领导干部的问卷调查

从作为公众参与的协商民主出发,本文考察中国语境下领导干部的协商民主实施满意度在公众协商途径及其实施周期,以及不同职务级别、单位类型和地区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结果表明:厅局级干部的协商民主实施满意度比科级和县处级干部高;党政部门实施决策听证会、党务会议、收集民意的周期越短,领导干部对协商民主实施越满意,但接待信访群众越频繁满意度越低;人大、政协、法检及群团组织实施决策听证会、接待信访、热线电话、网络问政和群众评议获得的满意度在不同实施周期之间无显著差别;政协领导干部经常收集民意比偶尔收集民意所获得的协商满意度要高;东部地区领导干部的协商民主实施满意度比西部地区高。面向协商民主的可持续发展,特别需要调动基层领导干部运用协商民主的积极性,强化党政机构实施协商民主的主动性,重视公众主动发起而党政机构和领导干部被动卷入的公众协商途径。

绿色民生:政治科学视域的解读

绿色民生是"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民生需求"之间的良性结合。它寻求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的协调,要求民生发展和公共开支的增长需以持续的经济发展为基础,但是经济发展又不能以生态环境恶化和牺牲后代人的生态福利为代价。在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重约束下,绿色导向的民生发展需要恰当的速度、过程与方式方法,需要人类社会反思自身所制造出来的生态环境风险及其分配,并由此奠定了绿色民生的政治学意蕴:它首先意味着公民权利的扩展,随之要求拓展政府的责任,通过将社会需求纳入自然需求、将后代人的需求纳入当代人的发展,应对现代国家治理所面临的政治合法性挑战,进而诉诸新的政策范式,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论表达自由与公共政策问题的构建

在政策过程中,决策者如想成功地解决社会问题,首先就必须构建真实而正确的政策问题。政策问题的构建是一个政策相关者就有关社会问题的性质、范围、程度、缓急、真实性等从分歧的意见中反复探究问题共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政策过程逻辑起点的政策问题构建直接关涉到哪些社会问题能够进入政策议程并形成相应的公共政策。表达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它在政策问题的构建过程中意味着政策相关者将在自由的意见表达中提升政策制定的民主性、合法性和有效性;意味着政策相关者将在一种协商和对话的气氛中凝聚问题共识;意味着决策者在确认政策问题时应当"耳听八方","兼听"则"明",以求最大限度地构建真实而正确的政策问题并为其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案。

公共政策问题“界定”中的协商民主:逻辑、价值与理由

公共政策问题是"界定"而非"发现"的观念表明,尽管需要政府介入的"问题事实"客观存在,但"问题"并非不言自明,"问题"是经由社会建构而被赋予特定意义的。在协商之"受更佳观点之理性说服力量的驱动"的驱动下,协商民主可以更准确、具体地界定公共政策问题,强化公共政策问题界定的合法性、公开性和责任性,促成利害相关者在政策执行阶段形成更多的自愿性合作,减少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回火"问题。

领导干部协商式决策观:差异与塑造——基于12省市领导干部的问卷调查

协商民主导向的决策建立在论辩、述理、说服、理由更佳和偏好转换的基础之上,是推动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重要路径。在中国语境下,决策取向的协商民主的实施深受领导干部观念、态度和倾向的影响。因此,为推动协商式决策在我国得到深入、持续和良性的发展,基于对12省市领导干部的问卷调查,利用Kruskal-Wallis H检验法,考察协商式决策观在我国领导干部中呈现出哪些特点,以及不同性别、年龄、职务级别、单位类型、政治身份(党团身份)、地区、学历的领导干部的协商式决策观有何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女性干部、40岁以下的年轻干部、民主党派身份的干部、政府系统的干部、科级干部、西部地区的干部和低学历干部的协商式决策观分别与其他组的领导干部的协商式决策观有显著差异,需要创造相应的条件以有效推进我国协商民主的实施。

协商民主:民主决策的逻辑及其实现

民主决策不仅体现于相关者参与人数的多寡,更是歧见在相互审视条件下的实质性承认与整合。作为一种民主的决策理论,协商民主引致政策决定的基础是个体偏好的转换,动力是理性之说服力量而非金钱或权力,方法是论坛论理式而非市场理性计算式,注重理性主义与渐进主义决策观的调和,赋予公民更为重要的角色,其实现需着力于协商民主实质与程序性原则的协调、个体能力的发展和社会条件的创造。

公共服务共同生产:缘何难以承受其重

公共服务的共同生产模式将服务用户的经验和知识置于公共服务供给的中心,转变了公共服务供给中的权责配置与公众角色,承载着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服务质量、塑造服务合法性和增强社会资本的诸多预期。然而,公共服务共同生产目标的实现并非易事,对公共服务共同生产予以“冷思考”可以发现:公共服务共同生产的性质与指向是多元化的,公共服务共同生产的运作面临共同关系难以建构、运作机制难以规范、外部制度难以匹配、结果产出难以衡量等突出难题,其目标实现需要理论关切与实践推动的持续发展。就此而言,聚焦“公共服务共同生产缘何难以承受其重”这一问题,并不是要拒绝公共服务共同生产,而是试图在正视公共服务共同生产目标为何难以实现的基础上,寻求改进公共服务共同生产的机会和空间,促进公共服务共同生产机制、策略和方法的建构与创造,推动具有民主性与获得感的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