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翻译出版的发展历程、重要议题及新时代挑战——李景端先生访谈录

本文是对《译林》期刊创办人、译林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李景端先生的访谈,聚焦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图书翻译出版的发展、关键点及新挑战。主要从三个方面切入:(1)中国图书翻译出版的发展历程与现状;(2)中国图书翻译出版中的重要议题;(3)新时代译者与编辑面临的新挑战。他的这些见解与思考,有较强的针对性,对读者会有参考和启发作用。

高斯、李景端唱酬诗两首

致李景端诗一首、答谢高斯。

《如沐清风》

译林出版社原社长李景端的第三本散文集《如沐清风——与名家面对面》已于近日面世。著名电影人兼报告文学作家黄宗英女士，在为该书所作的序中，称这是“文化渔人”李景端又“收网”了。这一“网”，辑录了李景端三十年编辑生涯中，反映与冰心、钱钟书夫妇、萧乾夫妇、杨宪益夫妇、戈宝权、叶君健、冯亦代、卞之琳等数十位名家交往经历的文章七十篇，

翻译出版学初探

当代的翻译,无论是语言翻译,符号翻译,或者是文字翻译,在多数情况下,其目的都在于传播。特别是文字翻译,为了取得广泛的传播效果,通常采取书刊出版的形式。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翻译出版是文字翻译成果的延续和传播;是一种文字转换成另一种或多种文字之后,在传播面上的进一步扩散。可见,翻译与出版两者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本文仅就社会主义翻译出版学所涉及的若干问题(主要是文学翻译出版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引进版图书呼唤理性与管理

现在引进版图书似乎存在一种怪圈。一方面，不少出版人抱怨引进版图书市场不景气，引进版权的争夺战太激烈，想赚钱很难。可是另一方面，翻译出版物的品种，近几年仍在继续膨胀。1978-1990年，我国共出版翻译书2．85万种，年均2192种；到了1995-2003年，翻译书总数为9．44万种，年均增为1．0489万种。近几年，基本上维持在年引进大约1万种的水平。

翻译“坏象”六种

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世界趋势下,中外文字的翻译已经越来越广泛和频繁。“入世”之后,翻译的作用,无疑更显得重要。对外开放以来,我国翻译事业确实有了巨大的发展。仅以我国内地出版的外国文学读物为例,1949年至1979年期间,平均每年出书约172种,若剔去“文革”这10年不计,每年也不过258种。1980年至1986年期间,每年出书增为657种,到1988年超出1000种。1992年我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以后,出书种数一度有所下降,而近几年又明显上升,现每年都维持在千种以上。值得注意的是,翻译读物品种的迅速增长,并没有带来翻译质量的相应提高,相反,在人文社科类某些领域。

把读者意识体现在出版的全过程

把读者意识体现在出版的全过程李景端面向读看，为读者服务，这无疑是我们出版民的共同宗旨。但由于等方回的原因，我们常常忽视了处处从读者的需要着想。以图书销售为例，现在出版社接触的对象，主要是批友书里和部分“二渠道”书商，同读者亘接的接触则较少，以致削弱了...

呼唤治理劣质翻译

认识上的误区,实质上暴露出翻译职业道德问题。一些人只把翻译当作挣稿费、评职称、对外拉关系的手段,淡忘了诚信、求精、服务的责任感,其后果是玷污了翻译,损害了读者。许多出版社对翻译书稿,只做编校加工,而对译文不予或无力审订,没起到把关作用。有些社为抢占市场,促使译者不顾质量赶进度,结果劣质译著早上市先占去市场份额,而反复推敲的佳译,因迟上市反不如前者销得快,形成“劣胜优汰”的反常现象。还有,翻译批评不正常,只讲好话不得罪人的多,指出毛病严肃批评的少;做广告热衷吹捧的多,重学术严谨评论的少。

打开“窗口”促开放——《译林》二十年回顾

由江苏省出版局策划和领导的《译林》外国文学期刊,在风风雨雨中已经走过了整整20个年头。诞生于对外开放初期的这样一本地方翻译刊物,从1993年以来,连续多次获得华东优秀期刊一等奖,江苏社科期刊十佳第二名,全国核心中文期刊等荣誉;1997年又以全国惟一的外国文学类期刊,被新闻出版署选入全国百家重点期刊;每期发行量,始终位居全国同类刊物的首位。1989年由这本杂志发展起来的译林出版社,如今也成为受到新闻出版署表彰的全国良好出版社。改革开放以来,《译林》在我国翻译山版界的崛起,既为推进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富有成效的贡献,也为我国出版业的改革和发展,积累了一些具有探讨价值的经验。

文学翻译与翻译批评

每当人们读到优秀的翻译小说,不仅会被人物的故事所感染,还常常被那流畅的译文所吸引,不禁称赞几句;倘若遇上蹩脚的翻译,也肯定会抱怨和指责;可见,有翻译就会有翻译批评.只不过讲起翻译批评,这当中还大有学问.

呼唤职业翻译家

找译者难,依我看,根子在于翻译的重要性尚未得到社会应有的认同,其突出的表现,就是至今缺乏追求以翻译为职业的社会舆论和相应的人才培养机制。过去译坛出现过傅雷、朱生豪、汝龙、李很民,以及如今还健在的草婴、钱春绮等一批卓有建树的职业翻译家,他们为我国的翻译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可惜的是,在他们之后,职业翻译家几乎“断种”了。理论上谁都知道,对外开放特别是面临知识经济的时代,翻译是绝不可少的。但在现实生活中,翻译又沦为只有赖于业余进行的“次要工作”。

专有出版权利弊谈

专有出版权,是法律赋予我国图书出版者,在合同有效期内和在合同约定地区内,以同种文字出版图书的独占权利。我国著作权法第三十条规定:“图书出版者对著作权人交付出版的作品,在合同约定期间享有专有出版权。”这是我国著作权法有别于其他国家著作权法的一项重要特征。目前世界上只有我国在国内法中,对国内的图书出版者授给了这种专有权利。根据我国著作权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这种专有权利包含有下列的内容:

新时期我国翻译出版的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翻译出版工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打开"窗口"阶段(1978—1988)、整顿调整阶段(1989—1993)、实施市场经济阶段(1994年以后)。通过对三个阶段中重大出版方针、政策出台历史背景及部分重大出版事件的回顾,勾画出新时期我国翻译出版发展的历程,对推进我国翻译出版事业健康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从“胸上长毛”看翻译之美

经典译本并不意味没有任何瑕疵。在我看来，翻译家这些不同的诠释，既体现了文学翻译的难点，也展现了文学翻译的多样性及魅力所在。

图书内部发行制度的演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特定类型图书进行内部发行。本文对我国图书内部发行制度的发展和变化情况进行了梳理,并对这一制度在图书传播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和局限性进行了反思。

翻译侵权滥造乱象何时休

翻译出版抄袭剽窃之歪风，近几年不仅未见遏制，某种程度上甚至有加剧之势。其主要表现是：（1）抄袭手法更多样、隐蔽，加大了取证追究的困难。以往抄袭靠“剪刀加糨糊”，如今有了电脑和互联网检索，不仅文字改动、拼凑大大方便，要检索已有的译本也十分方便。加上翻译不同于原创，一句原文，可以有不同的中文表述，有时只要稍作文字变动，就很难成为抄袭的物证。

一帧跨国畸形情爱的老油画

描写跨国爱情的作品早已司空见惯了,只是近日读了法国作家洛蒂的<菊子夫人>,却对这个并不新鲜的主题倍增新鲜感.这不仅因为它讲述了十九世纪初叶发生在日本的一宗跨国"租妻"故事,而且通过作家笔下形形色色的人物,艺术地再现了当年法国人的高傲及日本人的自卑.

一起译作侵权案的思考

1998年11月中国物价出版社出版了一部《诺贝尔文学奖大系·小说精选》，精装三卷本，总共300万字，定价698元。翻译家杨武能偶然看到此书，很想知道都是哪些人的新译作，不料翻遍全书竞找不到任何一位译者的署名。再仔细一看，其中有三篇竟然全是自己的译作。这几年他的译作不断被人抄袭剽窃，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工作要到位 《尤利西斯》获奖又畅销的启示

译林版《尤利西斯》,1995年初获得第二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一等奖之后,当年末又荣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从1994年全译本出版以来的两年多中,精平装两种版本已印刷4次,累计印数达15万册。一本写法怪诞文字又难懂的小说,何以会受到我国读者的如此重视和欢迎?这个事实又给了翻译出版工作者哪些启示?

诗里人生——翻译家杨宪益诗画像

人们常说“诗言志”,这大多用在那些忧国忧民的大诗人身上。杨先生的诗作说不准是否有“言志”的成分;但是我确信一点,杨先生的诗任说“高雅”也好,“打油”也好,说它是“诗画像”那是一点都不为过的。因为那些诗,从多方面把他的为人、形象、性格、喜恶、情感都活脱脱地展示出来了,读着他的诗,就宛如在欣赏一幅幅生动、诙谐的人生速写。杨先生喜欢运用自嘲戏语,发泄、释放自己的情感。他曾给自己的诗集取名为《银翘集》,并解释说:“我的打油诗多是火气发作时写的,用‘银翘解毒丸’来散火最合适。”他的自嘲诗很多,都挺风趣。例如,“少小欠风流,而今糟老头,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恃欲言无忌,贪杯孰与俦,蹉跎惭白发,辛苦作黄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