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化和辛亥革命

七十年前发生的辛亥革命,是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革命。在中国资本主义初步发展、广大人民要求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背景下,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志士,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民主,艰苦奋斗,终于在1911年掀起了全国规模的革命大风暴。

评关于孙中山早期政治思想的两种新说

关于孙中山早期的政治思想,通常都认为,经历过从改良到革命的转变。1894年6月上书李鸿章,是改良的铁证;同年11月檀香山兴中会成立时的誓词,则为革命的表征。近年来,二者都遇到了有力的挑战。

同盟会内部风潮与孙中山

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宣告成立,设本部于东京,推孙中山为总理.在当时,本部设于东京可说是当然的选择.因为东京集中了中国各省革命知识分子的精英,参与筹建工作的第一批骨干都在这里,数以万计的留日学生群还可望提供源源不断的后续力量,而日本政府对孙中山和留日学生中的革命活动又采取了支持或默许的态度.从1905年8月到1907年3月孙中山被迫离开日本的一年半里,中国同盟会建立了本部机构,推定了各省主盟人,发展了“逾万”会员;创办了《民报》,宣传了民主革命思想,并对改良路线开展了积极的斗争;为在两广地区发动起义进行了准备。

马克思主义的再学习和历史的再认识

重史轻论现象值得正视 近年来,历史学界在遭受“十年浩劫”的致命摧残后,拨乱反正,努力挣脱极“左”政治的枷锁和教条主义的绳索,逐渐复苏,并出现了大有希望的可喜的苗头。

史学的革新

近年来,不时有人谈到史学的“危机”,也有人采用乐观的调子,说是“转机”。不论“危机”或“转机”,都表示传统的史学理论和方法、现行的史学内容和形式,已不能令人满意或不甚令人满意,从而要求有新的探索、新的突破、新的变革。这种革新史学的呼声是值得重视的。它促使我们认真检讨我国史学多年来存在的某些偏颇,注意时代和社会的需要,汲取科学发展最新成果的营养,解决在“开放”“改革”

戊戌变法历史评价的若干问题

关于戊戌变法的评价问题,在史学界内部,意见从未完全一致。解放初,苏联叶菲莫夫在《中国近现代史》的有关部分认定,戊戌变法是反动的,因为它属于改良主义运动,而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改良主义在本质上是反动的。但这个意见在中国史学界的多数人中并没有得到赞同。中国史学界一般承认戊戌变法的改良主义性质,但认为在当时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具有进步的作用。至于为什么本质上反动的改良主义会起进步作用,则缺乏充分的理论说明。近年来的研究,兵分两路:一路从戊戌变法的客观历史作用出发,主张摘掉改良主义的帽子,重新定性;一路坚持改良主义的定性,着力揭示其反动的本质。在某些论著中,通过对变法诏谕的分析,论证百日维新中执行的主要是洋务派的政策,载湉只不过是洋务派的皇帝,并推论即使维新不被推翻,康有为等维新派也只能成为新洋务派。这,可以看做后一路的重大“突破”。它给人以新的启迪,无疑将有力地推动对戊戌变法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义和团运动再认识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它的性质与作用,历来存在着分歧的意见.李时岳先生所撰《义和团运动再认识》一文,对义和团运动的历史渊源、时代背景、运动过程及其后果等等,作了深入的考察和分析,并对之持否定的意见.同时,该文对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斗争,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观点鲜明.本刊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予以发表,并期望学术界能就这一问题,进一步展开讨论.

《实业计划》和孙中山的社会主义

孙中山曾多次说明,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曾公开声称自己是个“完全之社会党”。在他的演说辞和论著中,对民生主义——社会主义有过许多理论的、原则的、具体的阐述,但所描绘的“社会主义”前景往往美妙而模糊。《实业计划》是他精心设计的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兰图,是经过深思熟虑、准备付诸实施的行动计划,从中,可以看到孙中山心目中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和清晰样式。

洋务派与顽固派关于铁路问题的争论

洋务派在兴办洋务事业的过程中,不断遭到顽固派的反对和攻击。两派之间发生过多次争论,其中关于铁路问题的争论是持续时间最长、斗争最为激烈的一次。 洋务派官僚把修筑铁路作为谋求富强的重要措施之一。早在1872年,李鸿章就主张改“土车为铁路”,指出:“俄人坚拒伊犁,我军万难远役,非开铁路,则新疆、甘陇无转运之法,即无战守之方。俄窥西陲,英未必不垂涎滇、蜀,但自开煤铁矿与火车路,则万国蹜伏,三军必皆踊跃,否则日蹙之势也。”他把兴修铁路与加强边防联系起来。

从《秋夜草疏图》说起——辛亥革命回忆录琐谈

《秋夜草疏图》据说是武昌起义后立宪派首领张謇代江苏巡抚程德全起草劝清帝退位奏章的图记,黄炎培《我亲身经历的辛亥革命事实》写道:“(辛亥八月)二十五日,我和沈恩孚(信卿)、雷奋(继兴)、杨廷栋(翼之),还邀到了张謇同去苏州阊门外惟盈旅馆.张謇受程德全委托,代草劝清帝后逊位奏章,这事保留着一幅《秋夜草疏图》做纪念,我曾题诗一首,收入我的诗刊《苍桑集》.”按,阴历辛亥年八月二十五日,即阳历1911年10月16日,上距武昌起义仅六天.当时,全国还没有一个省区响应革命的.江苏巡抚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让立宪派首领起草奏疏请清帝退位,可说够“先进”的了.回忆中有时间、有地点、有当事人,还有图为纪、有诗为证,似乎不容置疑.然而,张謇的《啬翁自订年谱》却是这样记载的:

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思考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似乎半殖民地半封建就是在封建主义之外加上帝国主义。因而,近代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变,完全是“历史的沉沦”。众所周知,殖民地指的是国家地位,封建指的是一种社会形态,二者本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遭受外来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丧失了主权和独立。

《实业计划》和孙中山的社会主义

孙中山曾多次说明，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曾公开声称自己是个“完全之社会党”．在他的演说辞和论著中，对民生主义——社会主义有过许多理论的、原则的、具体的阐述，但所描绘的“社会主义”前景往往美妙而模糊。《实业计划》是他精心设计的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兰图，是经过深思熟虑、准备付诸实施的行动计划，

开创我国历史学的新局面

党的“十二大”的召开,标志着六年来拨乱反正任务的完成和三十三年来历史性伟大转变的实现。在全面清理“文化大革命”和它以前的“左”倾错误的基础上,迎来了全面开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各条战线都面临着开创新局面的课题,历史学自然不能例外。

洋务运动论纲

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的阶梯之一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中早已有之,近年重新提出却引发了一场颇为激烈的争论。赞成或同情者认为勇气可嘉,开拓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路,反对或怀疑者认为离经叛道,背弃了对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认识。五、六年内,开过两次全国性的学术讨沦会,发表了二百多篇论文,观点往往截然不同,分歧意见涉及洋务运动的内涵处延、总体局部的各个方面,可说是历史学界近年来最热的热门。而且,争辩的势头方兴未艾,第三次学术讨论会又将在兰州召开。作为争鸣一方,我愿将自己看法作个集中系统的概述,并试图分析问题的症结所在。

史学的革新——在齐齐哈尔市社联举办的学术报告会上的讲演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六日) 目前,我们历史学界正在酝酿、提出一个史学革新的问题,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动向。 近几年来,在史学界不断有人——特别是青年人提出“史学的危机”问题,就同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提到“马克思主义危机”的问题一样,叫“史学的危机”。有些同志用比较积极的字眼,叫“转机”、“史学的转机”。不管是“危机”还是“转机”,反正是说对传统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对现行的史学的内容和形式,都感到不能满足。

洋务与洋务派简论

目前,从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洋务运动的文章看来,很多论者对“洋务”、“洋务派”与“洋务运动”等概念各有不同的理解,从而出现了众说纷纭的局面。为了便于洋务运动评价问题的讨论深入开展,有必要对上述名词的来源和含义作一番考察,并加以评论。

论李鸿章的洋务思想

李鸿章是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毕生致力于洋务事业,在整个洋务运动中居于不可争辩的显赫的首脑地位。剖析李鸿章的洋务思想,是研究洋务运动所不容回避、不能或缺的重要方面。

論光复会

一光复会是辛亥革命时期重要的革命团体之一,1904年冬成立于上海。在这以前,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皖地区,已經出現了一批不同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級知识分子,他們结集同道,創办报刊社团,展开救国活动,傳播民主思想,为光复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进步知識分子的趋向革命,以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軍侵略为契机。1900年,当北方形势正十分紧急时,杭州有人組织“浙会”以“研究时事”,上海有人召开“国会”号召救亡。

清末农村經济的崩潰与农民运动

农村经济的全面崩溃和农民反抗怒潮的普遍蔓延,是清朝统治面临末日的主要特征之一。农村經济之所以崩溃,原因很多,諸如封建剝削的变本加厉,清朝政府的竭澤而漁,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商业资本与高利貸资本的兇殘榨取……所有这些压迫,随着社会經济的向前發展而一步紧压一步,結果是水利破坏,災荒流行,农業生产衰退,亿万农民求生無路,不能不群起斗爭。因此,清末农村經济的全面崩溃,也就是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殘杀中国人民的一幅血迹斑斑的圖画;

二十世紀初年中国知識界的帝国主义观和民族主义观

一 中国人通过汉文接触到“帝国主义”这个名詞,始于十九世紀末叶。1895年,“出洋学生編輯所”譯日本浮田和民著《帝国主义》出版。这是一本为侵略張目的書。大意說:帝国主义有二种类型,一种是以政府和軍事为主体的“侵略的膨脹”,一种是以人民和經济为主体的“自然的膨脹”,当代的帝国主义專属于后者;至于“自然的膨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