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光故事”:霍光事迹的记忆与失忆

从汉代开始,“故事”成为治国理政的新依据,它的一个来源是历史人物的事迹。霍光历仕汉武帝、昭帝和宣帝三朝,其生前和身后事迹被后人根据不同情境,有选择性地以“霍光故事”名义作为处理类似事件和达到个人目的的参照,并频繁出现在从《东观汉记》到《资治通鉴》的诸多史籍中,是霍光影响的具象化。“霍光故事”是汉代“故事”形成的一种模式,反映了汉代“故事”的诸多特征:应用领域广泛、地位模糊、形成主体多样和传承中去情境化。在汉代历史上,“霍光故事”在平帝时首次被提出用来解决现实问题,在东汉时成为援引次数最多的四个“故事”之一,是“故事”运用于治国理政的体现。从中国法制史的角度看,汉代“故事”尚不具备法律地位,也不是“道德权威”,但这预示了汉代“故事”地位的提升空间和演变趋势。

汉代《诗经》学人才的地理分布及其变动

汉代《诗经》学人才的地理分布受历史遗风、都城所在地和经师传授等因素影响,呈现动态变化特征。汉初《诗经》学人才集中于鲁、东海、琅邪、山阳等郡国,徐州、兖州、豫州和青州等刺史部可谓学术中心。西汉中后期,京兆尹和右扶风所在的司隶成为新的中心。东汉时,司隶的右扶风和京兆尹、荆州的南阳、扬州的会稽和豫州的汝南等郡国都出现较多《诗经》学人才,而东海和琅邪所在的徐州、平原和齐所在的青州等渐趋衰落。在秦汉、汉代/汉朝/两汉等叙事语境下,东汉与西汉的差别容易被忽略,而东汉与西汉相比已经发生巨变,《诗经》学人才地理分布的变动即是例证。

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东汉私学论析

东汉虽然是重建汉王朝,但与西汉相比已发生巨大变化,私学的繁盛即是一例。从文化地理学视角看,私学教师主要来自陈留、南阳、北海、扶风、琅琊、汝南、颍川、广汉、京兆、蜀郡和沛郡等郡国,教授地点则分布在河南、陈留、颍川、弘农、汝南、南阳、京兆、广汉、扶风和琅琊等郡国,这些郡国所在的河洛、关中、巴蜀和齐地等区域可谓东汉私学的核心区。在各区域内部郡国之间私学的发展也不平衡,有核心与边缘之分。不同尺度私学核心的形成与其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习惯上所谓东汉文化发达区可能是私学的边缘区,而文化边缘区也有私学的核心。对不同文化因素空间分布的研究会细化对汉代文化中心的认识,文化中心区并不意味着是所有文化组成因素的中心,文化边缘区也可能是某种文化因素的中心。

近十年来黄河三角洲区域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在过去近十年的时间里,关于黄河三角洲文化、移民和经济方面的研究取得很大的成果,达成许多共识,这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这些研究成果具有宏大叙事的趋向和粗线条、高度概括性的特点;以后的研究可以借鉴区域社会史的方法,重视具体的、个案式的研究,注重拓宽史料,注重黄河三角洲区域社会发展的内在脉络。

汉代易学人才的分布及其变动

汉代涌现出许多专门或兼及研习《易》的人才,从学术地理的角度分析,西汉易学人才主要集中在齐地和宋地,其次是鲁地、秦地和楚地;东汉则集中在秦地、韩地和魏地,其次是宋地、楚地、巴蜀和吴地。汉代易学人才分布的变动,受到政治、人口、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易学人才的分布及其变动是考察汉代易学传授中心演变的一个方面。

清代黄河三角洲地方志中列女群的构成与分析

节妇、烈妇与贞女是清代黄河三角洲地方志中列女群的主要类型;在列女的简短生平记载中包含后人难以想象的生命历程;列女群不同类型的数量对比不仅透露出清代节妇增多和烈妇减少的趋势,更反映出中国传统对女性价值的定位:女性并非因其才华、容貌而留名青史,她们的真正伟大之处在于泯灭自我,保持节操。

汉代黄河变迁与黄河三角洲的开发

汉代是黄河变迁史上的重要时期,黄河主河道在西汉时几经变动,最终于东汉初固定于现行河道,并持续八百多年时间至唐后期,为今天确定黄河三角洲的地域范围提供了历史依据;伴随黄河决溢而产生的滩涂和在入海口不断淤积的新增土地,成为黄河三角洲吸引外来人口从事开发的重要动力;汉代黄河三角洲在经济、人口、城市和文化方面达到较高的水准。

西汉儒家知识分子对皇权的抗争

西汉初年,儒家的总体趋势是为汉代大一统政权服务,也体现一定的抗争精神:发挥天下为公观念以批评皇位传子的事实,宣扬汤武革命的合理性以警告统治者。西汉中期,这一抗争精神有了新的发展:从哲学上对皇权作出限制和对统治者提出禅让的要求。西汉后期,儒家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公观念为依据,发挥天命无常的思想,对皇权提出猛烈的批评和严重的警告。西汉儒家知识分子对皇权的抗争,对此后的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论黄河三角洲的移民村落

移民村落是研究黄河三角洲历史的重要线索。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移民与村落变迁结合起来考察,以推动黄河三角洲移民研究的深入发展。

汉代图书的搜集与整理述论

汉代设置专门的官职和机构来掌管和整理图书,图书管理具有严格的制度,搜集和整理图书的重点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汉代图书的搜集事业和整理方法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深刻的影响。

扬雄人性论辨析

扬雄对于人性善恶的价值判断,虽然从人与玄的关系看具有性善论的倾向,但从人与气的关系看,他认为人性善恶混;扬雄重视人性的善恶混,论证人必须发展人性中的善,提出许多措施以实现这一点。扬雄的人性论与汉代社会思潮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中国人性论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论汉代的胎教

胎教在汉代受到极大的重视,对"本始"状态的关注、对感应观念的强调和对婴儿疾病的警惕是汉代重视胎教的原因;在实施胎教过程中对孕妇本人的行为作出详细的规定,对她的饮食提出许多禁忌是汉代实行胎教的具体措施;礼在汉代社会的普及,信仰对胎教的影响,以及汉代思想家对西周初年历史的理想化是汉代胎教政策所反映出的社会文化气息。汉代胎教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

西汉“故事”考论——兼及汉代治理国政的依据

不同时期的治国理政会遵循不同的依据。西汉时,随着统一国家的发展,"故事"演变为专有名词,含义趋向稳定,并在西汉中期成为治国理政的新依据,广泛运用于行政、职官和礼仪等领域。应用领域的不同是划分"故事"类型的一个标准,而不同类型"故事"数量的多少则显示出"故事"在不同领域的影响程度。西汉"故事"形成主体多种多样,在承袭过程中逐渐去情境化,地位较为模糊,表现和预示了后世"故事"的诸多特征,是研究中国古代"故事"现象的出发点。"故事"成为治国理政依据有利于弱化规律性和偶然性自然变动对汉代治国理政的影响,为时人发挥主观性提供选择余地,但也对个体临事专断能力提出考验。

民国《续修惠民县志》的修纂与评价

民国《续修惠民县志》是在从清末到民国惠民县社会发生巨变的背景下,经阎容德提倡,遵奉山东省政府通令而完成的地方志;它在结构上采用分纲列目体,内容上详近略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浓郁的现实关怀,展现清末民初惠民的真实情态、地方特色和社会变迁;然而是志还存在目录与正文内容不一,同一主题内容分见不同卷次,部分内容重复,个别细目设置有待商榷等问题。总之,《续修惠民县志》可谓是一部体例完善、内容丰富的地方志,其不足之处主要由于客观环境不允许而导致的,是时代限制所致,不能遮盖其应有的价值。

清代利津县志修纂述论

清代利津县志的修纂历经康熙、乾隆、光绪三朝,在体例、结构与内容方面都呈现较大的变动,显示出地方志的修纂具有历史性,受到时代背景与方志理论的双重影响。地方志的内容既要继承前志,更要反映地方社会的变动;其体例需要借鉴新的理论,形成合理的结构。

吕剧起源诸问题研究述辨

吕剧研究至今有60余年历史,研究者争议最大的莫过于吕剧起源诸问题。关于吕剧的艺术之源,有较为明确的琴书和笼统的民间说唱艺术两种说法;关于吕剧起源的时间,有1880年、1900年前后、1901年、1909年、1911年、1913年、1915年左右和清末八种观点;关于吕剧的发源地,主要有博兴、广饶和博兴广饶说三种说法;关于吕剧的创始人,有孙中新、时殿元、张连俊和群体说四种说法;关于吕剧名称的由来,有谐音说、情节说、乐器说和剧目说四种说法。在没有确凿史料记载和老艺人逐渐故去的情况下,关于吕剧起源诸问题可以采取模糊的说法。

论秦汉时期孙子学的发展

秦汉时期,孙子的事迹得到丰富,军事才能受到推崇;《孙子兵法》的文本几经整理,为后世《孙子兵法》的传本提供依据;《孙子兵法》的言论被广泛征引,成为秦汉学者阐释军事思想、评价军事人物和提出军事策略的依据;《孙子兵法》的思想在战争中有着明显的体现;这些方面体现出秦汉时期孙子学的发展,秦汉时期是中国孙子学的发轫时期。

文化担当与终归覆瓿——同治《信邑志稿》的修纂与归宿

清朝时,官修方志在趋向规范化和程式化且要求周期性地进行的同时,也存在年久失修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士人就会倡修和私修。同治《信邑志稿》的修纂者峻皆氏,即是在山东省阳信县百余年未修县志的情况下,基于地方文献缺失的担忧而以一己之力完成是志修纂。是志虽然自称承袭乾隆志,实际上却改变了乾隆志的体例,调整了乾隆志的细目,并通过订正、补遗和增加等方式处理乾隆志收录的内容。作为一部私修方志,是志具有较强的能官期望、严格的正统观念和凸显的个人情感等特点,也存在细目数量过多、收录内容不确和有待补充完善等不足。修纂方志属于地方公共文化事务,是文化担当意识的体现。峻皆氏虽然籍籍无名,是志又长期湮没无闻,但他修纂是志与参加官修方志的士人一样是在践行文化担当意识。

论(道光)《重修博兴县志》的初刻本与重刻本

(道光)《重修博兴县志》存在初刻本与重刻本两种版本,目前各大图书馆所藏均为重刻本。近日初刻本的发现为研究其版本源流提供了便利。通过比较发现重刻本对初刻本的内容进行了删除、修订和增补,具有传世和整理价值,但初刻本也具有传世和补遗的价值。(道光)《重修博兴县志》从初刻本到重刻本的成书历程,为我们修纂新志和整理旧志提供了有益借鉴。

论汉代《孝经》学的发展

汉代《孝经》学获得较大的发展,体现在对《孝经》的注解、传授、引用和神化等方面。在汉代学术史中,《孝经》的地位虽不如五经凸显,但其传播面之广和在汉代社会中的影响,则超过五经。在《孝经》学史中,汉代是《孝经》学的初步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