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小流域尺度的土壤重金属分布与土地利用相关性研究——以厦门市坂头水库流域为例

人类活动改变流域集水区土地利用方式同时提高了土壤重金属水平,并影响地表水重金属负荷。以具有明确地理边界的流域作为研究单元可能实现计量区别不同人类活动或因其引起的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重金属空间分布及其环境风险的贡献。但不同人类活动及其改变的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和地表水重金属负荷的相对贡献研究缺乏可操作性方法论。以我国典型的山塘水库小流域—福建省厦门市坂头水库流域为例,结合遥感影像解译、野外土壤重金属水平调查和GIS地统计方法,针对小流域尺度土壤重金属空间分布及其环境风险与土地利用方式相关性研究进行方法论的探索。坂头水库流域覆盖205km2,土地利用类型有林地、农业用地、城镇用地、绿地和水面等5大类。按照不同土地利用类型覆盖面积为权重,以统计最小样本数为准则,在该流域内共采集150个表层土壤样品,针对6种具有人为源特征重金属(Cu、Zn、Pb、Cr、Ni、Cd)土壤总量及富集水平进行分析,以潜在生态风险指数评价流域土壤重金属风险,并结合土地利用类型分析了其空间特征。结果表明:与林地和绿地相比,城镇用地和农业用地表层土壤重重金属水平显著较高;土壤重金属富集水平及其潜在生态风险依次为:城镇用地>农业用地>绿地>林地;城镇化加重了流域土壤重金属Cu、Zn和Cd的污染风险;土壤Pb富集水平与土地利用方式无关,可能为大气沉降来源;所有土地利用方式土壤Cr和Ni总量低于区域土壤背景值,但城镇用地的富集指数显著高于林地。基于土地利用方式的反距离加权空间插值(LU-IDW)也清晰地揭示了土壤重金属富集及其潜在生态风险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尤其是城镇化。以野外调查结合遥感卫星图像解译和基于土地利用方式的空间插值的研究方法有效地揭示了研究流域土壤重金属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潜在风险评价空间模式,为小流域尺度的环境质量演变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和案例。

从“诠释学”到“诠释之道”——中国诠释学研究的合法性依据与发展方向

依据中国学术的一贯传统,所谓"诠释学"实际上就是"诠释之道",有古今之别,更有中西之异。据此,不仅可从根本上阐明中国诠释学研究的合法性,厘清中西诠释传统和理论之间的关系,更能获得中国诠释学研究在"后西方"时代的自我定位和发展方向。中国诠释学研究所要努力探索和建构的,乃是中华文明的现代诠释之道,它将继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的诠释传统,自成一体而又具有充分的开放性、涵摄性和普适性。

现代“会通”观与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以钱钟书“打通”说为中心的考察

近年来我国学者特别关注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问题,其实,中国现代学术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认真总结。比如深入考察钱钟书的"打通"说、吴宓的"会通"说、张申府的"解析的辩证唯物论"等现代"会通"论及其与中西人文传统的内在关联,便可发现,像"打通""会通"这类传统话语在现代社会不仅没有消失,反倒获得了空前突显和扩展,并且与西方概念和话语实现了有效沟通与互释,已成功转化为既有中国特色又颇包容开放的现代学术话语。

论朱熹对理解之蔽的认识——兼论中西阐释学理论的一项本质区别

透过对典型个案朱熹的具体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古典阐释学理论与西方现代阐释学同样强调,理解之蔽的存在乃属必然而非偶然,不可能在一种无蔽状态中进行理解,更不可能在理解之蔽完全去除之后才进行理解。但中国古典阐释学理论认为,理解之蔽不止是成见,而是包括了知、情、意乃至个人气质与习性等多个方面;理解之蔽也并不是构成理解者之前理解的本质成分,它只是"本心"的发见,但不能完全遮蔽"本心",使理解成为可能的根据不是理解之蔽而是"本心";正因有此"本心",理解之蔽才应该而且可以去除。是否承认理解之蔽后面还有"本心",乃是中西阐释学理论的一项本质区别。

论中国诠释学研究的兴起缘由

"中国诠释学"研究的兴起与流行固然与成为国际显学的西方诠释学传入中国密切相关,但更根本的原因则在于,建立中国现代诠释学乃是中华文明在现代社会的内在要求,也是现代中国学术一直以"有实无名"的方式在努力探索的现代事业,更是"后西方"时代中国学者自觉承担的历史使命。从普遍的现代性运动角度探讨这一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诠释学对于现代社会的重要意义,也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思考"中国诠释学"这一概念得以成立的学理依据。

文学阐释与心理分析——钱钟书文学阐释思想研究之一

在钱钟书的文学阐释思想中,文学作品的"阐释循环"过程应包括心理分析,只有洞察"典型心理",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字词的意义、了解作者的修辞、把握作品的宗旨、判断作品的内容。此种思想的依据是认定不同作者、不同时代甚至不同文化之间"心理攸同",这是钱钟书始终坚持的一个基本主张。钱钟书的这种文学阐释思想对于西方阐释学中关于"心理学解释"的争论具有启迪意义。

“朱张会讲”的缘起、过程、特征及意义

"朱张会讲"与朱、张交往是一种政治、学术、工作、生活上的全面交往,这种交往之所以可能,与朱、张二人背后的学源相通、家世相交、朋友相共以及政治立场一致等条件密切相关。作为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事件,"朱张会讲"对于朱、张二人的思想体系之建构,岳麓书院与湖湘文化的发展,以及整个宋代学术共同体的形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基于COMSOL闭式整体构件流道电解加工流场的仿真

提高闭式整体构件气流通道数控电解/电火花组合加工效率的关键是提高其粗加工工序电解加工的效率,可尝试采用开槽、拷形一次完成的方案。由于气流通道深、窄、弯曲,首先必须面对的是电解加工间隙流场分布极不均匀的问题,通过改变阴极结构、回液孔分布及供液方式的设计,基于COMSOL对上述不同阴极进行电解加工间隙流场的仿真、比较,改善了间隙流场分布。分析表明,当进口压力为0.8 MPa,十字交叉槽槽宽为1.5 mm,锥头回液孔数量为12个,三排错开排放,间隙流场较均匀。

“天人合一”与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

天人合一观念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代表了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基调。本文着重从人的存在境域、人的物性、存在价值取向、人生境界和超越维度以及认识方式与思维方式等基本层面对于该命题进行了全新的现代阐释，初步显示了由天人合一观念所决定的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特色。

话语建设与文化精神的承继

我国学术界提出建设自己的学术话语，其本质是向传统文化精神回归；建设学术话语，就是承继自身文化精神。返归学术话语此一家园之路，应是背离此一家园之路的反向逆转。本世纪以来我们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误读和背离，使我们丧失了自己的学术话语。回归此一文化家园之路应采取直接面对中国文化典籍，从存在论角度领悟中国文化精神。

新世纪以来我国学界的诠释学诉求

进入新世纪以来,许多中国学者基于对现代中国学术的反思,提出了"回归中国"和"回归古典"的诠释学诉求,以突破一直流行的"以中解西"和"以今解古"的诠释模式。这些诠释学诉求表明,"中国诠释学"研究实是现代中国学术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当务之急。

马一浮对熊十力《新唯识论》前半部之影响

自1923年以后至1929年结识马一浮之前,熊十力在思想上已有两次重要变化,这决定了《新唯识论》初稿的基本思路是"以变易为体",即坚持一种非现成性本体论。但结识马一浮之后,后者却坚决反对这一思路,致使熊十力对《新唯识论》初稿渐生疑虑,并于最终决定修改此稿。由熊十力本人改定的前半部与主要由马一浮改定的后半部一样不再延续"以变易为体"的思路,而逐渐转向马一浮所主张的"变中见常"思路,即从非现成性本体论转向现成性本体论。这次转变实为熊十力自1923年以来的第三次思想变化。

“缘情”:朱熹治经之依据

朱熹治经时反思的依据乃是“人之常情” ,中国哲学家常以“常情”作为反思依据而“缘情察闻”。“缘情察闻”之所以既可能又必要 ,乃是因为自天地以观之则必然存在“人之常情”。“人之常情”与“常识”不同 ,它的存在也并不否定认识的必要。作为反思依据 ,中国所谓“常情”与西方所谓“理性”

中国阐释学研究的合法性何在？

周光庆认为,中国经学传统中的解释空间,是以意义信仰为最后皈依,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目的,以立足现实不断开拓为显著特征,经过历代哲人学者的努力开拓,与封建专制社会相互作用,常常是相当宏大的.周裕锴指出,乾嘉学派的"语言还原法",在重现和复制文本原意、保证理解和解释的客观性方面,对中国阐释学的建构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他们提出的"由文字声音训诂而得义理之真",标志着中国传统阐释学最终实现了"语言学转向".严春友则从现象学的视域对中西哲学的两种解释学特征作了分析,认为在中国强解释传统依然存在的情形下,建立那种旨在解释古代文章的作为一门解释技术的"中国解释学"不仅毫无必要,而且也不应该,倒是主张"居中"的现象学和现代解释学值得我们去学习,它或许可以治疗人们在肯定与否定的两极之间跳跃的毛病.李清良鉴于对中西阐释理论的研究目前已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焦点和热点,指出中国的阐释学研究如果不是从自己的时代问题出发,就不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从一种不同于西方近代传统的主体性意识角度切入中外阐释理论的研究,可能是使中国的阐释学研究获得其合法性的一条思路.

马一浮对熊十力《新唯识论》中《明心》章之影响

熊十力《新唯识论》初稿的基本思路本是承续《尊闻录》而"以变易为体"。但马一浮对这一思路却明确而强烈地表示反对,致使熊十力对原有思路渐生疑虑,并在撰写《新唯识论》后半部的主体部分《明心》章时觉得下笔甚难。熊十力最终请马一浮替其改定《明心》章且"从之不疑"。马一浮的改定使《明心》章放弃了"以变易为体"的非现成性本体论思路,逐渐转向马一浮所主张的"变中见常"的现成性本体论思路。

国学与中国之道

目前学界关于"国学"学科的设置与建设之所以存在较大争议,关键就在于对当代中国所需"国学"的实质缺乏共识。其实"国学"热的兴起和持续升温已可表明,当代中国无论是个人层面、社会层面还是国家层面,都迫切需要基于自身文化传统和国情,建立并彰显一套不完全仿效西方的现代中国之道,即自成一体的中国现代性观念和现代化模式。"国学"学科的设置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和可能的。但要真正建设好"国学"学科,必须以建立和彰显现代中国之道为旨归,合理协调古今之间、中外之间、不同民族之间、不同流派之间、不同学科之间等各个方面的关系,同时还必须探求并建立一套现代中国的"诠释之道"。

伽达默尔论“同在”:作为理解者的存在方式

"同在"(Dabeisein)是伽达默尔描述理解者存在方式的核心概念,其基本涵义是融入、参与、分有,它表明理解者的存在方式具有隶属性、真理性与辩证性。通过存在论上的"同在"概念,伽达默尔揭示了理解不仅是理解者的基本存在方式,而且隶属于理解对象即效果历史或语言世界的存在,并据此在诠释学领域驳斥了"现成在手"的存在论偏见,提出了有别于自然科学模式的真理理想和社会-政治理想。伽达默尔的"同在"概念既是对海德格尔"此在"概念的继承与修正,也是对柏拉图"分有"(Methexis)概念的复活与发扬。

徐复观对熊十力哲学的继承与突破

徐复观虽对熊十力哲学颇多批评,但从总体上看其哲学主张实是对熊十力哲学的继承、反思、拓展与突破。徐复观主张哲学思考的"基点"不应是思辨而应是实践,提倡"实践体系"与"正常之道",反对一切形而上学与思辨体系。这种主张意味着对思辨哲学的抽象性、同一性、绝对性、独裁性的消解,对哲学思考的现实性、实践性、社会性、大众性、历史性的凸显,归根结底意味着哲学探讨从专制积习向现代民主精神的转变。徐复观对熊门师友的批评应当视为熊十力学派的自我反思,他的反思与推进实是试图使熊十力学派已具有的现代精神得到更进一步的澄汰与提升,以走向更具"大地性"、更具"现代性"的道路。

图像化时代:文学的使命与命运

在文字产生之前人类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图画”时代，如今在人类文化与文明高度发达之际，我们又逐渐走入了“图像化”时代：一个几乎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通过图像来表达与理解的时代。最直接的证据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充斥着各种挥之不去的图像：广告图像、影视图像、新闻图像、装饰图像……随着图像化时代的来临，关心文学艺术之前途与命运的人们不免要问：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即那种仅以语言文字为媒介的文学作品，是否还有继续存在的可能？如果是，其价值或者说使命又将为何？一般地来讨论这个问题，当然只能得出江湖术士式的预言；但我们则试图从图像化的实质、语言文字的本性等角度出发，作出一种“理当如此”的推断。

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研究相对论

根据“中国阐释学”的基本观念 ,全球化语境意味着一种文学研究相对论。从全球化语境来看 ,特定文化语境中的每一种理论与方法以及研究都具有必然相对性。充分认识此种必然相对性 ,将使我们在文学研究中对于所有可能的理论视点都能一视同仁 ,真正获得立体的研究视野与“和而不同”的研究立场 ,敞开更为确定的意义与更为多样的可能性。