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疑古”时代——胡适《读〈楚辞〉》的学术意义及其历史局限

胡适于1922年发表的《读〈楚辞〉》一文,在现当代《楚辞》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读〈楚辞〉》对《楚辞》相关文献的考辨及《楚辞》注家的研究具有启发《楚辞》文献学研究与促进现代学术研究范式建立的意义。同时,胡适在文章中提出的“屈原否定论”等观点,更暴露出他的《楚辞》研究存在着立场过于主观、结论过于武断两大缺陷,而这两大缺陷的产生主要是受“疑古”思潮和胡适西化的文学观念的影响,折射出传统文史之学的现代转型历程。

《世说新语》中的王导、谢安形象及其差异研究

王导与谢安是《世说新语》重点描写的两个人物。《世说新语》中的王导有着具有政治智慧的政治家、善于清谈的名士、关心后辈发展的王氏家族大家长三种形象,而《世说新语》中的谢安,也有着具有大魄力的政治家、具有潇洒风度的名士、重视言传身教的谢氏家族大家长三种形象。但是,《世说新语》中的王导与谢安的形象也具有差异,主要表现在入仕心态之差异与名士风度之差异两方面,这在深层次上反映了魏晋风度的进化。

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的学术启示

《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是曹道衡、刘跃进两位先生通力合作留给学界的一部大作,该书体例分明,严谨有序,对先秦两汉时期的绝大部分文学史料都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与考辨。该书由于受自身所撰写的时段的影响,自然具备为文学史料学学科奠基定调的特质,同时该书在对文学史料的博采与认真鉴别,对“二重证据法”的科学辩证运用,为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乃至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研究提供了研究范式,具有深远的学术时代意义。

论钱锺书“打通”治学方法的体现、目的及其学术启示——以《宋诗选注》为中心的考察

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使用“打通”的治学方法来研究宋代诗人与诗歌作品,他通过打通时间、空间、文体、学科、艺术门类等方面来全方位、多维度展现宋诗的艺术成就,体现了他宏阔的学术视野与深厚的学术功力。钱锺书这样做,其实是有着他在特殊时代里隐秘维护纯文学研究的尊严的根本目的与捍卫以文学为本位的学术研究范式、反对实证主义大行其道的学术目的。同时,钱锺书的“打通”研究也为我们提供了勤奋向学、精研学术、努力突破人文学科藩篱、争做贯通型人才的宝贵启示。

《九歌》候人母题研究

《九歌》中存在一种因“等待”情境而产生的候人母题,其继承了楚地诗歌候人母题以及《诗经》候人母题的艺术传统,并对传统诗歌的候人母题多有创新之处,这主要表现在系统性应用与类型多样两方面。《九歌》候人母题具有凄美的美学特色,屈原通过营造意境与表现余蕴这两种方式将其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在更深层次上,屈原心中无法开解的“士不遇”情结与强烈的生命意识共同组成了《九歌》候人母题的精神实质。

评胡适“红学考证法”——纪念“新红学”百年诞辰

胡适在《红楼梦》研究中首先使用传统考据法与西方实验主义治学方法相结合的新考据法。他颠覆前人旧说,创立“新红学”,对《红楼梦》的“著者”与“本子”两大问题进行严谨考证,取得了红学研究的重要成就。胡适对研究材料的广采与慎用是他治学科学态度的体现,而他在研究中时常主观的研究行为以及对文学与史学的认识不清的弱点则致使他的红学研究出现了许多缺陷,而这些缺陷主要是由胡适的学术研究常包含社会目的及胡适具有独特的研究个性等原因所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