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行业契约密集度与企业效率

信任被认为是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并列的影响一国比较优势的重要因素。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及省区层面信任指数,研究信任影响企业效率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信任指数与行业契约密集度的交互项系数保持显著为正,即信任程度越高,越有助于处于高契约密集度行业的企业提升劳动生产率;位于高信任地区的契约密集型行业企业,更利于扩大企业规模,提高出口额,形成比较优势。因此,加快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全面增强社会信任,可以从非正式制度层面改善我国企业生产效率和出口商品结构,促进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逐步提升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选择一般贸易还是加工贸易?——基于制造业企业层面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中,我国企业选择参与国际贸易的方式主要受哪些因素影响?参与国际贸易方式的不同会对企业利润、财务状况构成什么样的影响或制约?这些是企业参与国际化不容回避的问题。采用固定效应模型面板回归方法,根据2005—200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层面微观数据,对企业的贸易方式与企业利润之间的关系以及企业财务状况对选择贸易方式影响的实证研究表明,企业对贸易方式的选择倾向程度从高到低排序为:一般贸易、进料加工贸易、来料加工装配。企业的流动性比率和杠杆率显著影响企业贸易方式的选择。相较于来料加工装配的贸易方式,受财务约束较少的企业倾向选择一般贸易或进料加工贸易方式。

中间产品进口、企业生产率与出口多样性

运用2002年~200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层面的数据,依据理论模型分析建立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中间产品进口对企业生产率及出口多样性的影响。结果表明,从不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进口中间产品均能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且后者的促进作用更强;控制了企业生产率和企业规模后的研究表明,从不同来源地进口中间产品均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种类和出口目的地的增加,且来自发达国家的中间产品的影响作用更大;进口中间产品通过互补效应和技术/质量转移效应两个渠道促进了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低价机制和技术/质量机制是中间产品进口影响企业出口多样性的两种机制。我国应积极实施中间产品贸易政策,促进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实现出口的多样性。

产品价格与企业规模——基于制造业企业产品层面数据的经验分析

采用2004-200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产品层面微观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面板回归方法,对产品价格与企业规模之间存在的相关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出口产品价格,进口投入品价格与企业规模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企业规模越大,出口产品定价越高,购买的进口投入品价格越高。本文对产品价格与企业规模之间相关关系的内在机理进行详细分析基础上,实证检验得出产品质量是影响产品价格与企业规模之间相关关系的最重要因素。

出口竞争与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采用中国制造业企业2002～2006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国际市场上来源于不同工资水平国家的产品市场份额对我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高工资国家出口产品的市场份额与我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来自高工资国家的出口竞争促使我国企业提高自身创新能力，从而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进一步分样本回归发现，高工资国家出口竞争与企业人力资本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协同提升作用在技术密集型行业最为显著，而资本密度和研发投入与高工资国家出口竞争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协同提升作用在劳动密集型行业最显著。

中国企业贸易类型与国际贸易集中度的关系——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运用2005—200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微观层面数据,将参与贸易的企业划分为4类,采用Gini系数和Theil系数研究企业贸易类型与国际贸易集中度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制造业内,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贸易活动相对集中于少数制造业细分子行业;在制造业细分子行业内,少数企业的进出口贸易额占总贸易额的大部分,只有少数企业有较多的出口目的地和进口来源地,并且企业的进口来源地更为集中。

国际经济与贸易人才培养体系改革探究——数字贸易背景下

数字经济催生数字贸易新业态迅猛发展,衍生了各行各业对数字贸易专业人才的强劲需求。然而,传统国际经济与贸易人才培养体系在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师资队伍、学生综合能力培养等方面已经不再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人才需求,本文通过分析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面临的现实困境,探究与数字贸易发展特征相契合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人才培养体系改革路径。

外资并购与目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目的/意义】为政府部门提高引资质量和水平、优化要素收入分配机制提供经验证据。【设计/方法】运用PSM-DID方法,在有效控制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深入考察外资并购对目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结论/发现】外资并购显著提升了目标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但动态效应检验反映其作用效应存在较长的时滞。随后异质性分析表明,外资并购对目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主要体现在绝对控制型并购、东西部地区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影响机制分析检验表明,外资并购通过扩大雇佣规模,增加对高技能劳动的需求从而对目标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产生显著正向作用。

企业数字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来自中国私营企业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掀起了一波企业数字化浪潮,对企业组织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基于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运用迭代主因子法构造企业数字化指数,深入研究企业数字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对劳动生产率存在“U型”非线性效应,即在企业数字化的影响下,劳动生产率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促进技术进步、推动组织变革和提高劳动力流动是企业数字化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渠道。建议政府部门在大力倡议“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同时,关注企业数字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促进数据要素与劳动力的融合发展。

试析小班幼儿良好进餐习惯的培养

基于对小班幼儿良好进餐习惯培养的研究,首先,阐述小班幼儿进餐存在挑食、偏食,无法独立进餐等问题。然后,为保证小班幼儿能够养成良好进餐习惯,给出制定进餐习惯教育内容、创建良好进餐环境、适时的表扬与鼓励等有效措施。最后,要认识到良好进餐习惯对幼儿成长的重要作用,从而在日常生活中或者小班集体进餐中,采取有效手段,培养幼儿良好进餐习惯。

重庆城口县马铃薯种薯繁育体系建设初探

加强对城口县马铃薯种薯繁育体系建设的分析研究工作,有助于促进实现马铃薯种植、繁育、销售一体化的流程体系,推动城口县马铃薯的生产发展。

广东省登革热的流行病学特征分析

目的分析广东省2014年登革热疫情的流行病学特征,为今后有效地预防控制登革热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收集广东省2014年登革热疫情的流行病学调查资料,检测各医院送来的登革热标本,对数据进行统计与分析。结果广东省2014年登革热疫情形势严峻,采用登革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探针法)对标本进行检测,确诊率达95%。结论本研究为公众和卫生行政部门更加准确地认识登革热的流行特点及规律,实施有效的预防和控制措施奠定了基础。

血清学联合核酸检测在献血者血液筛查中的应用价值研究

目的探讨血清学联合核酸检测在献血者血液筛查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2017年1月至2017年12月我站采集的51444例无偿献血者的血液标本作为研究对象,对所有纳入研究者的血液标本进行检测,采用ELISA法对血清HBsAg、HCV、TP、HIV进行两种试剂同时检测,并对其ALT进行速率法检测,并采用核酸检测技术对HBV DNA、HIV RNA、HCV RNA进行8人份三项目联合检测,并对检验结果进行分析。结果纳入本研究的51444例无偿献血者的血液标本中,合格标本有50576份,不合格标本868份,其中包括187份TP抗体不合格标本以及214份ALT不合格标本,所有标本中除TP抗体、ALT抗体不合格外,其余两种血清学试剂检测均有反应性146份,单试剂反应性标本299份,将合格标本和单试剂反应性标本同时进行核酸检测,核酸检测有反应性标本21份,3例为血清学单试剂反应性和核酸检测均有反应性。结论核酸检测技术可有效降低输血疾病传播率,但仍可能存在漏检可能性,不能对血清检测完全替代,临床上将两种检测方式联合应用可提高检测准确率,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雇佣期限结构

本文利用第七次至第十二次(2006-2016年)中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雇佣期限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私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显著降低了企业长期雇佣占比,提高了短期雇佣占比和临时雇佣占比,即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雇佣关系的稳定性造成了负面影响。在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处理潜在内生性问题之后,结果仍保持稳健。异质性讨论显示,私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雇佣期限结构的影响效应在无体制内经历的企业家、资本密集型部门、中西部地区的样本中更为显著。本文还检验证实,劳动力技能供需不匹配与雇佣成本效应是私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企业雇佣期限结构的两个有效渠道。在扩展分析部分考察了企业工会和基层党组织对两者关系的影响,发现私营企业组建工会和建立基层党组织有助于缓解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雇佣期限结构的负面影响。本文的研究为我国当前制定企业境外投资政策、提高国内就业质量、改善劳动力市场的雇佣关系提供了丰富的政策启示。

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对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探析

文章采用三种指标衡量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运用2000~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和贸易数据,全面考察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服务贸易自由化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概率和出口密集度。而异质性分析结果则提示金融、分销、商业服务等新型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出口促进作用更大,同时外资企业、东部企业、高服务使用率企业以及高生产率企业在服务贸易自由化中受益更大。通过考察地区制度环境对服务贸易自由化与企业出口相关关系的影响,发现更为开放完善的地区制度环境强化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出口的正向促进作用。此外,文章还引入生存分析模型,深入考察服务贸易自由化与企业出口持续期之间的因果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服务贸易自由化显著延长了企业出口持续期。

探究城市质量分工源泉——要素禀赋与本土市场效应

本文采用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生产贸易数据,检验理论机制部分提出的研究假设,并对决定城市质量分工的要素禀赋机制与本土市场效应机制进行甄别检验。实证研究发现,"高收入城市出口并进口高质量产品"的假设成立,影响城市质量分工的要素禀赋机制与本土市场效应机制同样有效。以上结论在加入城市土地价格后和按照不同标准划分的分样本检验中仍保持稳健。研究结论表明,高收入城市的要素禀赋优势和本土市场规模优势对企业生产高质量产品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企业生产率、产品质量与出口目的地选择——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层面证据

采用2005-200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层面贸易数据,基于企业产品质量异质性视角,研究企业生产率、产品质量与出口目的地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生产率、产品质量与对低收入国家的出口贸易额占比呈稳健负相关关系,生产率高的企业通过追加研发投入更易生产出高质量产品,以满足高收入国家对高质量产品的偏好需求,因而更倾向于向高收入国家出口;出口目的地人均收入与企业的生产率、研发密度、产品质量的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由于人均收入较高的目的地对高质量产品的较强偏好,向人均收入较高的目的地出口有助于提高企业生产率和提升产品质量。生产高质量产品的企业应集中向高收入水平的目的地市场出口。

中间产品进口与企业出口质量

文章采用2002—200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借鉴Harrigan等（2011）的方法测算我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质量指数，实证分析中间产品进口与企业出口质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发现，进口中间产品与企业出口质量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即进口中间产品对企业出口质量存在显著促进提升作用。通过将进口来源地划分为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进一步实证分析发现，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中间产品都对企业出口质量存在显著促进提升作用，而从低收入国家进口的中间产品对企业出口质量的提升更大，即产品多样性互补效应的作用更大。另外，企业人力资本水平、研发营销、企业规模与企业出口质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资本密集度与企业出口质量的相关关系并不显著。按照行业要素禀赋和贸易方式划分的分样本回归结果验证了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出口、出口目的地与工资水平——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层面证据

文章基于企业技能结构视角,依据企业出口行为决策与技能构成理论模型建立计量模型,运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层面出口贸易数据,实证分析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出口目的地与企业工资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出口密集度、向高收入国家出口占比与企业工资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关系。采用工具变量估计方法进行检验,发现向高收入国家出口显著促进了企业工资水平的提高,而出口本身对企业工资水平的提高并没有显著的因果影响。文章进一步验证了质量升级机制和出口目的地特定服务机制在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行为中成立。

制度会影响出口质量吗?——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良好的制度环境会显著促进一国(地区)出口质量的提升。基于产品的国际市场均价构建国家行业层面出口质量指数,并采用Kaufman指标衡量制度,利用2002-2012年跨国数据实证检验制度与出口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制度与国家出口质量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另外,一国(地区)的人均收入、研发投入、人力资本、外资流入也与出口质量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分样本考察显示,在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良好的制度都会对出口质量产生显著的提升作用。在其他影响一国出口质量的因素中,研发投入对出口质量的促进作用在高收入国家更为显著,而人力资本对出口质量的促进作用在低收入国家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