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水平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基于创新网络视角

当前,数字经济迅猛发展,数字化水平提升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着力点,是实现企业和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基于2010—2020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上市数据,分析数字化水平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水平的提升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投入,但是这种影响具有两个层面的异质性:数字化水平的提升对国有企业和小企业创新作用更明显;数字化对企业创新的积极作用在东部地区、高数字化水平地区以及低市场化水平地区的样本中表现更突出。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水平主要通过提升企业创新网络深度作用于企业创新活动,创新网络广度在数字化水平与企业创新活动之间并未起到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有助于揭示数字化水平、创新网络以及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并为数字技术赋能企业创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基于契约理论的政府与企业创新补贴博弈分析

本文针对政府创新补贴背后的逆向选择问题,将创新补贴看作是政府为企业提供的"契约",基于契约理论刻画了不同信息结构下政府和企业的行为和选择,同时得到了最优政府创新补贴系数和最优企业R&D投入水平。研究发现:企业风险偏好、研发项目的风险、知识产权制度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政府补贴系数和企业R&D投入水平;信息不对称下,政府补贴系数和企业R&D投入均有所减少。为了缓解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低效率,进一步建立了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契约,发现只要贴现因子足够大,双方可以建立长期合作,进而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政府主导的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利益分配机制研究

本文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合作博弈和厂商模型,研究了政府主导的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利益分配机制.首先,分析了不同信息结构下企业和科研机构的行为,讨论了双方的策略和社会福利;然后,将信息不对称下福利损失看作双方的信息租金进行二次利益分配,首次建立了政府主导的具有双边激励效应产学研利益分配机制.研究表明,信息不对称下科研机构的投入水平低于最优投入水平,具有双边激励效应的分配机制不仅兼顾了企业和科研机构双方的利益、发挥了政府在产学研协同创新利益分配中的引导作用,也提升了社会整体福利,有效缓解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低效率.

官员任期、标尺竞争与地方政府科技支出——基于地级市数据和两区制空间杜宾模型的新证据

本文基于2003—2016年中国地级市数据,利用官员任期考察晋升激励对地方政府科技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多维绩效考核下,地方官员在任期内会策略性"安排"政府科技支出,官员任期和地方政府科技支出呈U形关系,转折点出现在官员上任的第5~6年。此外,在晋升激励下,地方政府在科技支出方面存在显著的互补型策略互动,且在官员第一任期时的政府科技支出反应系数明显高于官员第二任期时的科技支出反应系数,即在官员晋升激励更强的时期,地方政府科技支出竞争更激烈,说明在相对绩效考核方式下,地方官员会围绕科技创新展开标尺竞争,提高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投入,改善政府支出结构。

基于基尼系数的中国科普经费投入公平性分析

在中国科普事业“马太效应”日益凸显的背景下,本文首次运用收入份额法对科普经费基尼系数进行测算,并按照地区和筹资渠道进行分解,得到各组的子基尼系数以及关于总体基尼系数的边际效应。研究表明:中国人均科普经费在省际之间差异较大,但总体呈下降趋势,基尼系数保持在0.5左右。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的基尼系数远高于中西部,是总体变化的主导因素,而中西部较为接近;三个地区的基尼系数均有不同程度的波动,东部地区的基尼系数呈下降态势,但是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省际差距出现扩大迹象。从筹资渠道看,各来源的省际差异十分显著,其中政府拨款的基尼系数最小,并主导了总体基尼系数的变化。提高政府拨款和中西部科普经费在总体科普经费投入中的比重,有利于改善科普经费投入在省际间的公平性。

财政分权、政府偏好与企业创新

针对中国地方政府和企业创新动力不足问题,文章在中国式分权框架下,通过建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的三层博弈,对财政分权如何影响地方政府偏好,进而作用于企业创新活动的传导机制进行了理论解释。进一步地,利用2007—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和城市数据进行了计量检验。研究发现:(1)财政分权会显著影响地方政府偏好的形成,且收支分权对地方政府投资性偏好具有非对称影响。财政收入分权会使地方政府的投资性偏好下降,而在财政支出分权下,地方政府行为会出现短期倾向,更偏好经济效益明显的短期投资。(2)地方政府投资性偏好会抑制企业创新,且这种抑制效应在国有企业、有关联企业和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中更加明显。(3)官员绩效考核指标的变化对分权影响地方政府偏好具有调节作用,官员绩效考核变革强化了财政收入分权对地方政府投资性偏好的抑制作用,弱化了财政支出分权对地方政府投资性偏好的促进作用。

考虑跨国公司公平偏好的激励监督机制研究

为解决东道国政府和跨国公司因信息不对称和利益不一致造成的委托代理问题,本文在HM委托代理模型中引入监督机制,建立了完全理性和有限理性两种情形下的东道国政府——跨国公司的激励监督模型,并对模型的均衡解进行了算例分析。研究发现:同时建立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能更好地约束和规范跨国公司行为,跨国公司的最优努力水平与东道国的激励水平、监督水平正相关;当跨国公司具有追求公平偏好的动机时,东道国政府牺牲部分利益可以换得跨国公司额外的努力,在一定条件下,双方的效用均得到改善。

基于基尼系数的中日医疗卫生经费区域公平性对比分析

利用基尼系数的等价算法:收入份额法,测算了中国和日本的省际医疗经费的基尼系数及基尼系数边际效应。结果表明,我国人均医疗财政支出的省际差距较大,但差距呈逐步缩小之势。近十年来,我国地域间医疗经费支出的公平性有了较大改善,但相比较日本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根据日本的发展经验,不断完善我国的财政体系,确保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的协调统一,是从根本上保障我国医疗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基于讨价还价博弈的经理人激励契约研究

本文在代理人市场是非完全竞争的现实条件下,假设委托代理双方基于重视讨价还价过程的激励契约进行谈判.依据讨价还价过程,建立并求解了无限期Rubinstein轮流出价讨价还价博弈,并利用破裂点分析了代理人的机会主义支付,最后根据唯一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和破裂点为委托人和代理人提供了一份非线性均衡契约.在均衡契约中,委托人获得固定的企业净利润,代理人获得剩余部分,通过这种方式把企业绩效、代理人的努力水平和代理人的薪酬结合到一起.基于Rubi璐tein讨价还价博弈得到的激励契约,做到了在考虑到代理人利益的前提下实现委托人利益的最大化,这样的激励契约是有效率的,更是均衡的,也为激励契约的设计提供一种更符合现实情况的可供借鉴的方式.

科普供给侧改革灰色预测与关联度分析——以北京为例

我国经济、科学的发展日新月异,但公民科学素质低下,城乡、东西部差异相当明显,匮乏的公民科学素质已成为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短板,科普能力能否提高就成为这块短板能否补长的重要制约条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自2015年被习近平同志提出后,受到各界的肯定,也为我国科普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需要从国家层面自上而下抓科学普及.本着为全面提升我国公民科学素养、促进我国科普事业发展、推动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宗旨,以北京为例,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角度出发,基于灰色关联度和GM（1,1）预测模型,探索了我国科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进一步提出了我国科普事业下一阶段的发展建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的创新决策:企业韧性视角

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条件下,如何增强发展韧性、提升创新水平是企业面临的重要问题。利用共同因子模型对中国上市公司韧性进行了估算,并探讨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不同韧性企业的创新活动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韧性水平的差异会使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产生门槛效应,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低韧性企业会减少创新活动,高韧性企业会增加创新活动;企业韧性的门槛效应在不同市场化地区和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均存在;不同韧性企业的创新收益预期、融资约束和管理层风险偏好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反应存在显著差异,这也是企业韧性门槛效应产生的主要原因。此外,企业韧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作为企业内部治理的替代,向投资者释放积极信号,从而帮助企业获得更多融资。经济政策不确定情境下的创新活动有利于提高企业经营绩效,对企业破产的负面影响并不明显。

地方政府创新竞争与企业创新

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技术创新逐渐成为新的官员晋升标尺,地方政府的竞争格局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并通过“有形之手”影响企业创新活动。基于2007—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和地级市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科技支出存在策略互补型竞争,且竞争在2013—2018年、主官处于第二任期、东部地区的样本中更加明显。这表明,创新竞争已成为地方政府之间新的竞争模式。进一步分析发现,政府创新竞争显著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这种激励作用随着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呈现出先增长后减弱的倒U型特征。机制检验结果则表明,政府围绕科技创新展开竞争会提高企业创新补贴、税收优惠和地区产业集聚水平,从内部和外部两个层面改善企业创新环境,从而推动企业技术创新。

基于Rubinstein讨价还价博弈的农地流转价格研究

针对农地流转市场存在双边信息不对称议价的现实,基于Rubinstein讨价还价博弈刻画了农地流转双方的议价过程,根据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得到了均衡流转价格,最后利用有关数据进行了算例分析.研究发现:均衡流转价格与流入方议价能力负相关、与流出方议价能力正相关;在流出方先出价的不完全信息讨价还价博弈中,当流出方对流入方的策略空间了解的越准确,或者流入方对流出方的策略空间了解的越少时,均衡交易价格越高;另外,流转双方的心理预期价格越高,均衡交易价格也越高.将流转双方的讨价还价过程、信息结构、破裂点纳入到农地流转价格的研究,既兼顾了流出方和流入方的利益,为双方谈判和议价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农地流转价格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新时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新变化

本研究基于Dunning的国际生产综合理论,并引入生命周期动态理论,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别面板数据,探索了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外投资的新变化.结果表明: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资源稟赋、战略资产稟赋、制度质量以及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等因素都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影响,但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表现有所不同.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越来越倾向投资于高政治质量的东道国,并且越来越少的被东道国的自然资源稟赋所吸引,这些结果都符合并反映了中国经济自身发展的新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