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天人合一”的“理性”内核与制衡精神

中西历史文明自前轴心时代开始,就进入了有所差异的路径。与西方的政治二元结构不同,商周以来,政治统治上的重心就落实到一元结构,秦汉帝国时代以降,这种结构性特征更趋于强化。其正面意义不容否定,但弊端的存在也是事实。如何制约专制君主权力的无限膨胀,在帝国权力运作中达到适当的平衡,是一个重要的挑战。如果将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理论置放在这个历史文化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可以发现这一理论的意义在于政治宗旨的合理性,它在形式上不无荒诞神秘的色彩,但就内涵实质来说,却建立在理性的坚实基础之上。董仲舒回归更古老的传统,向早期的“天人感应”理论库中寻觅工具,通过“天人合一”的论证与阐释,以“天”的名义,将道德伦理置于君权之上,将道统、天统置于君统、政统之上,借以约束与制衡君主的权力,即以神权限制君权,对汉武帝时代的酷吏政治、多欲政治进行迂回性的批评。从这个意义上说,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理论,是理性精神的体现,不无积极的政治智慧与思想启迪。

齐桓公葵丘之会盟约考析——以《孟子》的记载为中心

葵丘之会作为齐桓公霸业顶点的标志,其盟约条款在几种文献中都有所记载。过去学者多把注意力集中于《孟子》与《榖梁传》记载的共同之处,并由于《孟子》更丰富详细而采用它的说法。通过对《孟子》中盟约内容与格式的分析,认为部分条款含有春秋晚期以后的思想,并推测其中融入了齐地传统和士人包括儒家的政治理想。《榖梁传》的记载则相对可信,或可视为齐桓公盟会诸侯、重建中原秩序的核心精神。

高仲武《中兴间气集》编纂的政治意识——兼论其成书年代

高仲武编纂的《中兴间气集》选录和评论了唐肃宗、代宗时期的代表性诗人和诗歌。“间气”一词通常施用于中高级官员,不能像“河岳英灵”那样与集中所收诗人划等号,还要将诗歌吟咏、投赠的高官及其政治活动纳入“中兴间气”的意涵。从高仲武所选诗歌题材及其编次入手,结合诗歌艺术分析,可以探寻他传达的立场、呈现的时局,乃至现实的寄托。诗集总体偏重于颂美,显示出普通士人对安史之乱后朝廷收拾人心、崇尚文治的响应,也隐含困难时期人们委顺的无奈。重审《中兴间气集》编纂年代,其成书当在大历十四年底至建中元年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