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下财政收入监管的新思考

一、近年来经济发展与财政收入增长新情况 2008年下半年我国经济运行遭遇世界性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致使GDP增长率在2009年第一季度达到谷底，只有6．1％，而财政收入更是同比下降了8．32％，这是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运行再次陷入谷底。此后，我国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进行强有力地调控经济，GDP增长率迅速强劲反弹，财政收入增长率也很快恢复高速增长的态势。

合理划分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的思考

2014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2016年基本完成重点工作和任务，2020年基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会议确定了重点推进三个方面的改革：改进预算管理制度、深化税收制度改革、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构建科学合理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是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标志．

普通住宅标准调整与我国房地产市场纳税评估周期问题研究

2008年以来,我国房地产市场一度呈现过热倾向,投机需求严重,房价飙升。为此,国家连续出台了各项具有针对性的房产限购、限贷"、新房产税"试点等调控政策,但房地产市场的持续调控一直使地方财政倍感压力。在此背景下,于2012年前后,我国多地调整了普通住宅标准。然而,与其说这是理顺我国房地产政策的适时之举,不如说这是对房价上涨之后的事后背书。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不仅需要持续适时的调控政策,更需要通过税收的征纳加以规范。合理的纳税评估周期,可以较好地完善我国房地产市场。

建立健全预算评审机制是完善财政监督的重要举措

预算是政府安排财政收支的计划．是政府施政的行动部署。预算编制的好坏，直接关系政府履政的成效和财政资金使用的效率。

深入推进收费清理改革的思考

收费清理改革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特别是近年来，国家大刀阔斧地开展改革，实施简政放权，采取一系列举措取消、停征、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为企业和个人减轻了负担。显然，现代收费性质较以往已经发生巨大变化，政府行政事业性收费是否仍有必要？如何建立规范透明的收费制度？本期专题继续邀请财政学者从专业角度进行探讨，深入解读现代财政制度下收费清理改革问题。

中国社会经济福利的衡量与评估——跨越国内生产总值之限

本文基于消费等值模型,构建了包括预期寿命、消费、闲暇、公共服务、环境质量和财富不平等性等六个因素在内的消费等值福利指标,以衡量和评估20多年来中国社会经济福利的变化。研究表明:(1)从全国层面看,1994至2019年,中国的社会经济福利水平大幅度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进一步改善;(2)从地方层面看,社会经济福利水平呈现出东、西、中依次递减的区域分布特征,并且社会经济福利水平的不平等比收入水平的不平等更加严重;(3)不同因素对全国整体在不同时期以及不同省份在同一时期的社会经济福利水平均产生不同影响,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事实吻合;(4)尽管国内生产总值与消费等值福利指标的相关性较高,但是2010年之后,后者所衡量的社会经济福利水平明显加快增长,拉大了两者的偏差,这说明消费等值福利指标能够更加全面地反映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社会经济福利水平的变化。可见,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应当全方位关注各种因素对社会经济福利水平的影响,以推动其整体提升。

提质党的自我革命的常态长效机制——以民主评议党员工作完善为例

自我革命是党的建设的永恒主题,而民主评议党员是增进党内民主、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方式,是永葆基层党组织和共产党员的先进性、纯洁性的重要机制,对于锻造一支信念坚定、素质优良、听从指挥、纪律严明的党员队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的组织及其成员如何直面时代考验和伟大挑战,需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本文从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视角研究如何提质党的自我革命,探索和优化新时代民主评议党员的工作机制。

“营改增”背景下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变革

"营改增"引致地方主体财源结构变化,使得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需要尽快做出优化调整。一级政府一级财政、基层财政层级的端点设置、财政层级的数量,构成了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基本前提。针对当前我国乡镇级和地市级财政的存废,需要从历史和现实的维度加以辩证考察,进而理性地推进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深化改革。

浅析私人飞机的税收管理

随着全球航空运输业的不断发展，飞机开始出现私有化倾向。21世纪初，美国已有约70万名飞行员，其中约40％是私人飞机飞行员，在远距离交通运输方面，私人小型飞机开始取代汽车和火车。①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个人财富的积累，近年来我国私人飞机市场发展势头良好。然而，与汽车、轮船等交通运输工具相比，我国缺少一套对私人飞机购置、使用、保有环节完整的税收政策，相关政策亟待完善。

纳入劳动强度的中国经济增长核算

本文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榨取模型引入新古典增长核算模型,构造了纳入劳动强度的经济增长核算模型,并基于2001-2017年数据进行经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市场产出变化并非主要来源于劳动力数量和劳动时间,二者未形成较大的推动作用;劳动强度增长率波动明显,尤其是2004年后,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呈下降趋势;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主要是非劳动要素投入,包括全要素生产率和物质资本投入,但自2008年起,二者的增长趋势却出现明显下滑。在考虑企业实际工资最优化及教育对人口素质的影响后,研究结果未发生显著改变。本文拓展了传统的增长核算模型,研究结果不支持“中国的经济增长属于纯粹的投入驱动型增长模式”的观点,适时地回应了人口红利论和劳动压榨论。

实体产业发展面临的税收政策制约及破解

为振兴本国实体产业,促进经济稳步回升,各国纷纷推出一系列产业促进政策,并配合实施相应的贸易保护措施、减税措施。因此,本文首先分析了实体产业在理论上的具体内涵和在实践中的经济地位,认为实体产业仍是"提升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建设世界强国"的重要途径。然后,本文从"居民消费""产业投资""国际经济活动"三个方面梳理了实体产业所面临的税收政策制约,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助力实体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