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和牟宗三的中西文化精神比较

近代中国民族的危机本质上是文化的危机,这是现代新儒家的共识。现代新儒家力图在文化上解决中国民族的危机。唐君毅和牟宗三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著作大部分集中于中国文化建设问题的探讨,通过中西文化精神的比较探讨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进而摸索中国文化的合理的发展方向。本文主要分析唐君毅和牟宗三的中西文化精神的比较,探讨他们如何摸索中国文化的现实出路。

现代新儒家的区分问题探析

现代新儒家自从20世纪20年代形成之后,至今已有80余年的时间。随着时代的变换,他们的思想也在不断地变化,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思想体系。怎样区分现代新儒家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问题,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但综观现代新儒家的思想发展轨迹,能够看到他们的思想在每一社会变革时期都反映出他们所处的时代特征,他们所注重的学术观点也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因此,通过分析变化中的不同时代特征,能够看到新儒家思想的发展趋向,通过考察新儒家思想的发展轨迹,又能够解决现代新儒家的区分问题。

从《坛经》看慧能的修行观

《坛经》作为禅宗的宗经，是中国僧人著作中唯一称“经”的典籍，它记录慧能的一生说法，也集中体现他的思想。因此，要理解慧能思想，中国禅宗思想和整个中国佛教，《坛经》是不能忽视的重要典籍。

贺麟“体用不二”的文化思想

本文主要探讨第二代现代新儒家贺麟的中西文化思想。贺麟依据“文化的体用观”提出了“以体充体,以用补用”的中西融合文化模式。他认为所谓文化都是有体和有用,要理解文化应该整体把握文化的体与用,不能单独只看文化的“体”或“用”。贺麟在探讨文化问题的过程中有许多思维模式都超越了前代新儒家和其他思想家。而且他提出的文化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全盘西化”“中体西用”“中国本位”,是一种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文化模式。贺麟思想具有超越性、突破性、开放性,他提出的许多新概念在现代新儒家思想史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梁漱溟的文化生成论及东西文化观

梁漱溟先生以＂意欲＂＂生活＂的两个概念来把握文化形成的逻辑结构,通过＂文化三路向＂分析西方、中国、印度文化之所以不同的内在原因,通过＂文化早熟＂论证中国文化的现代价值,进一步提出世界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不过,他的文化形成理论和中西文化观具有逻辑上的矛盾。他所提出的＂文化三路向＂是＂文化相对主义＂＂文化多元论＂的观点,他在＂文化早熟＂上采取的却是＂文化绝对主义＂＂文化一元论＂的立场。梁漱溟之所以探讨文化问题目的并不是在于回应全盘西化思潮,而是在于论证中国文化的时代价值,开拓以中国文化为主的现代化道路。以一个文化为主体的现代化之路是文化一元论的路向。如果他的文化观停留在文化多元论的立场,那么开拓以中国文化为主的现代化道路只不过是一种空想。之所以出现这种逻辑矛盾,是因为他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时候,本着对中国文化的强烈信念,感性超过理性。因此,也许他不可能逻辑地分析文化的内在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