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由“增量式扩张”到“集约式创新”的逻辑转换——以浙江特色小镇的创建为例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开始有意识探索从"增量扩张"到"集约创新",从"经营土地"到"统筹要素发展"的路径转变,体现了综合思维和创新思维。浙江特色小镇作为一项"集约式创新"发展的实践,较为有效地融合了产业园区、社区、旅游区三者的功能,使生产、生活、生态发展一体化,助益于实践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作为新兴的"产城融合"载体,在未来发展中要继续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化运作"的路径。政府在推进特色小镇建设的过程中,应明确职责、警惕过度行政化推动,要特别注重平衡特色产业集聚与推广数量、产业文化与实际运营能力的关系,规避房地产化倾向和"口号型发展"。

新媒体时代传播者与受众互动的政治效应研究——基于对热点舆情事件的分析

新媒体时代下,信息传播与舆论回应在不同程度上均呈现出了新特点,信息发布、扩散的过程,也是公众有针对性讨论的过程。传播者的信息发布意图与信息经传播后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在客观上表现得不尽一致,由此现象出发,以传播者的主观动机与产生的客观社会效果为两个维度,区分出传播者与受众互动政治效应的四种模式:主观公益正效应、主观私利正效应、主观公益负效应、主观私利负效应,选取并详细分析了有代表性的4个热点舆情事件以一一佐证四种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新媒体时代下传播者与受众互动的若干对策性建议。

“传染式抗争”逻辑:再议“富士康连跳”事件中的集体行为

学界对同时进行的、组织化的集体抗争研究,已形成了多元而系统的解释框架,但缺乏对陆续进行的、具有传染特征的集体行为予以理论提炼和深度探讨。本文将"富士康连跳"事件作为个案研究,以"空间环境"的视角分析"传染式抗争"的动员机制,发现传染式抗争作为一种"异化的集体行为",其动员机制是一种较为特殊的"情境空间——动员",而非"组织与网络——动员"。情境空间由其外围的社会因素所形塑,其内部存在着既定的关联机制,人们在相对闭合的空间内通过自然而然的接触产生联系、发生互动。情境空间动员尤为强调平台性、综合性和互动性,核心在于人际关联中的"相似性"。基于这一动员框架,提出改善或避免"异化的集体行为",关键在于从情境空间的外围因素入手,重新审视对农民工阶层的责任与关切。

环境问题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社会风险防控

近年来,由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迅速增加,对社会稳定产生较大冲击。也受到愈来愈多的关注和讨论。本文通过综合分析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特点、原因,以及现实中政府应对所遇困境,并对比西方邻避运动的发展历程和解决方法,为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社会风险防控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从碎片到统合:项目制治理中的条块关系

项目制治理中,条块关系的复杂性尤为彰显,突出体现在走出"碎片化"的统合实践中。根据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种统合层次,以及以条带块与以块带条两种主体方位,可以建构出四种条块统合策略:条块重构型、任务推动型、末梢应对型和捆绑结合型。循由近些年来中国农业农村项目实践进行多案例探讨可知:末梢应对型适用于通过试点探索经验,涉及面小且运行成本低,但难以调动上级;捆绑结合型属于多级条块间的利益与目标捆绑,但容易造成双向锁定,并且难以推开;任务推动型通过条块动员,触及了分配体制机制,但面临多任务协调难题,还难以制度化;条块重构型影响深广,往往建立在经验积累基础上,并且需要较强改革魄力,也应注意实现步骤。

事业单位管理模式下公立医院的运作逻辑——基于“B市H医院”个案的探讨

中国公立医院作为典型的公益二类事业单位,在人事、财务、核心决策等方面的制度规范与运作过程,不仅具有医疗行业专属特征,更是在“单位制”框架内不断发展和演变。本文着眼于组织外部作用机制与内部冲突性目标的互动和联结,探究公立医院长期以来所面临的“管办不分”“以药养医”等难题,提出将“非对称性共生依赖关系”作为该问题的一个解释框架。通过对B市H医院个案的田野调查发现,行政部门对公立医院事实上形成了“默许性激励”和“护性控制”两种管理手段,并通过“以人为体”“以财为用”和“以事为介”三重主导逻辑得以具体展现。

科层与市场之间: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中的复合治理——基于信息模糊视角的组织分析

关于中国政府的购买服务项目,兼具科层与市场特征的复合治理是最普遍的现象。基于项目承担者与政府部门的关系,本文区别出紧密机构、松散机构和关系网络三种复合类型。真正的市场购买之所以难以实现,主要是因为中国政府组织中信息模糊带来的阻隔。信息模糊体现在制度环境、主体间关系和产品本身三个层面,分别称为"脱耦型模糊"、"关系型模糊"和"产品型模糊",它们"三位一体",既各自独立又相互激发。在理论框架基础上,本文以中国东南沿海L市为个案,细致展示了政府服务购买中的复合治理模式,以及背后信息模糊的实践形态。本文的分析框架是基于本土经验的新尝试,有助于推动对中国治理实践和信息特质的深入探讨。

现实还是风险:“阶层固化”辨析

"阶层固化"作为一个舆论热点,其概念是基于"阶层流动受阻"与"风险的社会放大"两个意涵而建构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来,阶层流动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阶级关系重塑与"二元身份"形成、失序流动、大分化与新组合、边界清晰下的稳定流动。目前,中国社会并未呈现出阶层固化的整体态势,但也存在着影响阶层正常流动的若干障碍因素,包括宏观的制度与政策、中观的制度外"间隙"行为机制、微观的差异化的个体能动性等。防范阶层固化的风险,应坚持"控制"与"限制"相结合"、应对"与"面对"相结合和机会公平原则,并通过一系列政策手段促进阶层间的纵向流动。

从单位制到项目制:中国国家治理机制沿革

在国家治理研究中,单位制与项目制是两个重要的本土化概念,它们分别在不同时期高频出现,但对两者间的沿革机制鲜有系统分析。以总体管控、非契约性与弱激励为要义的单位制因陷入绩效困局而转型,相关探讨往往局限于国有制层面,其实单位制遗产或变身遍布于多层次、多方面的项目制治理。项目制的理想类型则以目标导向、契约性与强激励为核心特征,在其适用边界内能够达致良好效果。然而,当目标多元、不可测量或难以确知,契约性软化以及强激励失灵时,过度膨胀的项目制便发生治理偏离,单位制在不同维度上得以再生产。循此,锥型、链型、铳型和钳型四种项目典型现身于不同的国家治理领域,绩效差异明显。对应于四种典型模式,本文还以城市基础设施、农村扶贫、社会服务外包和创新产业升级项目为案例,做出了经验阐释与理论命题的进一步对话,并对项目治国和单位回潮实践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派生型组织:对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形态的组织分析

本文探究了中国社会组织的一种普遍类型——派生型组织,它们名义上是独立法人,但在人事、财务和核心决策等方面附属于政府部门。作为一种独特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形态,派生型组织构成"部门统合主义"的一环,借由中国式项目制,行政部门在此实现了"单位制"的再生产。本文提炼出三组命题,系统解释了派生型组织的产生、维系与变革过程,指出这是在三对组织要素间进行张力调适的结果,分别体现在部门自主与组织环境之间、项目收益与风险之间以及控制与激励之间。相关组织机制交织在一起,推动了派生型组织从产生到消亡的动态演变。

作为派生型组织的社会组织——一种国家与社会关系形态的组织分析

派生型组织:一种普遍性国家与社会关系形态在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中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即社会组织实际上作为政府的派生机构来运作。这种虽然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但在人事、财务和核心决策等实际运作方面高度附属于其他机构的组织,可被称作'派生型组织'。它是一个广义概念,本文仅关注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