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宅改易官名的知识背景及历史影响——以六部尚书改用《周礼》六官命名为中心

光宅元年(684),武后推行了大规模的官名改易,不仅极尽追求形式上的制度美感,更充分吸收历史文化资源,接续以《周礼》为代表的上古官制传统。光宅官名旨在淘汰陈陈相因、名不符实的旧官名,甄选符合当下制度设计的新官名,其所选新官名的重要背景就是汉魏以后基于现实制度而产生的制度知识。中宗复位后,废止了光宅官名,但其历史影响仍然存在。以尚书六部改为《周礼》六官为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光宅改易官名不仅确立了唐代尚书六部体制的最终形态,而且为《唐六典》的编纂提供了重要的逻辑支点,同时还塑造了唐人的官制史认识,丰富了唐人的制度语汇。对光宅改易官名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观察中古时期制度与知识间互动关系的窗口。

论梁武帝“佞佛亡国”历史形象在唐代的定型

梁武帝“佞佛亡国”的历史形象是在唐代佛教与政治的相互激荡中逐渐定型并固化的。荀济、卫元嵩、傅奕等虽早有“佛害政祚”之说,但始终只是边缘之声。贞观年间,唐太宗素有抑佛之意,且在君臣论治中长期思考梁武亡国的原因,其所颁《贬萧瑀手诏》直斥“梁武穷心于释氏”,“社稷俄顷而为墟”。太宗手诏将梁武帝“佞佛亡国”说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层面,在当时及后世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唐代中后期,佛教与政治的纠葛日趋复杂,朝臣们出于维护“贞观故事”政治路线、防止危害社会经济、捍卫儒家道统等考虑而发出的反佛言论,又强化了梁武帝“佞佛亡国”的历史形象,使之逐渐定格在历史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