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藏书考略

一、东汉官府藏书的搜集与整理东汉官府藏书的发展过程,可分为三大阶段。从光武至章帝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以搜集图书为主;自和帝至灵帝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以整理图书为主;自少帝至董卓制乱为第三阶段,这一时期是东汉官府藏书处于停滞和惨遭破坏阶段。董卓制乱后,东汉所藏的图书秘籍,以焚荡泯尽而告终。东汉搜集的图书来源有二,一是“光武中兴,爱好经术,采求阙文,补缀漏逸。”①这是用访求的办法搜集图书;二是网罗封建文人“抱责墳策,云集京师。②”这是通过网罗儒生,将其各自所藏的图书补缀转抄之法来充此库藏。这样就为东汉官府藏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少数民族古代文史文献概述

远古以来,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祖国的光辉历史和灿烂文化,各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许多少数民族分布在边疆地区,对开发祖国的边疆作出过重大贡献。

古代杂史诸体概述——古文献学札记之一

何谓杂史文献?清人纪昀解释说:"杂史之目,肇于《隋书》,盖载籍既繁,难以条析,义取乎兼包众体,宏括殊名……或但具一事之始末,非一代之全编;或但述一时之见闻,只一家之私记,要期遗文旧事,足以存掌故,资考证,备读史者之参稽云尔。"①清人张之洞则认为:"私家记录,中多碎事者入杂史。"②据此可知杂史是记述范围不限,内容庞杂,而又足资参考的一种史书。先秦时期的杂史,流传至今的不多,约有十多种,其中著名的有:《国语》、《国策》、《世本》、《逸周书》、《竹书纪年》、《穆天子传》、《山海经》、《晏子春秋》等。杂史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明人焦竑说:"前志有杂史,盖出纪传、编年之外,而野史者流也。古者天子诸侯,皆有史官,自秦汉罢黜封建,独天子之史存。然或屈而阿世,与贪而曲笔,虚美隐恶,失其常守者有之。

西汉藏书事业

一、西汉官府藏书的搜集与整理西汉聚集图书,大致经历三个阶段:从高祖到武帝为第一阶段;从武帝到成帝为第二阶段,成帝以后为第三阶段。西汉搜集图书的来源,基本是三个方面:一是没收秦朝所藏的图书,二是发动学者或藏书家献书;三是派遣使者采访全国遗书。

先秦至西汉官府藏书处所名称考——再对《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一览表(上)》补遗订误

自贵刊发表《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一览表(上)》后,笔者曾以《先秦至南北朝官府藏书设置考》为题,对其给以补遗。并指出在该表的“政府藏书”与“机构与职官”两栏内的著录,存有遗漏和不确之处。现就先秦至西汉官府藏书处所之名称予以考证,再补一览表之缺,并订正其误,倘有不当,祈以指正。

先秦文字的书写材料和书写工具概述

文字产生之后,必然随之产生文字的书写材料和书写工具。这是因为,文字必须通过一定的书写工具,才能使其依附在某种物体之上的缘故。所以,如果把文字做为书籍产生的先决条件,那么,文字的书写材料和书写工具,便是书籍产生的重要前提了。

西汉官府藏书机构考

西汉搜集图书具有长期的连贯性,其所储藏的书籍,屡经整理与缮写,不仅量多类繁,而且多有复本。在这种情况下,西汉官府的藏书处所设立多处;管理图籍的官员数额增多,分工亦细;藏书和利用,出现了不同的类型。这些同汉前各代相比,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汉初,在官制上基本沿袭秦朝,但在管理图书的官员方面,却较秦朝有重大变化。根据古籍记载,汉有御史大夫,其属官有御史中丞。御史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按《初学记》解释,“汉御史大夫本有两丞,

再谈我国第一次书厄问题——兼与李德山同志商榷

贵刊于1984年第二期刊载了李德山所写的与我商榷的《我国古代的筇一次书厄不始于秦孝公》的文章(下简称李文),对拙著《秦代藏书考略》(载《图书馆学研究》八三年一期)中所提的“秦在商鞅变法之时曾进行一次大规模焚毁先古政治典籍的活动。这次焚书,所称先秦书籍遭受的一次大厄”这一结论提出疑义,并列出五条根据加以驳斥。李文最后说:“这并不是我囿于前说,缺乏创新,而是事实就摆在这里”。那好,我们就用史实来说明历史的真象吧。第一,李文首先例举隋牛弘所提的书之“五厄“,又举明胡应麟所补论的书之“

秦代藏书考略

一、秦代藏书的搜集与散失秦朝藏书,当追溯到秦统一六国之前的春秋战国时代。据史记载,早在春秋初期,秦文公十三年(公元前753年)就“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说明当时秦国是在周天子地位下降,强大的诸侯国以“尊王”的名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形势下,为在斗争中取得霸权地位所积极采取的设立史官,储藏典籍的措施。据学者考证,“史之职专以藏书、读书。

西周至战国藏书考略

书籍是藏书事业的物质基础，没有书籍就不能出现藏书事业。司马迁于《史记·三代世表》中说：“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说明白周以后的书籍较殷时为多，并能做到有典可稽，有文可征。不过西周时的典籍流传至今者极少，即使儒家的几部经书和先秦子书对西周的史实多有载述，但大部分属追述之作，并非都是西周时书。

南北朝诸国官府藏书机构考

南北朝时期,各国官府藏书,一般都是在篡权的同时,随即就把前代所有的官藏图书接管过来,并在原有藏书的基础上,再行搜集充实,以形成新建王朝的官府藏书机构。这在南朝宋、齐、梁、陈诸国和北朝的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之后,北齐、北周诸国,无不如此。

试论刘向等创立的图书校雠例

校理图书,我国春秋初期有宋国大夫“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战国初期有鲁国孔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由此看来,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就已经出现了校理图书的萌芽。 西汉时期,曾数次大规模地搜集、整理图书。其主要目的在于利用儒家典籍来加强思想专制以巩固其封建统治。由于西汉官府藏书已“书积如丘山”,有许多图书“学残文缺,稍离其真”,甚至有的“经或脱简,传或间编”。再加之”书缺灭而不明,篇章弃散而不具,晁错等辈,各以私意,分析文宇,师徒相因相授,不知何者为是。”鉴于这些原因,西汉朝廷遂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派遣众多学者,“陈发秘藏,校理旧文”,进行长时间的大规模整理。史有记载的就有五次。其中汉成帝执政期间由刘向、刘歆父子领导的那次规模最大、时间最长,业绩也最突出。

敦煌石室佚书和内阁大库档案文献概述——文史文献札记之三

敦煌石室佚书和内阁大库档案都是重要文献,现分别加以概述。(一)敦煌石室佚书文献敦煌石室佚书于1899年发现于甘肃省敦煌县鸣沙山莫高窟第二八八石窟。这是一批数量可观、内容丰富、价值很高的写卷文献。它为历史、语言、文学、艺术、地理、民俗、宗教、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为“敦煌学”的形成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敦煌佚书发现后不久,便被英、法帝国主义分子窃走了其中最精华的部分,随后又被清朝地方官吏劫走了其中重要的部分,最后所剩八千余卷归入了京师图书馆(现北京图书馆)。敦煌石室所藏的佚书,据学者估计“约三万卷。

古史基本文献诸体概述——文史文献札记之二

古史基本文献是指在古史研究中作为根本依据的文献。这种文献若按史料价值划分,则属于基本文献;若按古籍文献类别划分,则属于史部;若按史书体裁区分,则有编年、纪传、典志、会要、实录、纲目、纪事本末诸体。为了叙述方便,兹将古史基本文献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正史文献,二是别史文献,三是杂史文献。因限篇幅,在这里仅概述正史、别史文献诸体,至于杂史文献诸体,待在另文概述。

关于先秦的分类思想书籍分类与列目考析

本文试就先秦时期的分类思想,书籍分类与书籍列目,予以初步考证分析,有所不当,请以指正。先秦典籍对于分类的论述,初见于《尚书》,详载于诸子。《尚书·虞书·尧典第二》有“帝厘下土,方设居方,别生分类。”传云:“言舜理四方诸侯,各设其官居其方。生,姓也,别其姓族,分其类,使相从。”这是分类一词在古籍中的最早记载,并且首先用于族姓的类别上。“肆类于上帝。”注:“类谓摄位事类。”(同上)这是将类用于事物的类别上。《周易·乾》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天亲上本,地亲下则,各从其类也。”《周易·同人》有“

驳《古代的第二次书厄不始于王莽之乱》说

最近拜读了贵刊1985年第二期刊载的李德山所写的《古代的第二次书厄不始于王莽之乱》一文(以下简称李文),读后感到这篇文章尽袭谬说,存疑颇多,许多重要史实竟与古籍文献的载述大相径庭。虽然作者声称“经过初步考证”或“通过论证”,但使人拜读之后,确感李文在考证和论证中,多以清人和近人所述为据,无视汉人所撰的《史记》、《汉书》等重要古籍,考证上的史实失据,必然产生结论上的不确。现把李文所述的观点和结论与古籍文献所述的史实进行对照,目的是为搞清问题,避免造成以讹传讹的不良影响。第一:关于秦始皇是否只焚私人藏书不焚官府藏书的问题。李文认为秦始皇“第一次书厄所毁之书,仅限于民间私藏的诗、书。

卷轴书籍材质源流考

帛书出现于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它是以缣帛为书写材料所制成的卷子书籍。《晏子春秋·外篇重而异者》载有“著之竹帛”。《墨子》一书中《兼爱下》有“所书于竹帛”。《天志中》有“

先秦至南北朝官府藏书设置考——兼对《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一览表(上)》补遗

看了贵刊一九八二年第二期刊载的肖东发、陈慧杰二同志所编写的《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一览表(上)》,总的感觉简明、系统。但其中西周至西汉部分的“政府藏书”和“机构与职官”两栏内的著录存有遗漏,个别地方有不确之处。特别在整个一览表中,却没有著录历朝“官府藏书设置”一项,这是一个重要遗漏。现据史实,仪对西周至南北朝的官府藏书设置进行考证,以补一览表之不足。若有不确,望以指正。

关于我国书籍第一次大厄问题——兼与程磊同志商榷

对我国古代书籍被大规模地焚毁散失称为书厄的史实,载之于《北史》和《隋书》。二史所载文意相同,只是文字略有差异。《隋书·牛弘传》中,录有牛弘以典籍遗逸,上表请开献书之路一文。其文称我国自古以来书有五厄,说:“……秦皇驭宇……始下焚书之令……先王坟籍,扫地皆尽……此则书之一厄也……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毁……此则书之二厄也。……孝献移都,吏民扰乱,图书缣帛,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乘,西京大乱,一时焚荡。此则书之三厄也。……刘(渊)、石(勒)凭陵,

关于中国古代图书馆起源的若干问题

看到贵刊1981年第四期刊登的徐自强同志所写的《中国图书馆起源初探》一文，感到文章所述不循旧说，并多据考古史料详加论证，从而提出自己的看法，这对进一步探讨中国古代图书馆起源的问题大有助益。徐自强同志把我国古代图书馆的起源断为殷代，这与笔者看法一致，但在具体的历史断限上却把我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确定在盘庚迁殷之时，这就难以苟同了，而这一点，恰是解决我国古代图书馆起源问题的最重要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