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俗之别:中西礼俗在澳门的互动研究

以“礼俗互动”观照澳门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成为学界在“澳门学”建设与澳门研究领域的有益尝试。循此视角可以发现,澳门不单涉及一国之礼俗,而有着葡萄牙“异质”礼俗的参与。在与明清王朝政府的碰撞交流中,居澳葡人渐次形成一套顺从于中国皇权政治与文化传统的“生存之道”,并在近代葡人夺取澳门管治权后仍保有惯性。同时,随着居澳华人经济实力与社会影响力的与日俱增,葡人对关涉华人事务特别是风俗问题日渐重视,通过一系列行政与立法措施,维系华人风俗习惯与文化传统的运转。由此,澳门呈现出一种独特的中西礼俗互动态势与格局,并于互动中逐步衍生出“中礼西俗”和“西礼中俗”。这对于从礼俗互动中理解、认识澳门是至关重要的,亦可为礼俗互动研究提供又一特殊案例。

河南“七月半”节俗调查研究——以信阳二十里河村为例

信阳二十里河村的"七月半",是河南"七月半"习俗的代表。"七月半"的相关习俗,发挥着连接生者与死者之间桥梁的作用。鬼节期间,头年七月半、普通七月半(非头年七月半)是两种基本的仪式实践,所包含的仪式内容有一定差别。头年七月半不仅拥有祭奠仪式,还包含待客收礼,因而更为人们所重视,表现形式较普通七月半更为丰富多元。通过田野作业,借助一对一访谈、群访、参与观察、电话回访等方法收集第一手田野资料,试图给予二十里河村"七月半"仪式全面的关怀,同时对"七月半"的历史形成给予追溯,以研究它的历史传承和现实展演。

《南词叙录》之民俗思想与民俗价值

《南词叙录》是我国第一部,也是唯一研究南戏的论著,在戏剧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当用民俗眼光看待《南词叙录》时,发现其蕴含丰富的民俗思想,在民俗与民间文学史上同样具有无可替代的意义。

河南信阳二十里河村“七月半”待客习俗调查

在信阳二十里河村的鬼节期间,"头年七月半"、"普通七月半"(非头年七月半)是两种基本的仪式实践,其所包含的仪式内容有一定差别。尤其是"头年七月半"还包含待客习俗,显现出与河南其他地区的不同之处,表现更为丰富多元。

文本语境下的神祇表现特点研究——以明传奇为范本

明代传奇戏剧中有大量关于神祇的描写刻画,呈现出一个特殊的"神圣空间"。由于明传奇中的神祇存活于戏剧剧本之中,与现实民间信仰中的神祇存在一定差异。在文本语境的关怀下,明传奇中的神祇展现出别样的鲜明的特点。

明传奇中土地神的表现特点研究

对于拥有着古老传统的农耕民族而言,土地神在我国民间是十分为百姓所熟知爱戴的神祇,其在明代传奇戏剧中也得到了充分的描摹刻画。而由于明传奇中的土地神存活于戏剧剧本之中,与现实民间信仰中的土地神存在一定差异。在文本语境的关怀下,神性褪色、人性张扬,也使得土地神在角色形象、地位职司等方面展现出别样鲜明的特点。

基于微课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高职语文》中的应用

当前条件下,《高职语文》教学面临诸多问题,而翻转课堂模式为传统的《高职语文》教学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系统阐述了《高职语文》的课程背景,详细分析基于微课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高职语文》中的构建依据,提出了适合该课程的基于微课的翻转课堂的教学流程,并给出了该模式下《高职语文》中的"通知"内容的教学设计图。

河南安阳官房剧场及其演剧活动考述

官房剧场是一种较为特殊的神庙剧场类型,主要见于豫北太行山区,大约形成于清中叶,它的出现与当地自然环境、民俗文化和农业生产力水平有关。位于豫北太行山区的安阳现存官房剧场数量最多,境内共计六处,其中三处未曾被前人著录;并存数通戏曲碑刻和舞台题记,部分反映了清代以来官房演剧活动及其特点。这些遗存不仅为研究官房剧场以及清代太行山区村落演剧提供了实物证据,更映射出当地经济、社会及民众生活之情状,具有显著的戏曲文物与史料价值。

明代戏剧中的“牛酒”犒赏功能考--兼论“牛酒”的符号化

梳理明代杂剧及传奇剧本,发现"牛酒"主要用于君臣赏赐、军队犒赏、神灵祭祀、交欢宴饮,其中,用于军队犒赏最为多见。结合历史文献,"牛酒"用于军队犒赏的情形频见于明朝及之前历朝历代的典籍之中,不仅因其自身具有丰富的文化象征意义,同时蕴含一定的巫术思维。大量出现在军队犒赏语境下,久而久之,"牛酒"与"犒赏"构建起一个"联想式整体",其实物意义逐渐弱化,演化成犒赏的一种符号性表达。

河南信阳二十里河村“七月半”待客习俗调查

调查点概况 信阳市，位于河南省南部，东邻安徽，南接湖北，是鄂豫皖区域性中心城市。二十里河村，位于信阳市东北，距离信阳市10公里。截至2011年年底，该村共辖27个村民组，1116户，4356人，占地面积14．6平方公里，耕地4500亩。村民多在外打工，以从事建筑、服务行业为主，人均年收入达3800元。村中60岁以上者，多为小学文化程度，而45岁左右人群则基本达到初中文化程度。

“融”抑或“容”:中西宗教在澳门的相遇——以“天后圣母像”为切入点

澳门圣方济各堂中挂有一幅“天后圣母像”,是圣母形象“中国化”之体现,亦被视为中西宗教兼融的象征。纵观澳门中西宗教文明交流史,处于“守势”的中华文明与处于“攻势”的葡萄牙及天主教文明成为主角,并且呈现出政治权力语境下的角力与博弈。二者常有摩擦与冲突,但经由双方“包容、功利”的文化传统以及彼方“本土化”传教策略下对澳门传统信俗的借力,促成彼此友好对话与调和之可能,最终缔造了中西宗教在澳门“和而不同、是容非融”之格局。因此,“天后圣母像”应是在此格局下受“灰色地带”影响之产物,亦是寻求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地区民众审美诉求与心理投射相互耦合之愿景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