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F卡的嵌入式存储设备的设计

本文讨论了在单片机下进行CF卡接口设计的方法,根据PCMCIA制定的ATA标准开发了直接读写CF卡的驱动程序,并介绍了CF卡驱动程序的编程技巧。

企业经营国家干预的理论逻辑与制度调试——以企业社会责任为视角

合理协调企业经营与国家干预的关系是世界市场经济发展的永恒命题。从我国现行企业经营国家干预的制度设计看,明显存在干预界限模糊、干预手段单一、干预程序虚置等缺陷,实质上是行政主导的立法模式以及地方、部门利益诉求等体制痼疾在企业经营国家干预法律制度架构上的一种表象,因此,应当改革以经济法为主的企业经营国家干预法律制度。同时,随着社会公平理念、企业社会责任理念逐步成为社会共识,企业在追求盈利的同时,也应更加注重社会目标的实现。在企业社会责任的视角下,企业经营与国家干预表现为对立统一的关系,在企业经营国家干预的制度重构中,应当强调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引入非强制性干预机制、实施"阳光干预"等。

急性脑梗死病人血清miR-132和Ang-1水平变化及其与病情进展的关系

目的:探讨血清微小RNA(miR)-132和血管生成素-1(Ang-1)在急性脑梗死(ACI)病人中表达水平及其与疾病发生进展的关系。方法:选取2019年1月—2020年1月在我院进行治疗的105例急性脑梗死病人作为ACI组,入选同期进行体检的90名健康志愿者作为对照组。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法测定两组血清miR-132表达水平,同时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Ang-1表达水平,并进行Logistic多因素分析。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血清miR-132及Ang-1对急性脑梗死诊断的潜能。结果:与对照组相比,ACI组病人血清miR-132[(0.77±0.39)与(1.00±0.38)]和Ang-1[(1.11±0.35)ng/mL与(1.41±0.40)ng/mL]表达水平降低(P<0.05),且两者呈正相关(r=0.488,P<0.001)。随着脑组织梗死面积增加和神经功能损伤程度加重,ACI病人血清miR-132和Ang-1水平逐渐降低(P<0.05);经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血清miR-132和Ang-1水平降低均是ACI发病的重要危险因素(P<0.05);经ROC曲线分析显示,miR-132诊断ACI的曲线下面积为0.835[95%CI(0.762,0.910),P<0.05)],敏感度为78.67%,特异度为73.64%,而Ang-1诊断ACI的曲线下面积为0.716[95%CI(0.616,0.735),P<0.05)],敏感度为68.50%,特异度为59.60%。结论:急性脑梗死病人血清miR-132和Ang-1表达水平均降低,且随着脑梗死面积的增加和神经功能缺损程度加重,两者表达水平逐渐下降。

企业社会责任视野下的消费潜规则思考

在企业社会责任理论逐渐受到社会各界广泛认同的背景下,无论是从法理基础来看,还是从现实意义去考量,企业对消费者都不仅仅负有保障其安全权、选择权等权利的义务。本文从这一前提出发,探讨消费潜规则的出现是否基于利润原因,以及现代公司治理模式下消费者利益何去何从,分析现实生活中消费者利益与企业利润目标的博弈,从而得出结论:消费潜规则的立法规制需要政府主导。

企业社会责任维度下的消费潜规则规制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已成为不可改变的现实，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法制轨道，以此来解决企业利润目标和社会利益目标的冲突，进而使时下热点的消费潜规则问题通过企业社会责任的正确履行而得到恰当规制，则作为企业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构成一消费者，其利益也必将得到充分保障。本文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入手，探讨企业对消费者的责任和消费潜规则现象反映出来的企业社会责任思考，从而得出规制消费潜规则之可行方法。

揭开消费“潜规则”的面纱——民生视角下看《消法》修改

《消法》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以来,颇受社会关注。在物质生活的丰富、市场经济繁荣的现状下,消费行为成为民生中一项重大问题。现行《消法》实行近20年,对于现今消费"潜规则"的问题难以具体调整,作为保护消费者的倾斜式保护法律,民生是其修订的根本向度,而"潜规则"则是《消法》修订中重要的民生素材。《消法》修订在即,调整"潜规则",提高其可行性,重构平衡消费者与经营者利益的价值取向,在此次修订中亟待回应。

以和咽喉肌无力为主要症状的非典型抗GQ1b抗体综合征1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抗GQ1b抗体综合征的发病率低,目前只有个案报道,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中少见病,临床表现复杂。现报道以周围性面瘫、咽喉肌无力为主要症状的非典型抗GQ1b抗体综合征病例1例,通过分析该病例的临床表现和诊治过程及相关文献复习,提高对此类疾病临床诊治的认识。

经济法限令的法律规制研究

经济法限令已经成为经济转轨时期一种广泛存在的客观事实,但其存在的正当性基础遭到了质疑,在具体实施中也引发了负外部性问题,因此在对经济法限令进行实证比较研究的基础之上寻求限令规制的法治路径尤为重要。在穷尽救济原则的指导下,对限令颁布的条件和程序进行合理设计,并完善监督机制和司法救济机制,将成为限令规制的理想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