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法学专题”主持人语

相较于规范法学或者本体法学而言,边缘法学的思维范式是交叉思维,或者说是多角度的发散性综合思维。在法律活动中遇到问题,在正确适用法律规范的基础上,着重从广度上解释和适用法律,主要考虑法律的效果,尽可能做到情、理、法的有机结合。边缘法学更加重视社会效果,主张通过综合司法,实现情理法统一,照顾社会习惯和伦理传统,综合运用其他学科知识配合法律解决和处理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实现多赢;边缘法学是以法学与其他学科交叉为基础建立的新兴法学学科。其学科为开展法律活动提供新思维、新方法、新途径,旨在开阔法律人的视野,从多个角度考虑法律活动开展的效果,避免传统法律活动的因循守旧、出现脱离社会现实认知的法律结论。对“边缘法学”持续研究且在学界卓有影响力者,当属李振宇教授。符号学、法文化学、法学学说等问题都属边缘法学的范畴.

家庭整体主义的婚姻法文化释读

中华文化总体而言大体经历了从神话文化、巫觋文化、祭祀文化、礼乐文化、理性文化的演变。家庭整体主义、夫妻共同体是中华婚姻法文化的基本表征。自传说时代“伏羲女娲”夫妻一体思想,到新石器时代北斗和日月自然律从而男女牉和一体,再到商周祭祀文化“婚媾协天”之家庭一体,复到礼乐文化汉学“阴阳和合”家庭一体的思想,及至近现代科学理性时代之民法典中均从未放弃家庭整体主义、夫妻共同体思想。文章认为现有《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受到后现代解构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以自由为圭臬,以原子化个人(自然人)为主体和价值取向,背离我国婚姻家庭法领域的家庭整体、夫妻共同体的实践品格,背离婚姻家庭法自身的利他、合作、互惠、伦理、整体的价值取向,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维护婚姻家庭法的整体主义法功能,推动婚姻家庭编领域的社会法化,是《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实施中必须认真面对的命题。家庭整体、夫妻共同体是当下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原始基因和最基本单位。

敦煌法律故事之功能及类型举隅

敦煌法律故事属于敦煌法学研究的范畴,是敦煌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敦煌法律故事具有实际上的宪法、行政法、基本法功能,是中国古典法律“大、小传统”互动中“大宪章”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敦煌地区人们法律情感维系、法律意识凝聚的重要载体,是我国古典法律宪章中取得法律效果“情理法”统一“中庸”平衡境界之表征,还是良法善治、教化民众的重要方式。敦煌法律故事包括但不限于敦煌契约类、婚姻家庭类、继承类、土地纠纷类法律故事。敦煌法学领域中“敦煌法律故事”理应成为形成“中华大国学”理念及中华“文化自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法学研究理应更加关注中国本土的法律经验事实及理论积淀,针对转型中国产生的中国法律问题进行认知与解释。中国法律的主体性,是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进程中充分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命题。敦煌法律故事是展现中国法律主体性的重要载体。敦煌法学中所蕴含的伦理正义,是中华法系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

不确定时代反家庭暴力法哲学观的疗愈法理学之维——兼论《反家庭暴力法》第22条的修正

人类生活正在从理性、秩序、确定、稳定、均衡等理念的“确定性时代”,越来越趋向于非理性、复杂性、脆弱性、失序性、流动性、变动性、风险性等为特征的“不确定性时代”。不确定性是当代社会的一个核心特征,并成为当代世界思想界的基本共识。将新型疗愈部门法理学理念应用在《反家庭暴力法》法哲学理念的分析上,是对该种思想的初步尝试。当下公权力对家庭暴力问题的介入,总体而言呈现出惩罚性法哲学观和疗愈性法哲学观两种理念。一般而言,惩罚性法哲学观面相下的家庭暴力治理,惩戒功能值得肯定,但其着眼于一时家庭秩序的恢复,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家庭暴力的恶性循环问题。在特定情况下,有时还会发生民转刑等严重的暴力伤害事件乃至命案。而疗愈性法哲学观面相下的家庭暴力治理,着眼于社会疗愈,治理时间虽跨度较大,但往往能使家庭秩序恢复圆满和谐。但在恶性案件中,因其过于柔和,欠缺严厉的惩戒功能,故而有时也会失去功效,效果不彰。因此,在个案中或择惩戒,辅之以疗愈;或选疗愈,辅之于惩戒。个案处理,刚柔相济,灵活机动,阴阳和合,威猛与阴柔共存,惩戒和疗愈并举,“和合”治理家庭暴力之社会顽疾,不失为家庭暴力法律—社会治理之明哲之道。

地名团结:河西走廊绿洲文明“层累叠压”地名文化初探

陆地文明时代,世界枢纽地之一在敦煌,而河西走廊是“活着的敦煌”。通过对河西走廊“皇城”“党河”“石羊河”“疏勒河”等历史文化地名来源的梳理解析,发现河西走廊地名具有明显的“层累叠压”现象。“皇城”是突厥语、蒙古语、汉语的“层累叠压”,“党河”是大月氏等民族部落语言、蒙古语及蒙藏汉三合语而成的“层累叠压”,“石羊河”是匈奴语、羌语、汉语的“层累叠压”,而“疏勒河”则极大可能是当地民族部落语言、突厥语、汉语和蒙古语的“层累叠压”。这种“层累叠压”呈现的是农耕和游牧不同族群在同一地理空间内的文化交流和整合。这些族群从原来互不相识的异质文明,经过不同文明的交流、互动、挤压、平衡、妥协、整合,最后形成不同族群公认的华夏新秩序。这个新秩序的形成标志之一,就是流传千古、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民族文化信息,具有深厚的民族融合、民族团结的历史文化内涵的当地“地名”。基于河西走廊枢纽通衢“文明粘性”的特性,其所反映的“地名团结”,真实地反映出历史华夏“汉胡互化”“华夷同风”的民族融合面向,其所展现出的“地名团结”是观察和诠释民族交融、民族团结的重要切入点,更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信息肉眼可见的“活化石”,还是反映中华民族共同体“石榴籽精神”的重要文化载体。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新秩序愿景中,更是对世界陆权时代曾经联通世界、兼容并包、合作发展等人类美好历史记忆的重新激活,也是当前我国为人类共同的世界新秩序重塑所作的重要努力。

辽(契丹)“三祖三变”初祖族源传说的法律文化解读

北方游牧民族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最终形成贡献巨大。辽、西夏、金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开启了从“小中国”到“大中国”再到“多民族复合中国”,或曰从“特殊帝国”到“普遍帝国”再到“超大规模性帝国”、从“南北对立”“胡汉对立”走向“南北一统”“华夷同风”的新阶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中非常关键的一环,辽(契丹)在构建融合草原、农耕二元帝国时的努力,影响更为久远。在此背景下,辽(契丹)法律文化理应得到足够的重视和研究。从法律文化的视角而言,辽(契丹)“三祖三变”族源传说反映的是契丹先祖对建构部落、民族乃至“国家”,由巫师萨满神权王权合一的秘密法时代,到图腾禁忌产生的初民法律规范时代,再到私有制私有权阶级社会产生的三大演变历程。契丹“三祖三变”中“初祖”祖源传说故事,实际上反映的是由巫师萨满神权、王权合一的秘密法时代;手持“髑髅”乃王权和神权合一之象征,“人不得见”乃秘密法时代之隐喻,“杀白马、灰牛以祭”乃祭主权、图腾及其禁忌之表达,“始变人形”乃是对神明裁判之认同,“国人窃视之”乃“接触产生惩罚观念”之反映。对契丹族源传说的法律文化解读,有助于强化全国各民族的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有利于强化人们对历史上中原民族与各游牧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认识,并有可能为提升社会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防范民族领域重大风险隐患,从而为更加有力地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提供智力支持。

“数字法学专题”主持人语

信息革命带来了“数字人类”的新时代,数字法学作为“实践出真知”的“实践法学”,如初升之阳,朝气蓬勃。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和业态的迅速崛起,数字时代催生出了新兴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对既有的法律体系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并呈现出智能互联/分布共享、双层空间/虚实同构、人机共处/数字生态的三大特征,形成了以信息为资源、以网络为基础平台的全新数字经济形态,迭代更新到以“双重空间、流动身份、虚实流转”为标志的人类法律制度进阶4.0时代,并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新型法益和新兴权利。诚如著名数字法学学者马长山教授所提到的那样.

培养条件对银杏悬浮培养细胞黄酮合成影响研究

对12个不同品种的银杏树幼叶及其诱导的愈伤组织进行了银杏黄酮含量测定,发现其存在较大差异.梅核品种幼叶黄酮含量最高,为3.32%,大白果品种幼叶黄酮含量最低,为0.84%;梅核品种幼叶愈伤组织黄酮含量最高,达1.26%,岭南品种幼叶愈伤组织黄酮含量最低,为0.22%.选取生长旺盛、银杏黄酮含量高的愈伤组织在B5液体培养基中进行了银杏细胞悬浮培养,研究了多种条件对银杏细胞生长和银杏黄酮含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在150mL培养瓶中装有50mL培养液,接种量为鲜质量30～40g/L,对培养细胞给予3000～4000lx的光照、以蔗糖为碳源最有利于黄酮的合成,以葡萄糖为碳源则最有利于细胞生长.HPLC检测结果显示,银杏悬浮培养细胞中银杏黄酮含量可达细胞干质量的2.82%.

东北红豆杉紫杉醇的提取纯化与HPLC检测

对东北红豆杉中紫杉醇的提纯与检测技术进行了研究,确立了固相萃取、液-液萃取、正己烷沉淀、硅胶柱层析分离、4℃、V(甲醇)∶V(水)=3∶1相中冷却放置48 h的紫杉醇提取纯化技术,经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产品纯度达93%以上.

银杏叶聚戊烯醇分离分析方法的研究进展

综述了国内外银杏叶聚戊烯醇分离与分析的研究近况,对其化学结构、提取分离、分析方法、应用及多萜醇的合成等方面进行阐述,并对其研究前景作了展望.

蛹虫草子实体的人工培养研究

通过对蛹虫草子实体的人工培养研究发现:固体营养物以小米和高粱米的混合物是最佳的,人工培养基的最佳碳、氮源为可溶性淀粉和蛋白胨,最佳pH范围是5～6;VB1、2,4-D和无机元素K+、Mg2+、Ca2+对子实体的生长有促进作用,最佳培养条件是湿度80%,光照6001x(24L:0D),15℃下培养10d后转到25℃下培养.蚕蛹培养子实体的条件是10℃下培养到蚕蛹僵硬后转到25℃下培养,湿度80%.

人口老龄化的法律应对——以老年法学的立法模式和体系构建为中心

我国老年法学的立法模式当采"混合立法模式"。我国的老年法体系应当包括但不限于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禁止歧视虐待老年人法、老年人护理保险法、老年人终身教育法、老年人保健法、老年人福利法、老年人弹性退休法等内容。在人口老龄化的语境下,重视并研究老年法学是当代社会法学界的重大使命。

挑战与回应:性别正义视域下的家庭暴力与正当防卫——兼论《反家庭暴力法》的家庭法哲学

性别正义,是希冀女性与男性拥有平等的权利,并在现实的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中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得以追求自由、平等和尊严,从而最终实现人的发展的一种正义理念或正义观。它是对男女平权原则的争取,是对性别等级制度的反叛。家庭暴力现象对正当防卫理论在防卫行为标准、防卫适时、防卫相当制度设计及其建立基础和前提等方面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性别正义视域下,正当防卫理论的制度设计应对家庭暴力给予适当回应:在正当防卫的理论设计中,应设免责条款;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应考量家庭暴力受害人心理状态、社会成因及现实处境等具体因素;应创建"关怀法学",反映女性利益诉求。在制定《反家庭暴力法》时,应考量国家管制私密领域的界限及原则。

论积极老龄化视域下的老年人权利保障

积极老龄化的理念认为,老年只是人的自然生命历程,应该正确看待。目前,非老年群体乃至整个社会对老年的一系列负面评价,诸如衰弱、没用、无能、失去价值等,均是一种年龄歧视和偏见,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在积极老龄化视域下,地方政府应该充分利用新修订的《立法法》的地方立法资源,来进行关于老年人权利保障的法律资源的配置和设计,建构老龄人口闲暇权,抓紧落实宪法规定的事关老龄人口的诸如文化权、宗教信仰自由权、弹性退休权、社会保障权、福利权等一系列基本权利,同时在民法的框架内建构成年人监护权,从而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保障老年人权利的体系架构。

西藏人口老龄化的法律应对:积极老龄化视域下的分析框架

西藏在2022以后步入老龄化社会,其现有老龄化的进程和速度要比全国平均水平缓慢。在积极老龄化的视阈下,充分发挥地方自治立法的优势,制定专门针对西藏社会老龄人口的地方性规章,完善相关的地方性立法,从而为应对老龄化带来的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挑战,构建人人共享、不分年龄的西藏社会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

探望权独立身份权说--以《民法典》第1086条为中心

实证考察系列探望权案件,发现《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1086条之适用:未能穷尽父母之外的第三人;法律定性未能达成共识;裁判说理部分援引法源千差万别。进而怀疑,立法关于探望权规定的定性及体系归属有误。探望权是具有独立权利地位的身份权,不从属于抚养权、监护权、亲权等,是自然人享有的以会面、交流等合理方式对与其不共同居住的近亲属进行探望、探视的权利和义务。只要满足探望人和被探望人之间存在着近亲属关系且事实上处于不共同居住的状态之要件,双方间就具有探望之权利和义务。基于探望身份权请求权对内的相对性,该权除了针对身份上的义务人即父母外,还可针对身份关系之外的第三人。祖父母及其他近亲属甚至是有利害关系的亲属,均有探望之权利和义务。《民法典》关于探望权的规定应从“离婚”章移至“家庭关系”章中的“父母子女关系和其他近亲属关系”专节,并将法条内容表述为:“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者母及有利害关系的近亲属,有探望被探望人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

家庭法律化:民法典编纂中婚姻家庭编的重大使命——基于中国家庭法百年来变革的反思

中国家庭法百年来的变革经受了三次大的冲击:1915—1919年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运动前后对家的彻底批判;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对家的残酷戕害;2003—2011年《婚姻法》司法解释(二)、(三),尤其《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中经济理性对家的全面侵入。在这三次大的冲击中,家庭法无一例外都表现出"去家庭化"的倾向。它深刻地反映了百年来中国社会个体自由理念与家价值、家原则、家哲学、家整体的冲突。中国家庭法百年来变革的本质意图是希望依靠过激的文化自杀行为,完成精神转换和政治动员,以丢掉法的"中国主体性"为代价,快速实现现代化。在民法典编纂中,应当时刻反思民法典的"中国主体性"问题,时刻自问民法典的回"家"路。中华传统文化所提供的家哲学、家伦理理应成为当代中国人为数不多的可以回"家"的路。家依然是当下中国最值得珍视的最重要的传统资源。认真对待家在民法典中的法律地位,实现家庭法律化,是我国编纂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重大使命。

法律地理:藏族婚姻习惯法的空间向度

法总是在一定的空间地域范围之内。法不可能脱离时代,更不可能完全超越地理的局限。法律和地理之间存在着不可隔断的联系,正是青藏高原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藏族婚姻习惯法的遗世独存。

为什么民法典应将“婚姻法”正名为“亲属法”

在民法典体系下,现行"婚姻法"回归民法并正名为"亲属法"看似微不足道,实则事关大局,不可以"权宜""方便"思维待之。将民法典体系下的"婚姻法"正名为"亲属法",从深度考量既是斩断苏联法观念影响的需要,也是民法体系化思维的需要,还是回归大陆法系传统的需要,更是准确、科学地统领亲属法编体例的需要。

设立“见死不救罪”的冷思考

设立“见死不救罪”存在着种种不足:缺乏足够的法理基础、立论依据具有较大的负面效应、会增加公民的义务、违背现代法学所普遍认同的道德理念、不符合法律的成本收益分析、是对人权的漠视、不符合现实要求。因此,不应该设立“见死不救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